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夏之交，几起特大安全事故的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中石油前总经理因重大井喷事故、北京市密云县前县长因密云灯展践踏事故、吉林市前市长因吉林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先后引咎辞职。这三名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从制度上显示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从严治党、依法行政之决心。此事公布以后，群众为之拍手称好。但也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说是领导工作本来就难做，如此一来，长期下去，将是“官不聊生”。
“官不聊生”一词的冒出，乍听起来还真有些惊诧，使人自然联想起“民不聊生”的场景。所以，也不需给“官不聊生”任何具体的诠释，此语一出，其义自现。但细细想来，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官者，管也。严格地说它是一项特殊之职业。带领也罢，导向也罢，其实就是一种责任而已。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肩负着“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因而，除了知识、经验、眼界、胸怀、能力外，还应有勇气和奉献。领导工作并非种庄稼，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不是做数学题，一加一得二，二加二得四。它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领域，是一个遍布不确定因素的过程。因此，领导工作没有天衣无缝，没有万无一失，没有百分之百的“保险”。鉴于类似种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做官确实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这就需要为官者忠于职守，时刻想到自己所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丝毫不能懈怠与马虎。何况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决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而是要切实承担为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再说，重庆井喷等三起责任事故，如果管理严格，遵章办事，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作为行政主要领导，他们对下属单位安全防范措施监督检查不力，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对死难者家属、对人民群众、对当地政府、对本行业、对社会舆论，他们都难辞其咎，主动请辞应当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毫无疑问，引咎辞职制度的推行，一定能给领导干部以警醒。法纪是无情的，原则是无情的，谁触犯了、违犯了都要受到无情的惩罚和处理。
“行政问责制”及引咎辞职制度的推行，显然是一种进步。“问责制”即追究责任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政治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问责制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中国有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历史，“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一些人看来，当官可以光宗耀祖，获得丰厚的俸禄。在“官本位”体制下，除非是违法犯罪受到法律惩处，一个人一日为官，就大可行使权力，享受待遇，终身受用无穷，哪里有动不动就被询问、质询、弹劾的道理？哪能辖区内一出点儿什么事儿就要求主要领导公开道歉、要求第一责任人引咎辞职？所以我们以前经常看到，尽管有的部门或人员对于某起事件、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要认真追究他们的责任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往往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有时简直比登天还难。
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政治问责制度，将对传统的“官本位”观念造成空前巨大的冲击，进而在中国构建起崭新的政治道德。在政治问责的现实压力之下，“太平官”、“逍遥官”们尸位素餐的历史将彻底终结。新的政治道德要求，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为官的目的不是光宗耀祖，不是发财享受，而是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领导干部的职责就像是清道夫，做再多的工作也不算多，但哪怕有一件事情没有尽力去做而出现了问题，就可能会成为有目共睹的缺点，就可能会被公开批评指责，甚至被追究责任。为此，领导干部必须树立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提高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水平，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才能不辜负人民的重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全力打造“责任政府”，要求“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只有忠实履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做好各项本职工作，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预料，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将会愈来愈完善。我想，倘若有一天，领导工作这门职业真正成为了全社会最难的职业之一、最崇高的职业之一，对国家、对社会、对群众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