在国家里，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在社会中，孰为主体，孰为客体？谁为谁服务？这始终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其实，在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不少古代进步思想家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而君主和官吏则是应民而设、为民而立、自民而出、为民理事的仆役。《荀子》提出：“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君”由“群”而产生，由“群”而得名，应负“善群”之责。《墨子》指出，君主不是上天所立，而是人们公推出来为众人服务、管理天下的。《管子》指出，君王是应止暴理乱的需要而产生的，而真正的主体还是人民。《商君书》提出：“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时，人们既私且乱，“无制，不可，故立禁；禁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民众所立之君应该“为天下治天下”，如果“区区然擅一国”，则为“乱世”。先秦的几大思想家都认为，君主和官吏是为民众的需要而设立的，并非“天意”、“神授”；他们的任务是为人民做些管理工作，不应是“肆于民上”、“擅一国”的主人和统治者。
对这些思想观点发挥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后世之人不胜枚举。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唐代柳宗元的“官为民役”的思想。“官为民役”，是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提出来的。薛存义是柳宗元的同乡，他代理永州零陵县令两年之后即将离任，柳宗元便在江边为他饯行，并写了这篇序来送他。柳宗元指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也就是说，官吏是人民的仆役，而不是奴役人民的老爷。人民出钱雇佣他们，是让其为民公平办事。他们不为民办事，反欺盗于民，榨取民脂民膏，人民却不能黜罚他们，这违反了官为民役的根本道理。柳宗元这个思想犹如一把尖刀，触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痛处，也是痛斥“父母官”的檄文，今天读来仍有启迪意义。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民众？今天的领导干部应当感悟此理，并时时有所警惕。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民与官的关系不可能真正形成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柳宗元也不可能否定整个官僚制度。我们也不能把柳宗元的“官为民役”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相提并论。但应当承认，他的这些见解，与近代“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有相通之处，直到今天，仍然是肃清封建思想余毒的有力武器。
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妨把“官为民役”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看一看自己如何摆正与人民群众的位置，如何执政为民，如何履行职责，切实做到爱民、亲民、利民、富民、取信于民。
领导干部学习古人“官为民役”的思想，关键是要坚持执政为民。在日常工作中，领导干部要真正将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当作决定自己命运的“上帝”，真正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最大的靠山，从而自觉自愿地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以最虔诚的态度来为之服务。只有从思想深处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人地位，摆正了公仆位置，在感情上和老百姓心连心，在思想上和群众产生共鸣，才能在工作上倾全身之力，尽公仆之责，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时时处处尊重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注意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认识到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关心爱护群众，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与群众零距离接触，了解群众的情绪，摸清群众的脉搏，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