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吴军援兵抵达吉安时，他们距离吉安府城尚有四十里，而且中间还隔着一条江。部队欲渡无舟，马宝倒显得很镇定，也没有让人四处找船，他说没关系，反正我们援兵到此，清军必定要过江前来阻击，等他们半渡时，我们就发动攻击。
不久，清军果然前来渡江，王绪连忙让马宝指挥半渡而击，谁知马宝却来了个闷声不响，经再三催促，他又改了主意，说还是等清军渡过江再打吧，那时他们尚未立足扎营，王将军你击其前，我抄其后，打他个猝不及防，然后再乘势抢夺清军的船只。
按照马宝的说法，此乃一箭双雕的必胜之计，又消灭了渡江的清军，又能靠抢来的船只迅速渡江，同城中守军相呼应，内外夹击清军。听起来似乎也挺有道理，王绪只能默默无言。
等到清军渡毕登岸，王绪立即率自己的前军直扑过去，与之展开厮杀，清军立足不稳，“矢尽兵伤，又不取胜”。可就在这个时候，由马宝直接指挥的后军却按兵不动，战斗变成了一部分吴军与清军的单打独斗。
一退起来就没个完
王绪肺都气炸了，他只身赶往大营找马宝，发现马宝不在，问士兵，士兵告诉他，马宝在地坎里。王绪奔向地坎，一眼便看到了这位三军统帅果真正蜷缩着躲在地坎之中！
王绪上前催马宝起身督战，马宝居然颤抖着说：“火炮厉害，暂且躲藏。”王绪又急又气，当下不管三七二十一，飞身跳下地坎，愣是把马宝从里面给强拖了出来。
马宝回到大营时，天色已晚，两军各自鸣金收兵。马宝又找王绪商量说，敌我两营相通，晚上恐有不测，不如乘月明途清，让部队退五里下寨。
王绪白天看够了马宝的熊样，知道他其实还是怕死胆怯，自己有心留下来，但马宝的后军一走，前军就变成了孤军，于是只得附和。
马宝下令后军变前驱，往后急退。让王绪始料不及的是，说好只退五里，后军却一退起来就没个完，五里变成了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仍然不停步。王绪急忙大呼不要再退，就地停止扎营，马宝不予理睬，又一口气退了十里，才停退安营。
退得这么远，显然已没有与过江清军一决雌雄的打算。次日，王绪催促马宝出战，马宝继续推说官兵长途跋涉，身倦体乏，须休息两天再战。王绪不甘心，隔了一天又去促战，马宝仍不肯动弹，给出的解释是待清军过来，以逸待劳……
本来吴军援兵的抵达曾让清军感到紧张，喇布不惜分出围城的一半部队，由将军额楚率领渡江迎击，但渡江后依旧失利。就在额楚惴惴不安，担心吴军会乘胜一鼓作气将他的部队赶下江的时候，却发现吴军已经悄然后退扎营，而且数日不战，这不仅为他提供了喘息之机，也让他看出了对手的消极怯懦，于是十天后便主动发起了攻势。
在额楚的指挥下，清军出动万人直捣王绪位于大路的前军军营，另外两支部队则用于抵御屯于左右坡的其余吴军。面对清军的进攻，王绪军众寡悬殊，被杀伤过半，危急之中，王绪再三向马宝求援，马宝只是按兵不动，急得其属下总兵攘臂大呼：“王将军被逼如此，怎能坐视？请率兵救援。”马宝见状，才令所部做出援救的姿态，把王绪军从几乎全军覆灭的噩运中拉了上来。
这一仗，王绪军伤亡惨重，但就因为其余部队没有损失，马宝就认为是打了大胜仗，并以此为由决定打道回府。他对王绪说：“我等乘此一捷正好班师。吉安阻江，哪能飞渡？待以后再整大军来援吧。”
从马宝率部到达吉安，一直到其不攻自退，其间喇布只有一半的兵力可以用来围城，城外漏洞到处都是，然而吉安城内却始终一片寂然——守将韩大任开始是不知援军到来，后来马宝也派人去通报了，可他又听说马宝已经降清，怀疑马宝是来诈城的，所以既无一人一炮接应，也没有乘此机会突围。
及至马宝回师湖南，吉安已被围困达两百余日，但清军仍然没有能够攻下吉安。朝中上下坐立不安，议政王大臣鉴于“今吉安事势如此”，集体向康熙递交奏本，提出江西绿营及炮铳等火器不便急于发往湖南，还应用于收复吉安。
其实这时的吉安守军也已粮尽援绝，韩大任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遂用幕客兼好友孙旭之计，率部趁夜半偷偷出南门，从江中的白鹭州步行穿过，随即远遁而去。由于他们出城时又是发炮又是擂鼓，把声势造得挺大，清军以为是劫营，惊扰终夜，不敢轻易出战。直到第二天天亮，察知守军已经逃遁，清军才进据空城。
韩大任从吉安逃走后转袭江西各地，然已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其时，清军虽然尚未最终收复福建、广东，但在闽粤数路都已告捷，局势也越来越明朗。一天，韩大任与孙旭登上山峰，纵论天下形势，孙旭对他说，如果现在还是平凉犄角汉中，广东相连福建，天下局势或尚不能确定，但听说王辅臣已经倒戈，耿精忠、尚之信亦将相继投诚，这就不一样了：无平凉，则汉中摇动，四川坐以待毙；无广东，则湖南腹背受敌。
“安危存亡的危机，不可不明察啊！”孙旭的一番分析让韩大任醍醐灌顶，于是拔营至福建的杰书军前投诚。在此前后，清军按照康熙“剿抚并用”的政策，将江西境内的其余大小反清武装也一一予以解决，一度几乎被吴、耿联军完全攻陷的赣省终被平定。
孕育已久的大战
康熙每次对战争进行部署，都主张集中兵力，形成力量对比上的优势，所谓“满兵之势贵聚，聚则处处攻战，始克有力”。在陕西、福建、广东及江西被逐次平定的前后，他得以腾出越来越多的兵力，将其调集于湖南战场，用以对付吴三桂，但效果却远不能令人满意：岳乐围攻长沙逾年不下，勒尔锦、尚善踟蹰不前，既不能攻克岳州、澧州，在牵制吴军，支援长沙方面也不够得力。
战场堪称军人的试金石，武将们平日里不管包装得有多神气，进入战场之后，是骡子是马终究会现出原形。平叛战场已经持续多年，这种暴露就更加充分明显，吴三桂一方的将领固然有许多不堪大用，康熙一方良将涌现的速度其实也不令皇帝满意。在湖南战场上，以康熙的眼光来看，仅岳乐、尚善尚能出谋划策、执行军务，其余如勒尔锦等皆庸碌无能，只知装腔作势之辈。即便岳乐、尚善，康熙对他们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认为岳乐智谋有余，但显得过于谨慎，尚善则胆略不够，两人都无法推动战局取得突破性进展。
王室贵胄不再是任命大将的唯一标准，勇悍善战才是，康熙逐渐认识到，在岳州会战这样的牵动全局的硬仗中，己方只有拥有像吴军大将高得捷那样的角色，才足以鼓舞士气和军心，于是他断然决定起用穆占。
穆占是在西北平叛战争中涌现出的满洲骁将，他每战必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并在多次重要战役中率先击败敌军，战功卓著。康熙破例任命他为实授都统，佩征南将军印出征湖南，同时从陕西、彝陵、荆州等地抽调八旗精锐归其统辖，使其兵额数与岳乐军相近。穆占在出征前，康熙又将其特召进京，面授机宜，足见期望之深，他后来说：“穆占所领陕西、荆岳诸处将士，皆经简择，平定湖南，唯此精兵是赖。”
1677年初，在康熙的统一部署下，尚善做水陆夹攻岳州之势，勒尔锦提兵临江，图海扼守汉中要路，下檄进兵四川。所有这些动作除了相机进剿外，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迫使吴三桂从岳州分兵，“以分贼势”，然而吴三桂到底戎马一生，老奸巨猾，他识破了康熙的用意，轻易不肯分兵，一直都集中力量要先解长沙之围，以固其根本。
一场孕育已久的大战终究难以避免，3月6日，穆占奉命率精兵抵达长沙，两军随即在长沙城外摆开了阵势。是时，清军在岳乐的指挥下，布阵于长沙东南的官山之后，吴三桂则陈兵于长沙西南的浏阳门外，与岳麓山连营。两军亘延数十里，对峙而阵。
4月2日，激战首先在官山一带展开，岳乐兵发十九路，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绵延至城西南，长达数十里。吴三桂见状也发十九路应之，吴军最先出阵的是在吉安会战中本有上佳表现，却被马宝拖了后腿的王绪，没想到刚刚交锋，王绪便陷入清军重围，一时间，王军“旗帜尽偃，金鼓无声”。
战场向来瞬息万变，成败与否，往往就在电光石火之间。就在城上观战的吴军尽皆失色，以为王军定当全没的时候，忽听火绳枪连发，声如急鼓，枪响处，清军骑兵纷纷从马上堕落。众人正在诧异，王绪已率军从清军的重围中杀出，“冲突无前，莫有撄其锋者”。
王军有惊无险，最终全胜而返，但吴应贵（吴三桂的侄子）、夏国相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他们这一路遭遇的正是穆占及其八旗精锐。
吴三桂对八旗军的畏惧，其实来自明末双方在野战中的交锋。还在那个时候，八旗军的骑兵攻击技术就已经发展得十分纯熟，他们的骑兵分为两种，一种从头到脚包着重甲，甚至连战马都披着甲，称为重甲骑兵，还有一种仅着锁子甲，相对轻便灵活，称为轻骑兵。冲锋时，重甲骑兵持长矛及长柄大刀突前，居后的轻骑兵则手持弓箭，用箭雨迫使敌军阵脚散乱。除此之外，还有一支挑选出来的顶尖精兵，称为摆牙喇，他们起先并不直接参战，而只是骑马观阵，看到战局有利，便包抄敌阵追杀溃散之敌，战局不利，即立即相机助战。
与八旗军相比，明军“骑射、胆略素不精锐”，即便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也不占上风，所以当时明军将领也包括吴三桂在内，都力避野战而更多地利用火力优势凭城坚守。
到了康熙朝，八旗军的基本战斗力仍在，缺的就是一个能把精锐骑兵重新捏合在一起，同时又能协调指挥，身先示范的勇悍之将。穆占做到了这一点，吴军根本就挡不住他所发起的骑兵冲锋，搏战中，吴应贵为流矢射中脸腮，堕马落地，差点当场为清军所杀，在夏国相的力战下才得以脱险。
吴三桂之所以敢破例与清军在城外展开野战，对类似状况的出现自然早已有备。在穆占乘胜率兵逼近长沙城池后，吴军火器部队立即出城列阵，他们以鹿角、挨牌在前阻遏战马，以持火绳枪的鸟铳手在后进行射击，但骑兵的速度实在太快，来如风雨，火器阵地转眼就被穆军前锋冲垮了，后者直抵城下，其他护军骁骑也紧紧跟进。
吴三桂准备的另一个秘密武器是象阵。经营云南期间，他特别驯养了四五十头战象，以往逢战必排为前队。大象主要产自中国的云南、缅甸等热带国家和地区，生长于中国东北部的满洲兵及其战马没有见过这种动物，见之辄战栗而退。
这次因为作战规模大且事关紧要，大象们被预先埋伏于冈下，待到火器阻击失效才驱之而出。吴三桂预计象阵一出，准保能把清军冲得稀里哗啦，大败亏输，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象进入战场后，见到穆军反而惊慌失措，争相退走。
马吓退了象
吴三桂的秘密武器全部失灵，倒是岳乐军帮了他的忙。见穆军取胜，岳军也上前助阵，但这些官兵大多未穿战甲，而且秩序混乱，往往十个或二十个人在一起，不成队列地穿插在穆军作战区域，对穆军攻城形成了严重干扰，加上象阵的突然出现，穆军阵脚大乱，皆“披靡而走”。
官山之战，清吴双方各出十九路兵马，实际交锋的是作为双方主力军的三路，即王绪、穆占、马宝三路。两军呼声震天动地，由早上杀到中午，杀得血浆飞溅，难解难分，至中午时分，天色忽然大变，暴雨倾盆，才各自敛军收兵。
当天交锋的三路，吴军方面王绪、马宝双双取胜，清军仅穆占一路得手，但“杀伤略相当”，总的伤亡都差不多，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对这一结果，两边都不太满意，清军以八旗精锐参战，将领差不多也是最好的，其中岳乐在清军统帅中最懂兵事，穆占则是最骁勇的满将，然而仍不能战胜吴军，免不了让将领们感到沮丧不已。
吴军一方其实也高兴不起来。一直以来，吴三桂都不愿意主动与清军展开大规模野战，无外乎缘于他深知野战是对方所长，尤其八旗军骑射技术精湛，贸然与之开战，胜率不高。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要在官山打呢？皆因此时吴军外援尽失，已陷于孤立，只有取得一次公认的大捷，才能抑制军队中已经逐渐低落的士气。
对吴三桂而言，官山一战实有铤而走险、背水一战的意味，战前他憋足了劲，“初意气吞官山”，甚至“欲自与安亲王决战”。看到连花甲之年的老王都恨不得亲自上阵搏杀，其麾下将士自然也都被鼓动起来，吴军的参战部队系关宁铁骑和起义军余部的基干，他们久经战阵，又被多年蓄养，情绪被调动起来后确实能发挥最大潜力，此次与八旗精锐展开野战，非但未被压制，还取得了两胜一负的战绩，即为明证。
可是即便如此，吴三桂也未能得到他所要的那个结果，毕竟像这样众志成城的主动决战，他只能偶尔为之，若“一鼓作气”不成，再搞下去很可能“再而衰，三而竭”。尤其在穆占那一路，八旗发动骑兵冲锋时那种摧枯拉朽般的气势太令人震撼了，当看到吴应贵中箭受伤，接着又下起大雨，吴三桂已经大为泄气，一边说着“天意不可测”，一边传令各部退守城中，不再与清军接战。
吴三桂一贯迷信，他不但觉得大雨不吉利，而且事后认为象阵也非常蹊跷——你想，以往都是象吓退马，这回怎么会变成马吓退了象呢？
其实若仔细分析，很可能是穆军骑兵冲得太猛，战象过去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所以才临阵而逃，然而吴三桂不这么想，他断定这是不祥之兆，预示着自己将日薄西山，从此忧心忡忡，再也没有了与清军在长沙城下决一死战，必平之而后已的信心和勇气。
吴三桂的直觉其实也并没有错，尽管清军攻取长沙未果，但由于耿精忠、尚之信相继投降，福建、广东悉定，清军事实上已完成了对湖南的战略包围。吴三桂自度前景不妙，自己先由长沙退往湘潭，后又退往衡州，其间为摆脱吴军在湖南三面被围的困境，他派遣胡国柱、马宝等七名将军，率三万人马，对江粤咽喉之地广东韶州发起进攻。
吴军的这次出击既有图谋广东的念头，更有牵制湖南清军的打算，康熙对此了然于心，他指示已经入湘的诸将专注于湖南，无令不得分兵，“据今时势，剿灭吴三桂甚为紧要，大兵进取，务贵神速”，同时命江宁将军额楚赴援。
在额楚率兵到达之前，坚守韶州的重任落在了镇南将军莽依图身上。莽依图系子袭父职，和傅喇塔一样，他在顺治朝的征战中就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初年，莽依图曾参与以图海为督师的茅麓山战役并立下战功。茅麓山当时由号称“小闯王”的李来亨固守，此山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加上起义军非常顽强，所以令清军损失惨重，大吃苦头，后来京城中的满人只要提到茅麓山就害怕，乃至于形成了一句谚语“又上茅麓山”，意思是接到了一件难于登天的险重苦活。
“上过茅麓山”的莽依图勇不可当，部属也多为打仗的好手。军官巴尔堪的父亲系开国诸王之一济尔哈朗，由于他是庶子，未能得授亲王贝勒等爵位，也因此无资格独自统领一军，但像当时的其他许多底层皇族一样，他们都有一种身为宗室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在战场上敢拼能拼。此前巴尔堪已经多次负伤，这次守城又负重伤，然而他拒绝后撤，将伤口包扎后依然在前线奋力搏击。
在莽军的死守下，胡国柱等人虽日夜攻城，志在必得，但却屡屡失利。吴军急切之下又是截断水运，又是占山发炮，此时额楚率军赶到，莽依图趁势自城内杀出，两相夹击，吴军死伤累累，被迫退出了广东。
分崩离析
争锋广东未能得逞，吴三桂便悉锐转攻广西，以确保湖南后方。广西的孙延龄在反叛初期由于很快控制了广西全境，所以甚为嚣张，与吴军也呼应得不错，但他和耿精忠、尚之信等人一样，都不把吴三桂放在眼里，与吴三桂书信往来，称名不称臣，也不用其印札，自己“铸印设官，变置州县”，吴三桂对此很是反感，嫌隙由此而生。
孙延龄不仅为吴三桂及其左右之人所厌恶，就是他自己的属下对他也多有不服之处。此人一向贪赃索贿，起兵后失去约束，更加肆无忌惮，他在自置州县中封拜文官，都是看谁给的贿赂多就把肥缺好缺给谁，在自己捞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广西官兵却不能按时从孙延龄那里得到军饷，于是军心思乱，士兵鼓噪哗变，吓得孙延龄夫妇被迫逃匿于小民之家。虽然变乱很快就被平息，但孙延龄已经威望大损，权力也受到了削弱。
更有甚者，孙延龄平日与另一位广西叛将马雄不睦。孙延龄以广西首领自居，想要马雄服从他，但马雄根本就不买他的账。有一次，孙延龄派人拿着高脚牌去召马雄来见，高脚牌是一种用以张贴告谕的长方形木牌，因下支柱脚，供人肩扛手举而得名，马雄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大怒道：“竖子无礼！”当即将木牌砸得粉碎。
孙延龄在与人打交道方面从来不知变通，听说马雄砸他木牌，第一反应就是提兵来攻。马雄号称悍将，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交手之后，孙延龄反被马雄击败，不过马雄也被流矢射中面颊。两人自此势同水火，吴三桂本来就疑忌孙延龄，在这场纷争中，他采取了轻孙重马的策略，这使孙延龄大失所望，于是逐渐萌发了反正之意。
在尚之信乞降后，康熙加紧了对广西叛军的招抚。当得知孙延龄之妻孔四贞“无刻不以太皇太后为念”，有归降之意时，他特派督捕理事官麻勒吉至大将军喇布军中，对孔四贞进行招抚，并让她劝丈夫反正。除此之外，原任庆阳知府傅弘烈正在孙延龄处，傅弘烈虽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阳附吴三桂，但身在曹营心在汉，也极力劝孙延龄斩断与吴三桂的关系。
在孔四贞、傅弘烈的不断劝说下，孙延龄下决心反正归清。不料此事被马雄所侦知，马雄密告吴三桂，主张孙延龄既有异志，就应赶快杀掉以绝后患。1677年10月，吴三桂派其侄孙吴世琮、大将马宝至桂林，以劝和孙马两家，进攻广东为名驻师城外。孙延龄不知道马雄去吴三桂那里打了他的小报告，稀里糊涂地跑到城外迎接吴世琮，结果被当场斩首。
天道好还，孙延龄被杀十多天后，告密的马雄也病故了，吴世琮、马宝遂以吴三桂的名义接管广西。然而他们太心急了，没有顾及广西的人心向背，孙延龄的部将们怨恨吴军跋扈，不愿让吴军待在广西，而孙延龄虽死，其妻尚在，孔四贞自小在军营长大，并不是个普通女子，她当即穿上戎衣，击鼓升堂，代夫理军，率部与吴军作战。
康熙得报，命麻勒吉、喇布晓谕招抚广西叛军，“以朕赦罪论功之意概行晓示”。孙延龄部将在擒斩吴军桂林守将后，即向朝廷投诚，孔四贞随即还京，清吴两军在广西呈现出胶着状态，这也意味着吴三桂将广西打造成为后方基地的计划化为泡影。
吴三桂起兵之初，势如鼎沸，咄咄逼人，似有取代清王朝之势，然而仅仅几年之后便形势日绌，不仅在军事上丧失了主动权，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便是方光琛的被黜。
作为吴三桂帐下的第一谋士，吴三桂原本对方光琛言听计从，宠信有加，亲近程度甚至有过于婿侄。初起云南时，方光琛曾忠告吴三桂，认为吴应麒、夏国相不能大用，马宝应予提防，吴三桂都一一听从，对吴应麒、夏国相不予重用，对马宝则不予信任。可是自兵抵湖南，旗开得胜后，吴三桂一方面自我感觉良好，另一方面吴应麒、夏国相、马宝恨方光琛切齿，不断在其面前挑唆，攻击方光琛“为人不端”，把他比作春秋时吴国的大奸臣伯嚭，直接称方光琛是“吴太宰”（太宰为伯嚭的官职）。吴三桂经不住他们的挑唆，久而久之，对方光琛心生芥蒂，渐渐疏远，直至令方光琛出为巡抚，后又将其罢官解职。
方光琛为人狡诈，仅从其先后劝吴三桂降清又反清来看，政治品格和私德就上不了台面，但他毕竟足智多谋，尤其是在另一个谋士刘玄初死后，更已成为吴三桂身边中唯一的智囊，吴三桂罢黜方光琛，等于是自断臂膀，使其在军事上更显被动。
称帝
随着疆域的缩小，吴三桂在经济上也陷入了空前的绝境。滇黔是边地穷省，粮饷历来仰诸江南财富重地，而自吴三桂反叛以来，从未能够据有江南各省，川湖赋税又不足以供军饷，于是仅一年有余，吴军便出现了军饷告匮的情况。次年年底，在吴军控制区内，连官员的官俸、衙役的工食都被拿出来充作军饷，但仍旧不够用，前线催征急如星火，无奈之下，被迫提前征收第二年的钱粮，“官民俱困”。
后勤匮乏的问题日益对前线形成严重困扰。1676年，吴军屯聚湖南与清军作战，各部“馈饷不给，军士胥怨，民多远避”，据从彝陵附近逃出的吴军士兵说，那里的吴军整整三个月都没能得到一点钱粮。至1678年，三藩之乱的第六个年头，吴军已经只能靠“打粮”，也就是抢掠民间粮食来维持生计了。
吴三桂以垂暮之年重出江湖，枕戈执矛，征战沙场，本指望能打到清廷服气，至少实现划江而治的目标，然而五年过去了，吴军竟是越打越颓，“逼洞庭而不即渡，得剑南而不能守，仅徘徊衡湘间”。吴三桂自然极不甘心，他当年已经六十七岁，余生无几，不知不觉便动起了称帝的念头。
吴三桂想过皇帝瘾并不偶然。虽然他在起兵时以反清复明号召天下，还声称要立明太子，其实都不过是出于宣传的需要，他内心根本就没有这些信念——要有的话，当初又何必降清和残杀永历？
既然如此，在已无可能流芳百世的情况下，坐一坐龙椅，让自己风光一把，也就成了吴三桂必然会做出的选择。除此之外，称帝也是他借此蛊惑人心，以做最后挣扎的一个手段。
当年李自成在山海关兵败后，匆匆跑回北京城称帝，然后仅仅做了一天皇帝就离京退回了陕西。闯王这可不是在过家家，以做皇帝为无聊游戏，他是在做激励士气，重振雄风，卷土再来之想。同样，吴三桂虽战事不利，但尚未到自感末路，心灰意懒的时候，他对前途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称帝对他而言，与起兵时公布反清檄文并无二致，都可以起到以皇威号令天下，重新振作，以图大举的作用。
在吴三桂的授意下，众人相率劝进，为了方便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当皇帝，又特地找人写了一篇辞藻华丽的劝进表。经过百官的“拥戴”，吴三桂决定正式称帝，在把自己及其政权提升到与清廷同等地位的同时，也借此为其叛清行为正名和涂彩：如果你清廷还把我称为“贼”，那么你们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也是“贼”，明朝的叛贼！自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今我也是一国之君了，大家都是过来人，谁也没资格埋汰谁！
1678年3月23日，是吴三桂命人卜定的吉日。登基之前，照例要先在衡山的雁峰寺旁筑坛设祭，时逢雨季，就在前一天半夜里，突然大雨倾盆，卤簿仪仗被淋得污秽不堪，众人用松叶铺地才得以走到大坛。这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不过当日凌晨即雨过天晴，彩虹当空，吴三桂闻之大喜，认为老天已应许他称帝，当即头戴皇冠，身着朱衣，以帝王装束乘马出宫，来到衡山祭天。祭天完毕，他乘辇返回宫中，在一片山呼万岁声中，宣布即皇帝位，国号为周。
吴三桂是把称帝当作正经大事来办的，他不仅大封文武，给大小头目加官晋爵，还建立了庞大的后廷机构，设有职掌不同的各级太监。不过在当时的局势下，他所能拥有的物质条件已非常有限，只能暂以衡州府署为行宫，殿瓦也来不及更换为黄色，只能涂上赤黑色的漆暂代，另外又临时搭了万间席棚以作朝贺。
就在吴三桂接受百官朝贺之际，天色陡变，狂风大作，竟把朝贺席棚卷入空中。俄顷骤雨如注，在大雨的冲刷下，刚刚涂上漆的殿瓦也露出了本色，现场一片狼藉，吴三桂只好草草结束了登基仪式。
尽管风雨来得让人扫兴，但吴三桂称帝仍然给其政权和军队打了一针强心剂。此前吴军在湖南前线再遭重创，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收复浏阳、平江，招降吴军水师于湘潭，征南将军穆占更是连下永兴等十三城，不仅彻底粉碎了吴三桂进犯广东的企图，而且已进逼衡州，致使吴三桂刚刚称帝就必须面对清军兵临城下的危险。
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吴三桂挟称帝所短暂造成的人心士气，将云贵军队尽数调至湖南，摆出了倾巢而出，誓与清军决一死战的架势。随之而来，一场比官山之战更为艰险的战役开始了。
血流成河
1678年7月，吴三桂集结马宝、王绪、胡国柱等所统的精锐部队，率先对永兴发起强攻。
永兴乃衡州门户，距衡州仅百余里，乃吴军必争之地，而且如果吴军能够重夺永兴，也能顺势缓解清军在岳州方面的攻势，因此吴军把刚刚蓄积起来的士气几乎全都倾注于此役，官兵“有必死之形”。相比之下，穆占军虽连战连捷，但因新收复之地增多，不得不分兵防守，穆占本人驻屯于郴州，守永兴的是都统宜里布，无论守将还是兵力都处于劣势。
永兴攻守战的激烈程度前所罕有，真可谓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清军打到了兵竭力穷的地步，宜理布及护军统领哈克三都相继战死沙场，幸亏前锋统领硕岱率兵来援，才得以夺路杀入城中继续死守。
硕岱是侍卫出身的将领，曾因救护顺治而在宫中赢得英雄的声名，以后又参加过顺治朝的南征，同时他也是平叛战争开始时，康熙向荆州所派出的八旗先遣部队指挥官之一。尽管硕岱能打敢打也有经验，但在这种兵微将寡、独守孤城的情况下，显然很难坚持多久。眼见永兴危急，康熙忙命正驻屯于茶陵的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派兵增援。
在吉安会战中，喇布率重兵围城，却被吴军乘隙冲入螺子山大营，吃了拿了不说，还抢去了作为令旗的蜈蚣旗。之前清军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康熙盛怒之下，将随喇布出征的参赞大臣全部解任，代之以一批新任命的官员。喇布身为坐镇指挥，调度一方的大将军，不能未雨绸缪，提前预防，自然更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加上吉安守将韩大任逃走时，他又没有亲自率兵追击，更被康熙认为罪责难逃，只是大敌当前，才让他在军中继续戴罪立功。
如果光看康熙的谕旨批示，很多人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喇布就是一个贪生怕死、庸碌无能的皇族纨绔子弟。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要知道，喇布在担任大将军时才不过二十一岁，而且从没有上过战场，但他的对手却是吴三桂藩下众多已拥有数十年征战史，或老谋深算或勇猛善战的强兵悍将。
自挂帅出征起，喇布等人就注定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和责难。在这一过程中，挫折和失败自然是难免的，但他们也在失败中得以迅速成长，以喇布为例，他已经渐渐熟谙军事，能够克服自己在战术指挥上的弊病和不足，在应急处置上也变得更为老练——接到康熙的旨意后，不仅遵照命令，立即派一名前锋统领驰援永兴，而且向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以及征南将军穆占告急，请他们派军前人员一同往援。
喇布之所以要向各方友军请援，是因为他根据所侦察到的情报，判断出吴军将包围永兴，仅靠自己一方难以解除永兴危机，只有发起会战才能扭转战局。首先响应这一请求的是岳乐，官山之战后，岳乐与吴军主力在长沙前线相持，兵员也很紧缺，然而仍在第一时间抽调人马驰往永兴。
让人想不到的是穆占。穆占是喇布的岳丈，女婿请兵，岳丈似乎没有坐而观之的道理，而且他所驻屯的郴州离永兴又特别近，可偏偏穆占不但没有应喇布所请，马上出兵永兴，反过来还推诿说增援永兴是喇布的责任，自己得集中兵力守郴州，没法顾及永兴。
客观上当时郴州的确正受到吴军威胁，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穆占、喇布翁婿不和，换句话说，是穆占瞧这个女婿不爽，你让我派兵，我就不派！
穆占乃清军中难得的悍勇之将，但其大局观着实有些问题。喇布对此毫无办法，同时他自己也不敢离开所驻屯的茶陵去增援永兴，就怕兵力抽得过多，被吴军乘虚而入。
喇布身为大将军，却无法协调与前方将领的关系，这让康熙感到很是头疼，他一面下诏调和，让喇布、穆占一体商议，而非各行其是，一面调整部署，除从广东调兵协助穆占击退敌军，巩固郴州外，另外委任和硕额附华善为安南将军，令华善直接援救永兴。
在平叛战争中，掌军的皇室贵胄由于对军情不熟等原因，一开始大多行军缓慢，华善也没能逃脱这一规律，他原本可以成为永兴城的及时雨，但却迟迟不能现身，其间喇布多次传檄催促，康熙也数次下诏探问，皆未得到任何消息。
永兴之战的严峻性正如喇布所料，可以说是艰险至极。喇布、岳乐所派援兵根本不足以为永兴城解围，吴军从三面对永兴进行了昼夜不息的环攻，在二十多天的激烈厮杀中，永兴城墙曾被火炮击毁，守军用竹篓布囊盛土填补，且筑且战，“濒危者数矣”。
猛药
康熙与前线的信息沟通向来都非常及时紧密，但在那些天里突然就失去了与永兴方面的联系。这让康熙变得十分紧张，乃至于连平时强装的镇定都维持不住了，“忧虑现于词色”。
永兴得失固然关系匪浅，可若论严重性，总也超不过此前王辅臣在西北的反叛，那时康熙尚且能够做到闲庭信步，如今怎么就乱了方寸呢？说来说去，还是与康熙对未来形势的预判有关，他懂军事，知道打败仗不怕，怕的就是遇到这种前方消息不通，后方无能为力的情况，因为它意味着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战局的把控能力，弄得不好，永兴失守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清军在湖南战场上极可能出现雪崩一样的失败，那就全完了。
老臣、平逆将军毕力克图注意到了康熙的情绪变化。一天议政王大臣进宫商议军事，众人进奏完后全都退下了，只有毕力克图单独留下来，对康熙说：“为臣观察陛下近日的脸色，稍露忧虑之状。不过臣认为皇上不用着急，您不妨试想一下，我朝满洲兵将就算是一个五百人组成的编队，冲锋陷阵，谁能挡得住？相信过不了几天，永兴方面必定会送来捷报。”
毕力克图为四朝元老，开国诸王打过的仗他都打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说五百人的满洲骑兵就可以纵横疆场，所向无敌，其实并不算吹牛。康熙本人对满洲兵当然也充满了自豪，可现实问题终究难以用完全理想化的方式解决，要知道时移世易，当年的五百满洲骑兵和现在的五百满洲骑兵早已不是一个概念，穆占算是胆识过人的勇士了吧，在需要他赴援永兴的时候还不是推三阻四？
毕力克图体貌魁梧，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豪迈依旧，见康熙尚有些将信将疑，干脆上起了猛药：“难道陛下不了解太祖、太宗征战的往事吗？为臣从未见他们皱过一次眉头。皇上您如果这样怯懦心虚，就比不上祖宗了！”
毕力克图的话很不中听，然而良药苦口，一下子就把康熙给点醒了。他承认毕立克说得对，目下最重要的是要像父辈那样拿出勇气解决问题，而不是坐在家里愁眉苦脸，自乱阵脚。
在湖南战场上，穆占已成为解永兴之围的关键先生，要保住永兴，“盖倚穆占实甚”。康熙随即密谕穆占，将以往关于防守江西全省及湖南茶陵、永兴诸处的敕旨历数一遍，强调在这些敕旨中，总是将穆占的名字署于前，喇布的名字署于名，显见得朝廷对穆占是非常倚重的。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指出穆占身负朝廷重托，却不但不以朝廷大事为念，反而徒为身计，独留精兵自护，乃至坐失驰援的良机，致使永兴深陷重围，实在是很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