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爱听真话与敢于说真话是有关联的。只有领导干部听得进真话，下属、同事、群众才敢讲真话，才会讲真话，才能获得“兼听则明”的好处。假如合口味的就听，不合口味的就斥责，那么谁也不会同你讲真话，即使一些本身爱讲真话的人，也不可能同你讲真话。这样一来，一些领导干部就听不到真话，就会弄得闭目塞听，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做出一些错事、蠢事来。不愿听真话的人往往是不爱讲真话的人。因为不愿听真话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心存私念、不敢面对现实、不敢面对自我的人，也就很难指望他讲真话了。
大凡明智的领导干部，却是愿意听真话的。因为只有听到真话，才能了解实情，才能为制定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愿听真话，并且这种不愿意常常是导致假话盛行的重要原因。古代有一个叫裴矩的人，他在隋朝做官时是一个以阿谀奉承著称的佞臣，但归顺唐朝后，却成了一个刚直不阿的诤臣，深得唐太宗器重。对裴矩的前谀后诤这一奇怪现象，元朝名相拜统解释得既形象又透彻：“盂圆水圆，盂方水方”。裴矩在杨广这个“圆盘子”里，是个八面玲珑的谀臣；而在李世民这个“方盘子”里，就是个忠直敢谏的诤臣。可见，只要各级领导干部“求真若渴”了，讲真话的良好风气就会逐渐形成。
爱听真话，需要领导干部拥有民主作风、宽阔的胸怀和良好的修养，也需要学会和练就识别真话、假话的本领，以避免用“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形而上学公式去判断人们的真话。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个极好的例子：“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意，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由此看来，曹操是懂得一点辩证法的。他知道，北征胜利虽可以证明击乌桓之举是正确的，但并不能证明那些主张缓征的谏言就一无可取、完全错误；因而他不但不揪别人的辫子，反而赞赏不已，奖掖有加。
爱听真话不容易，敢于说真话就更不容易。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惯于、甚至癖于说假话。而说假话的危害，是有历史教训的。殷鉴不远，不可忘记。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浮夸风”日渐盛行，各行各业都不断提出了“跃进”的指标，一茬高过一茬；到处都捷报频传，一张胜似一张。粮食的高产捷报从亩产千斤到万斤，又从万斤到十万斤。略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偏偏很有经验的人，甚至科学家，也绝少道出真相。为什么？因为缺少胆量和勇气。
说真话，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报实情，不欺上瞒下，不文过饰非，不弄虚作假；有问题敢讲，有缺点和错误敢于批评。说真话，首先要端正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为了牟取私利。说假话、报假情，是对党和人民利益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它只能糊弄一时，不可能持久。说真话，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加强品德修养。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共产党人说真话是对党忠诚老实的表现，反之，就是对党欺骗。坚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品质。要做到说真话、不说假话，仅仅具有坚定的志向和无畏的胆量还是不够的，还要掌握和吃透真实情况，通过深入艰苦的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民苦；还要平等待人，至诚待人，和老百姓心贴心、心连心。只要老百姓真正不把你当外人，就一定会乐于、也敢于向你讲真话、诉真情。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千万不能走马观花，稍一观望，就把沙子当黄金，把溃疡看成桃花，胡吹诌，乱拍板。要做到这一点，还要有必要的理论、政策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善于识真伪、辨黑白，摒弃片面性和绝对化。
爱听真话、敢讲真话，不仅是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领导干部有能力、有信心的表现。所以，爱听真话、敢讲真话，理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共同遵守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