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王辅臣反叛，康熙原定由四川出击云南的部署被完全打乱，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如果王辅臣与吴三桂结合起来，势将引起西北局势的大动**，从而给京城造成严重威胁。康熙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在处理时才可以对王辅臣及其所部给予充分的谅解和宽容，甚至不惜以皇帝之尊发誓自己决不食言。
清代笔记中载，当王继贞奉康熙之命回到平凉时，王辅臣尚在秦州。留守平凉的王军诸将得知宁羌兵变的消息，全都摩拳擦掌，“技痒正不可奈”，看到本以为会被扣作人质或被处死的王继贞突然归来，他们喜出望外，高声欢呼 “大总爷来了！”随后便簇拥着王继贞进入平凉城，奉其为总兵，并自设官职，分兵把守，而王继贞亦将康熙交托他的使命置于了脑后。
笔记作者就此认定是王继贞坏了事，没能将康熙的信息及时传达给其父，这才导致王辅臣最终回不了头，所谓“自吉贞（王继贞）归平凉，而王氏之反势成”，然而正史所描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缓兵之计
事实上，王继贞不是一个人送敕谕，与其同往的还有原莫洛部属祝表正，王辅臣也以朝廷大臣的身份跪听了敕谕，之后，他留下王继贞，另派祝表正赴京上奏。
康熙在敕谕中从大局出发，宣布“往事一概不究”并做了具体规定，照理王辅臣要么拒绝，要么接受，但他对此却并无明确表示。他在奏疏中虽然也有悔罪一类的话，然而强调更多的还是莫洛的责任，说兵变系由莫洛“控驭失宜，军心不服”所致，他自己也是无可奈何，同时否认自己要对莫洛之死与己有关，为此还恳请朝廷派使臣前去抚慰。
康熙同意了王辅臣的请求，仍派祝表正持敕往抚并重申自己的宽容政策，可是他也不傻，非但不傻，还有着超越常人的睿智和精明，王辅臣留下王继贞，又如此矫情，闪烁其词，让他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不真诚和不可靠。
“王辅臣虽具疏悔罪，但恐怕是在使缓兵之计”，康熙对董额和哈占下达谕令，“如果王辅臣确实听命待罪，我军只需守住疆界，可若他嘴上说投诚，实际却继续扰乱为害，你们要相机剿御，以防止其势头蔓延，战乱扩大。”
康熙顾虑的没错，王辅臣就是在使缓兵之计。宁羌兵变根本不是如他在奏疏中所表白的那样，非其本意，而恰恰就出自他的谋划和指挥。他心里非常清楚，对于莫洛之死，他难逃罪责，而仅仅因为双方有矛盾就发动叛乱，致使一个坐镇西北战场的朝廷重臣于死命，乃是一个实实足足的大罪，判什么刑都不过分。眼下康熙虽然一再自揽责任，赦其无罪，但这其中毕竟有形势所迫，不得不为之的成分，等到尘埃落定，朝廷的危机感消失，谁能保证皇帝一定能够如实兑现诺言？没准皇帝自己都不能保证，因为他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王辅臣从第一次收到敕谕起，就断绝了重归朝廷的想法，留下王继贞就是不想重蹈吴三桂覆辙，让自己的义子成为朝廷人质乃至白白牺牲掉。康熙的再次敕谕和往抚也毫无作用，王辅臣扣下祝表正，不再向朝廷奏报。祝表正履行使命，屡屡责备他，他听烦了，就干脆把祝表正也给杀了。
王辅臣是吴三桂竭力争取的对象，但那次王辅臣、张勇先后检举“伪札、伪书”，又将说客送交朝廷处理的事，曾令吴三桂及其部属大失所望，恨恨地撂下话来：“王辅臣可恨，不必说了，张勇这奴才也甚可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王辅臣竟然会自动自发地响应叛乱，吴三桂兴奋异常，先前痛失爱子幼孙的悲戚也似乎减轻了许多，他立即封王辅臣为“镇西大将军”及“陕西东路总兵”，送犒师银二十万两，又令吴屏藩等由汉中出陇西，三路分进秦陇，与王辅臣会合。
王辅臣曾是吴三桂座下最能打仗的将领，吴屏藩是他现任诸将中最善用兵者，吴三桂依靠二人夺取整个西北的军事企图昭然若揭，而王、吴在战场上也确实能够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他们每出偏师断绝清军的粮道和驿站，清军数为其困。
反观清军方面的统帅就差远了。尽管康熙为大将军配备了相对可靠的参赞集团，但大事毕竟还得大将军自己拿主意。定西大将军董额是豫亲王多铎的第七个儿子，想那多铎就是在开国诸王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董额却怯懦畏战，毫无勇气胆量。康熙明确指示他，沔县、秦州乃通往汉中的要隘，要想保障陕西，就必须固守秦州及其栈道，可他始终按兵不动，置若罔闻，结果导致秦州、汉中在王、吴两军的配合进攻下先后失守。
对清廷而言，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开始，自此，王辅臣便成为吴三桂在西北战场上的急先锋，他利用自己对当地地理和人脉的熟悉了解，一边攻城略地，一边代吴三桂散布策反信札。
就像吴三桂刚刚起兵便席卷西南，囊括川湖一样，仅数月之间，除甘肃提督张勇等少数人外，陕甘绝大多数地方将吏便都已叛附王辅臣，从陕西北部到甘肃东部，各府、州、县尽归王辅臣所有，最后陕西仅剩下包括西安在内的一府两州，甘肃仅保有河西走廊，但就是这些地方也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御驾亲征
王辅臣的反叛给吴三桂带来了北上之机。他重新振奋起来，一面派云南土司率苗彝兵自湖南前往西北，帮助王辅臣防守平凉；一面在湘北组织兵力，准备直接打通湖南与西北叛军的联系，从而摆出了一副先据西北，然后挥师东下，直捣“黄龙府”的气势。与此同时，他本人也亲至松滋，布船设兵于虎渡口上游，同时声称将掘开大堤，水淹荆州，看样子好像就要亲自统兵北渡了。
吴三桂的嚣张劲头令朝野大为震撼，告急塘报如雪片一样飞向京城。康熙忧心如焚，他一向认为三藩之乱起自吴三桂，吴三桂乃祸乱之源、众叛之首，问题在于派了这么多皇亲贵胄上去，却无人能够战胜吴三桂，反令吴三桂越来越张狂，进而导致今天的局面。
“前各将军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贼渠（吴三桂）未灭，故又有此变。”既然皇亲贵胄们都不中用，康熙决定亲自出马，“到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渠吴三桂”。他告诉大臣们：“若吴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不攻自息。”意思是擒贼先擒王，只要他通过亲征先歼灭吴三桂，王辅臣等附逆的汉兵汉将自然望风而溃，不攻自破。
康熙话一出口，立即遭到了议政王大臣们的反对：“皇上不宜轻出！”大臣们担心，康熙御驾亲征的消息传出去后，会引起流言，使得局势更加不稳，而且皇帝代表着一种无人可以代替的向心力，万一亲征时出了什么三长两短，皇子都尚年幼，太皇太后又已年迈，大清的江山社稷该交给谁来掌握？
看到皇帝和大臣都在相互发急，孝庄出面了。康熙执政期间，孝庄并不干政，但康熙遇到大事都会主动向她征求意见，而她也会给予积极的建议和鼓励支持。“太皇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康熙）多告而后行”，在这方面，孝庄所起到的作用，满朝文武无人能及。
康熙力排众议，坚决撤藩，事先曾取得孝庄的同意，三藩之乱爆发后，她又与孙儿共担时艰，“吴三桂变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老太太在生活中非常节俭，从不讲究生活排场和个人享受，终其一生也不曾修造过一处园林，但为支持平叛战争，她却把平时节省的银两、缎匹都拿出来，慷慨地赏给八旗出征官兵，“特出宫中撙节银两为赏赐之用”。
如今这样危急的局面和形势，孝庄并不是第一次遇到。那年郑成功率军围攻南京，整个朝廷为之震恐，顺治一时冲动，也是大喊亲征，最后被她和汤若望劝止。康熙的性格不似乃父，但人被逼急了，同样也会生出一种豁出去不顾一切的想法，孝庄出面后，劝说康熙还是应以后方安定为重，留京坐镇才是最好的选择。
谁的话都可以不听，唯祖母的话康熙不能不听，拟议中的御驾亲征只能作罢，他自己也慢慢地清醒过来，认识到平叛战争将注定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没法指望亲征荆州便能一劳永逸。
难题还是得耐着心一道道来解。首先要解决的是西北危机，西北的动**不安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危，正如朝鲜国王得到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王辅臣在陕西，而只隔山西一省，此乃北京切急之忧也。”可是此时京师八旗已经全部遣发各地，没有多余兵力可调往西北，最重要的是，负责讨伐王辅臣的董额指挥不力，让他固守秦州和栈道，他躲在西安，结果秦州失陷，栈道断绝，后来又让他进驻甘肃省会兰州，可他还是一动不动，以致兰州失守，诸城陷落，造成一片混乱。康熙又气又急，若不是孝庄和大臣们反对，他都恨不得代替董额，亲征王辅臣。
就在康熙为“三边（西北号称三边）一摇，势难猝定”而焦虑不安的时候，甘肃提督张勇开始进入他的视野。先前或许是因为被王辅臣的光芒所遮掩，康熙并没有过多留意张勇，其实张勇的本事并不在王辅臣之下，顺治就曾有“当今良将如张勇者甚少”之语。更为难得的是，他虽与王辅臣同为吴三桂旧部，但始终效忠朝廷，不受煽惑，倒是信誓旦旦的王辅臣反而投靠了吴三桂，正应了张勇当初的愤疾之词：“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忠臣’究竟能做到几时？”
甘肃提督驻镇甘州，即所谓河西走廊之地，王辅臣反叛后，与吴军吴之茂部联合向甘州发起进攻，“西番土回”（清代对西部少数民族的称呼）亦乘机屡犯，正是赖张勇之力，甘州才得以成为整个甘肃唯一免于沦陷的地区。甘肃巡抚华善疏言：“目前情势，非提臣（张勇）不能守，非提臣不能战，非提臣不能破贼恢复。”鉴于张勇事权不重，难免受到掣肘，他建议加大张勇的权力，“请赐敕便宜行事”。
庖丁解牛
清代奉行的国策，历来是“朝廷兵柄不轻假汉人”，绿营将领多作偏将随征，这种传统做法一直延续至三藩之乱，所以先前康熙派到各方面担任统帅的人选，不是皇族就是旗籍世勋，有人吟诗曰：“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旗兵。”
打仗立功是满人用以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些皇族贵胄的父祖几乎都是在马上发迹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出征前也是跃跃欲试，以为自己一样可以马到成功。谁知率军出征不比于平日家居，有没有胆量和能力，只有真正上了战场才知道，同时战场还放大了他们原来就有的一些缺点错误，于是在平叛战争中，吓尿者有之，没头苍蝇者亦有之。康熙在三个月里先后派出六名大将军，但他失望地发现，其中只有极个别人“尽心王事，已著劳绩”，包括董额在内，绝大多数人都表现不好。这使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不能完全依靠新一代的八旗王公来担负领兵挥戈疆场的重任，要想扭转战局，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还是要打破陈规，大力提拔和重用优秀的绿营汉将，让他们来领衔挂帅。
华善的建议被迅速采纳，康熙授张勇为靖逆将军，赐侯爵，委以收复甘肃全省的重任，“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节制，一切征剿事宜，听尔便宜行事，镇将各官悉听统辖调遣”。
康熙对张勇的拔擢和倚任，令张勇及其部下都深受鼓励。王辅臣派人带着吴三桂的“伪札、伪印”企图招降张勇，张勇拍案而起，当即将来使斩首，并将“伪札、伪印”上缴朝廷，康熙加封其为靖逆侯，不久又调他手下的甘肃总兵官孙思克增援秦州。
秦州包围战系由大将军董额发起。按康熙本意，是要将董额解职，让他滚蛋的，但大敌当前，也只能先将就着用。在康熙的严令督促下，董额终于打起精神，率八旗军向叛军发起反攻并包围了秦州。康熙认为围困秦州一战对于缓解西北危机关系最为重大，倘不拿下秦州，则西安亦难确保，因此从各方面积极抽调兵力应援。吴三桂、王辅臣也知道秦州的重要性，两人合遣万余人马，分别从四川、平凉出发，用于救援秦州守军。
就在双方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孙思克拍马赶到，他一到场，立即成为决定胜负天平的关键因素。叛军惊惧万分，守将有的出降，有的乘隙逃跑，从四川、平凉来援的吴王联军亦纷纷溃逃，清军遂进占秦州。
康熙在下令恢复秦州的同时，密檄张勇及属下的总兵官向陕甘发起全面进攻。张勇亲自领兵出南路，他其实是一个残疾将军，大腿曾经中箭，箭矢伤到骨头导致瘫痪，从此便只能坐理军务。张勇虽然一直乘着车而不是马指挥作战，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所部出击后，连克洮州、河州二城，又迅速对巩昌实施围攻。在此期间，王辅臣为援救巩昌，派兵潜入城内，与城内守军联合起来，从四门出击，欲掀翻张军大营，不料张军能战的程度超乎想象，反过来将他们给杀了个落花流水，只得再次狼狈退入城内。之后，安西将军赫业和孙思克奉命加入巩昌会战，叛军守将眼见大势已去，被迫率众出降。
西路主将是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他的任务是收复兰州。兰州“外控西垂，内接临巩，为秦中要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吴三桂、王辅臣设置重兵进行防守，守军“沿河盘踞，势甚猖獗”，张勇在奏报时也认为清军“欲进兵恢复，其如河水已开”。
王进宝为张勇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此人出身行伍，不仅精于骑射，而且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面对如此艰难困苦的战役，他指挥起来却颇有一种庖丁解牛般的利落和洒脱：用革袋结筏，渡过黄河，在河口击败叛军，再设下埋伏，大破叛军于新城；挥师深入八十里，从兰州府首县皋兰起，逐一占领兰州外围各州县，切断兰州守军的外援；用连营环攻的方式对兰州城进行长围久困，同时绝其粮运，最终迫使守军献城归降。
兰州既复，甘肃形势乃变，实际上这也是西北形势由危返安的转折点。在兰州战役中，王进宝身先士卒，经常冲杀在最前沿，叛军见了纷纷躲避，无人敢当其锋。吴三桂、王辅臣深感震惊，王辅臣专门派人拿着吴三桂的书札对他进行劝诱，但王进宝不为所动，将书札上报朝廷，因此受到康熙嘉勉，特授阿思哈尼哈番（清代爵名，意为男爵）。
过去莫洛等人轻视和凌驾于绿营，作战时让他们担负最艰险的任务，一旦失利即予重惩，到了克捷立功的时候却常常把他们扔在一边，有时还随意征调绿营将领所属的士兵、马匹。从这次西北反击战开始，康熙便令绿营官兵自成一军，或以平等地位与八旗军联合作战，或独立作战，绿营官兵不再只充当八旗军的附庸，这使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充分发挥，张勇及其部将更是各展其能。
清代有“将才随地脉为转移”的说法。在康熙以前，辽东最出将才，四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全都是辽东籍，所谓“从龙诸佐，蔚起关外”，而在此战中，人们发现“汉臣名将，西北为多”——除张勇、王进宝、孙思克外，张勇麾下的另一员大将、宁夏总兵官陈福亦为陕甘籍，他们四人也就此被称为“河西四汉将”（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西北前线屡战屡胜，几乎全都依赖于“四汉将”，满将仅作配合。
经过前后五个月的征战，张勇自南路，王进宝自西路，陈福自北路，再加上东路的董额以及负责策应各路的孙思克，清军奋勇进击，将陕甘失地大部予以收复，剩下的只有王辅臣所占据的平凉及其附近的固原，而这两个地方也已被紧紧包围。看到西北渐趋稳定，康熙极为欣喜，“甚嘉悦”，他对绿营官兵的表现尤其感到满意，认为他们“效力过疆，劳绩可嘉”。
最艰难的时期
1675年春，有五个自称汉人的中国人流落至图们江边，向朝鲜会宁府地方乞讨食物。会宁府地方官员乘机向其控听中国目前局势，对方语出惊人：“吴王军与蒙古军联合，屡次击败清兵，看来今年秋天以前必定能够恢复汉家天下。”
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清廷就已通过结盟、联姻、恩赏封爵等方式，使得蒙古各部相继归附，朝鲜官员对此很清楚，因此听后深感诧异：“蒙古属清国，怎么可能与吴三桂联合呢？”得到的回答是：“蒙古一开始确实追随清兵，但清军打败仗纷纷投降吴王，所以他们蒙古也就背清投吴王了。”
事后证明，朝鲜官员得到的是虚假信息，蒙古没有与吴三桂联合，但蒙古背叛清廷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背叛清廷的不是整个蒙古，而是一个叫布尔尼的蒙古王公。
布尔尼系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亲王，布尔尼家族乃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皇太极时期，布尔尼的祖父林丹汗被清军击败，林丹汗的正妃与其子额哲悉众归清。清廷为笼络和稳定察哈尔，封额哲为亲王，额哲因病去世后，又让他的弟弟阿布奈承袭亲王之位。不料阿布奈却并不感恩朝廷，由于对其祖父当初蒙受的耻辱念念不忘，他始终对清廷抱有敌意，“所为多不法”“不修朝贡者八年”。
理藩院认为阿布奈“无藩臣礼，大不敬”，拟处以死刑。康熙下令从宽免死，革去亲王爵，将其囚禁于盛京，事后，出于安抚察哈尔的考虑，他封身为阿布奈长子的布尔尼为亲王，并安排布尔尼娶安亲王岳乐的女儿为妻，使其成为额驸。
可是朝廷的厚待在布尔尼身上同样没能得到回报。布尔尼的性情比他父亲还要凶顽，他和阿布奈一样记恨着父辈的仇，而阿布奈的被囚使这种仇恨更加深了一层。虽然鉴于阿布奈的教训，他曾两次进京朝贺，但在表面顺从的背后，时刻都在寻机报父祖之仇。
吴三桂起兵反叛后，康熙多次谕令布尔尼率兵南下协助平叛，布尔尼都拒不行动。等到京城八旗被抽调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派手下的几个官吏到北京探听消息，结果发现城里已几乎没有满兵，连守卫城门的士兵都换成了少年兵。这使布尔尼意识到时机已至，于是便在一些喇嘛和部属的鼓动下，欲“乘国家有事之际，王师四出，潜构逆谋”。
布尔尼的行径被从嫁公主的长史（官职，相当于秘书）辛柱发觉，后者派其弟奏报了朝廷。康熙获悉后考虑布尔尼的阴谋尚未暴露，朝廷不便立即出兵讨伐，先是打算先派人召布尔尼兄弟进京，以探其虚实。由于怕布尔尼生出疑心，不肯单独前来，经请示孝庄，他又决定以议事为名，将漠南蒙古的巴林部、翁牛特部首领也一并召来。
不出所料，其他奉召的首领都来了，唯有布尔尼兄弟缺席。原来布尔尼兄弟心中有鬼，不敢进京，在将前来相召的侍卫塞棱扣留后，已经公开举兵造反。此前布尔尼除“缮治甲兵”，准备好反叛武装外，曾派人奔赴漠南蒙古各地，对诸部进行联络，所以他起事后有一些蒙古贵族从叛，使得叛军更加气势汹汹。一时间，关外各处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长史辛柱见势不妙，立即率其弟亲自进京奏报。
“自古藩镇之乱未有甚于此时”“天下事几不可问矣”，康熙进入了他执政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他倒反而平静下来，不仅生活起居一切照常，而且恢复了平叛期间因军务繁忙而暂停的“经筵日讲”制度，同时还每天到景山皇家御苑去练习骑射。有人不理解，认为皇帝终究太过年轻，外面形势都这样了，居然还贪恋山水，难道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康熙曾在景山路旁看到一张非法张贴的纸条，上面写道：“今三孽及察哈尔叛乱，诸路征讨，当此危殆之时，何必每日出游景山？”
类似传言和质疑也流传到海外，朝鲜人收集到的不少情报都说康熙不问国事，只知享乐。康熙对此既不加以解释也不因此调整自己的活动日程，等到三藩之乱结束，他才说明自己这么做的用意：“当时朕如果稍微露出一丝疑惧的神色，则一定会出现人心摇动的后果，甚至还很有可能发生各种意外。”
康熙深知自己作为国君，所面对的局势越是严峻复杂，越要稳重沉着，“持心坚定”，王辅臣反叛后他喊出御驾亲征，那是他判断局势还没有恶化到他几乎将要控制不住的程度。布尔尼反叛就不同了，其时南方未平，西北的反击战也刚刚开始酝酿，尚未见到任何成效，到处都是天下大乱、人心摇动的景象，而这次新的反叛事件又雪上加霜，使清廷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正如布尔尼事先派人侦察所得知的那样，京城里已没有足资平叛的兵力，甚至连守城都困难，“时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
这个时候就像康熙自己所说的，他只能在公开场合佯装悠闲自得，否则人们将更加慌乱，也将引发更多莫测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康熙一直“忧之”，始终都处于极度焦虑之中，心情非常紧张，时时都害怕一着应对不慎，令王朝基业毁于一旦。
一支特殊的平叛大军
必须派一个人挂帅以挽危局，西北方面已寄望于张勇，察哈尔方面又可托付于谁？当康熙就此向孝庄问计时，孝庄一句话点醒了他：“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不妨重用。”
图海原任国史馆侍读，有一次顺治去南苑，图海背着史书随行，顺治观察其言行举止，“以为非常人”，认定图海绝非泛泛之辈，遂擢升他为内秘书院学士。因为顺治的赏识，不过数年，图海就跃升为朝中的股肱大臣，但后来他又因故被连连降职降级，特别是其侍卫与人斗殴一案牵连到了他，顺治下旨予以严办，图海不仅丢官败家，还差点丧命。
好在顺治临死时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对图海处罚过重，同时深感人才难得，于是便在遗诏中嘱咐起用图海。康熙即位后遵从乃父意愿，授图海以正黄旗满洲都统一职，从而使他重新回到了政坛。
辅政时期，图海受知于鳌拜，他曾与大学士班布尔善一起，应鳌拜之召，议定苏克萨哈的死罪。当时能够参与这类密议的，都必须是平时对鳌拜言听计从的人，说他们是鳌拜的心腹亲信也不为过，但鳌拜案发后，班布尔善被处死，图海却没有被认定为鳌党，并因主动揭发鳌拜而得到了豁免，这一方面说明图海颇有自保之术，另一方面其实也受惠于康熙处理鳌拜一案时的宽大政策。
撤藩之议，图海属于多数派，也就是反对撤藩的那一派。不过按照康熙一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风格，在平叛战争中，他仍让图海以大学士的身份兼摄户部，负责料理粮运，统筹后勤事宜。
祖母的推荐提醒了康熙，因为图海不但这段时间后勤方面料理得不错，而且早在康熙初年，他还被授为定西将军，在湖广、四川一带击败过李自成余部郝摇旗，要知道那可都是实打实的硬仗，足以佐证图海文武全才，具备带兵作战的能力。
孝庄真可谓是一言兴邦，康熙立即召见图海，决定以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讨伐布尔尼，其中图海实际负指挥全责。
统帅虽命，奈何无兵可领，这本是令康熙自己都挠头苦恼的事，但图海一个提议，令难题迎刃而解：“请选八旗家奴之骁健者！”
图海掌管户部，对于粮饷要到哪里筹措，兵源要到何方征集，皆了然于胸。康熙听后亦眼前为之一亮，对啊，虽然八旗劲旅全都派了出去，不还有八旗王公门下的包衣可用吗？他随即降旨，批准图海征用亲贵包衣中的勇健之士，结果还真征到了数万人，从而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平叛大军。
1675年4月30日，部队启程。按照明清惯例，凡自京师出兵，不论东西南北，概由德胜门出发，以取“得胜”的彩头。当天黎明时分，图海一身戎装，在德胜门校场对部队进行检阅，检阅完毕，即传令拔队急行军。
由于平叛官兵全部都是非职业军人，加之组成仓促，缺乏训练，要确保出征后有所建树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康熙为此提出的策略是乘敌不备，急驰突袭。
草原民族在生活和作战方面有其季度性规律。一般每年冬末到春季是母畜集中产仔的季节，同时刚刚经历严冬、变得瘦弱的牲畜需要吃新草，多数牧民必须在牧场劳作，这时候他们实际无法形成足够的战斗力。只有在秋天以后，产仔季节已过，马匹吃得肥壮有力，青壮年也能从劳作中脱身了，他们才会大规模侵袭中原，正如《汉书》中所说，“秋马肥，变必起”。
布尔尼反叛的时间恰在冬末到春季这段时间，这对他其实是不利的，为什么仍要举兵？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发现京城兵力空虚，认为有机可乘；二是意识到阴谋暴露，朝廷已经警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满人在入关前从事游牧，即便已在中原建立政权，身上也依旧具备草原文化属性，对草原文化和生活习惯非常熟悉，康熙本人又熟读史书，当然知道布尔尼的软肋在哪里。他指示鄂扎、图海等人，说现在正值蒙古马瘦，你们要急速前进，“兼程驰赴，乘贼马未肥，党羽未合，即行扑灭”。
以利相诱
楚汉战争时，韩信曾说过“驱市人而战”，赶着街市上的百姓去打仗，不过那只是打个比方，而由图海一手组建的这支部队倒真的符合这一特征。尽管他们都是挑选出来的勇健之士，平时为了看家护院也会使枪弄棒，但打仗毕竟不同于普通的街头斗殴，而且对于这些早已看惯各种世象的八旗家奴而言，突然要求他们像职业军人一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也是一件极难办到的事，绝不是一个命令或一通**澎湃的宣传鼓动就能搞定。
图海采用的办法很简单，就四个字：以利相诱。大军出发后，他除遵照康熙旨意，督促部队快速行军并规定途中不许夜宿外，其他概不过问。这等于放松了军纪，士兵们如同脱缰野马，每至州县村堡，必大肆掳掠，“饱则远扬”，这使他们就像昔日长驱南下，破边墙而入的先祖一样，身上迅速有了一股野蛮剽悍之气。
布尔尼原以为京城八旗已全部抽空，连守城部队都不足，就算朝廷从外面调兵遣将也得大费周折，他有足够时间从容布兵，所以对平叛军猝临毫无防备。谁知平叛大军迅疾如风，呼啸而过，不几天便抵达了察哈尔，这令布尔尼措手不及，既无法凑集自己的全部兵力，更不能与盟军会合。
平叛大军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示康熙所定的招抚谕旨。康熙在谕旨中表示，只要布尔尼肯降，即予接纳，其他部众能擒献叛军首领最好，就是自行投降，也会得到好处，“朕赐以官爵，俱加恩养，断不食言”。招抚谕旨的作用立竿见影，原本就不牢固的反叛联盟顷刻分化瓦解，从叛者也纷纷离去。
抚远大将军鄂扎是董额的侄子，同为多铎系皇族，他在打仗方面的勇气比小叔叔要强得多。见布尔尼兄弟已陷入孤立，鄂扎立即留下辎重，亲自偕同图海等人轻骑向叛军发起进攻。布尔尼一边迎战，一边设伏于山谷，企图以逸待劳地打对手一个冷不防，然而鄂扎很警觉，在进攻的同时便派人对周围山涧进行搜索，叛军无法继续隐藏，只得提前发动伏击。
指挥作战的图海这时候开始演讲了，他毫不避讳部众们的沿途掳掠，但是他说：“你们一路上所掳掠的不过都是士庶之家，其实没什么可抢的。察哈尔汗（指布尔尼家族）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是元朝后裔，数百年基业，所蓄积的珠玉货宝不可胜计。”
难道朝廷钦赐的蒙古王公也能抢？图海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振振有词地说：“太宗（皇太极）当年征布尔尼的祖父林丹汗，意在招降，所以军纪严肃，秋毫无犯。如今情形不同了，你们有本事尽管敞开来动手，保证你们富贵终身，放心，一切由我负责。”
图海此言一出，官兵们欢呼雀跃，在欲望的驱使下，那眼睛瞪得不是红，而是血红！他们排山倒海般地向叛军猛冲过去，而且“无不一当百”，简直比长期训练的正规军队都更疯狂、更卖命。
锐猛异常的攻势很快戳破了叛军的阵形，叛军兵败如山倒，察哈尔都统晋津于阵前率军投降，布尔尼兄弟亡命溃逃，被科尔沁亲王沙津射杀。
仅仅两个月时间，差点导致大清王朝崩溃的布尔尼叛乱就被平定了。是役，图海立有大功，但他知道自己故意放纵军纪的事可能被人抓住把柄，为有所弥补，特地请准康熙将平叛大军所过之处的租税予以豁免。康熙听后，一边责备他不应该放纵士兵掠掳，一边出示了大臣弹劾他的奏章，原来康熙早就知道此事，只是一直压着那些弹劾奏章不说罢了。
图海知道想瞒也瞒不住了，赶紧请罪，同时也为自己开脱，解释说他这么做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所谓平叛大军原是一群乌合之众，却要用来抵御“万强之敌”，如果不以财物相诱，谁肯出死力呢？
皇上明明知道真相，却压着不说，讲穿了其实也是在纵容。至于他事后会不会追究，其实完全取决于战役的胜败：若是败了，这一板子必定还会敲到图海身上；若是胜了，皆大欢喜，一顶大局为重的帽子就可以把事情都给盖住。
图海多年经历宦海浮沉，自然深知其中奥妙，在为自己开脱完后他又打了转，说：“然上待臣奏绩而后责之，实上之明了。”虽然我做了错事，但皇上你等我大功告成才责备我，实在是太英明了。
此语虽短，却既强调了自己的功劳，又拍了皇上马屁，也给彼此都留了台阶可下。果然，康熙非常高兴地接过话，说：“朕也知道卿必定会有所作为。”
实际上，康熙的态度在平叛大军班师回朝的那一天就表现得很明朗了。当天他亲自到南苑大红门迎接，赏赐了御用衣帽、团龙补服、黄带、御乘名马、散马等一大堆东西给立功将士，而对士兵掠掳一事只字未提。
攻城战
平定布尔尼叛乱使京城转危为安，清廷在摆脱南北夹击的困境后，得以倾全力于西北。此时，西北失地大部都已被清军收复，唯有平凉、固原仍在王辅臣之手。康熙认为：“秦州、巩昌、兰州诸处虽次第恢复，而底定全省，唯在速取平凉。”
为了减少双方的伤亡，康熙起初仍多次敕谕王辅臣，促其“自新”，王辅臣没有拒绝，却借口敕谕中没有讲清楚招抚的细节，要求康熙再颁明谕。康熙看出他表面奉诏，实际在行缓兵之计，于是立命董额率八旗、绿营会攻平凉。
西北平叛战争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但董额仍未能完全克服畏战情绪，而只寄望于通过和谈来解决平凉问题，所部也一直无法对平凉形成严密包围，导致平凉迟迟难下。王辅臣抓住董额的心理，一面假意谈判，一面伺机出击，不但使平凉、固原的叛军形成呼应，还乘隙攻陷了庆阳。与此同时，陕西兴安再次发生叛乱，叛军直指商州，吴三桂也派王屏藩、吴之茂自四川进犯秦、陇，以分散清军兵力，并力图与王辅臣军会合。
本来全面好转的形势再次出现逆转，然而康熙处变不惊，按照他的分析，兴安、四川之敌敢于分别进犯，都是因为王辅臣的势力未被扑灭，如果“平凉破，王辅臣灭”，那么这两股敌军增援的念头就会断绝，窥伺商州的计划亦将受阻，陕西可保无虞。在他的一再督促和严责下，董额督兵攻击，终于一举克服第一关厢，但随后因城下沟深地险，难以下垒，攻城战又进入了僵持状态。
平凉久攻不下，严重影响了西北战局和三藩之乱的平定。这时尚可喜发来奏报，告知广东方面岌岌可危，康熙考虑万一广东沦陷，势必加重江西战场的军事压力，因而更加急于尽快解决西北问题，以抽调兵力增援江西、湖广。
对董额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康熙已经彻底失望了。至于接替董额的人选，他首先属意的是张勇，特向张勇传谕：“陕西重地，凡平定地方，扫除贼寇，唯尔是赖。”
因董额是西北军事统帅，康熙很担心他会发生像莫洛那样的问题，一再戒谕他要以大局为重，尊重张勇，不得轻视，但董额以满洲贵族自居，依旧看不起张勇。张勇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不愿与之合攻平凉，他在上疏中还指出，四川的吴军蠢蠢欲动，随时谋图秦州、巩昌等处和进入陕西，如果他去平凉，吴军很可能乘虚直犯。
康熙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也非常尊重前线将领的意见，既然张勇无法抽身，他便决定起用在平定布尔尼叛乱中充分展露军事才能的图海。
抚远大将军的名号就此由鄂扎移授图海。在三藩之乱中，康熙任命了一批大将军，但大将军亦有等级之分，“抚远”在这里面的分量最重也最尊贵，因为“远”则不偏于一方，“抚”则不限于军事，有文武兼辖，便宜行事之意。康熙一朝，自鄂扎开始，亲贵得授抚远大将军者，不过三人，异姓得授抚远大将军者，也仅两人，图海是其中之一。
康熙授命图海赴陕西统辖西北满汉军队，专讨平凉王辅臣，自贝勒董额以下悉须听其节制，实际也等于取消了董额的大将军职权，军事指挥权被完全集中于图海一人。图海临行前，康熙又亲登太和殿，赐之以敕印，并赠诗鼓励，诗中写道“威名万里作长城，壁垒旌旗壮远征”，显示出对图海此次挂帅出征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