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康熙很少能够见到父亲，即便出痘重返皇宫，有了与顺治不多的几次见面机会，双方的谈话内容和范畴也仅止于“谈人生谈理想”。除了皇父这个身份外，顺治在康熙心目中一直都比较陌生，直到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才得以了解到关于父亲的较完整的信息。
原来顺治的形象并不完美。他脾气暴躁，火气十足，动辄鞭打左右，连他所信任的一位高僧都对人说：“圣上脾气暴烈，左右近侍常遭鞭笞。”顺治在处理政事时也经常纵情任性，不按常理出牌，“章皇帝（顺治）每大怒，必笑，每大笑不止，则必有大处分”，据说他有一次大发雷霆，竟然当场拔出宝剑，劈开了御座！
即便对于孝庄本人，顺治也谈不上恭顺。就在他刚刚亲政的那年秋天，孝庄为他举行大婚，所选皇后乃孝庄的侄女，结果顺治在两年中一直将皇后“隐嫡冷宫”。到了第三年又擅自提出废后，废后是朝中大事，满朝文武都被惊动了，十四五个大臣出来劝谏，可是顺治充耳不闻，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后来孝庄又把自己的侄孙女聘给顺治做皇后，但顺治对新皇后依旧疏远，与此同时，他却爱上了自己的弟媳董鄂妃。董鄂妃的丈夫博穆博果尔亲王是顺治最年幼的一个弟弟，由于不堪忍受羞辱，不久就愤而自杀了。顺治依旧显得没羞没臊，博穆博果尔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董鄂妃接进了皇宫……
小巫见大巫
满人旧风俗中虽可纳弟媳为妻，但也应该是在弟弟死后，才可以把未亡人娶进家门。在弟弟健在的情况下就爱恋其配偶，并因此置弟弟于死地，毫无疑问属于违背人伦之举，也不符合满人的风俗习惯，可想而知，孝庄作为母亲心里会有多么别扭和难堪。更不用说顺治还“不爱江山爱美人”，因为董鄂妃辞世，竟然置江山社稷于不顾，要削发受戒。
孝庄曾经非常爱他的儿子，即便母子一次次形成尖锐冲突，她仍尽可能给予包容，只有在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才会进行指斥。不过自从在顺治丧礼的那天大哭后，她似乎就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儿子，既往所有对顺治的关切和感情投入，也都被她一股脑儿地转移给了康熙。据说在顺治死后的十年时间里，孝庄从没有去顺治的陵园看过一眼，谁劝都不听，几乎和顺治当年废后时一样固执决绝。或许，她是真的被顺治伤透了心，所谓“爱之深，痛之切”。
康熙受孝庄抚育长大，一言一行都按照孝庄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塑造，不管是性格、人品还是对事业、爱情的看法，都与顺治大相径庭，但隐忍期间的个人经历，却让他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鳌拜不但专擅，而且桀骜不驯、目无君上，对康熙相当不尊重。他常常在朝堂上对康熙进行顶撞，与康熙说话总是扯着嗓门“高声喝问”，而且稍不如意，就当着康熙的面对部院大臣进行呵斥。朝贺新年时，他也不顾忌讳，身着黄袍，仅帽结与康熙不同而已。
有一次，康熙要外出狩猎，命鳌拜报知孝庄，他竟然说：“皇上自己去吧！”康熙未经辅臣传旨意，命人选鹰，鳌拜、遏必隆又对此不满，厉声斥责近侍说：“这成何朝廷？”言辞间俨然已以朝廷自居。三等侍卫飞瑶色在康熙身边办事，亲眼看到鳌拜等人对康熙的傲慢态度，常常衔恨于心，后来仅他就揭发了鳌拜三条罪状。
康熙对此自然积怒在胸，然而在看过关于顺治的经历后，他才知道，自己所遭遇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康熙是由异姓大臣辅政，顺治当初则是由多尔衮摄政。摄政和辅政有着本质的区别，辅政尚需向皇帝请示，摄政根本不需要，摄政王一人就能自主处理国家大事。多尔衮摄政时期，朝廷上下，包括百姓，“唯知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顺治被完全冷落在一边，只能听人摆布，参加一些仪式活动。他自己回忆：“睿王（多尔衮）摄政，朕只有拱手承接祭祀的份，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无法参与，也没有人向朕详细陈述。”
不光多尔衮，其他有权势的亲王也不把顺治放在眼里，多尔衮的胞兄、亲王阿济格甚至把顺治当成幼儿，私下称呼他为“孺子”。就连多尔衮的手下都敢于公然捉弄顺治，他们在陪顺治狩猎时，故意把顺治带上艰险陡峭的小路。顺治没办法，只得下马步行，他们又冷言冷语地加以挖苦，说：“年少不习骑射，像这样的路径，也需要下马步行吗？”
如果仅仅只是这些，顺治恐怕还不会变成后来的顺治。“太后下嫁”是发生在多尔衮摄政时的一桩著名疑案，即传说孝庄曾下嫁给多尔衮。其实就算孝庄下嫁多尔衮是事实，也并无过多可指摘之处，一者，当时清室受汉文化影响还不深，满人习俗允许“兄死妻嫂，父死妻后母”；二者，在孤儿寡母，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孝庄的初衷必然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制约多尔衮，以稳固儿子时时受到威胁的皇位。
只是这种联姻注定会给顺治幼小的心灵带来莫大伤害，因为这样他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儿皇帝”，多尔衮强加给他的所有侮辱都得到了伦理制度的某种承认。退一步说，就算“太后下嫁”不存在，孝庄为了应付多尔衮，两人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关系。乾隆年间的史书《东华录》上记载：“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这句话的后半句很值得斟酌，皇宫内院指皇宫内妃嫔所住的宫室，当时无人敢随便涉足，多尔衮动不动就在那里现身，他想干什么？他能干什么？
就像孝庄无法理解顺治一样，孝庄忍辱负重的一片苦心也难以被顺治所接受。顺治不仅对所谓的“皇叔父摄政王”恨之入骨，对自己的母亲同样多有怨恨，可是他又没办法向别人排解这种愤恨和痛苦的情绪，于是只能深藏于心中，任其发酵。
自1667年10月起，康熙下令编纂《世祖实录》，世祖就是顺治，《世祖实录》相当于顺治朝的史料汇编。在这过程中，康熙当然也能接触到与顺治相关的各种文字资料，一段段看过去，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但神色悲苦、内心忧郁的少年跃然纸上。顺治亲政后暴躁的脾气、与孝庄的隔阂、对于爱情的依赖，乃至失去爱人后万念俱灰的悲观颓丧，种种看起来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如今也都有了可以一一对照的源头。
成功之道
在公布的顺治遗诏中，他痛自苛责，历数当政期间的十四条错误（“十四罪”），其中对纪纲法度、用人行政等均有涉及，一眼看过去，顺治几如昏君，而顺治朝似乎也乏善可陈。墓前立碑，中国自古有之，明清帝陵前的石碑一般称为神功圣德碑，照例都是为大行皇帝歌功颂德的庙堂之作，但直到顺治已死去七年后，他的陵园内仍未建碑，显然这与顺治遗诏中的自责不无关系。
问题是，顺治施政真有这么糟糕吗？
顺治是满人入主中原，定鼎京师后的第一位皇帝，虽非第一代君主，但也相当于开国之君。一般来说，开国之君都是成年人中的卓越者，然而顺治与康熙一样，十四岁就亲政，尚未成年就开始独立治国。正如清史学家萧一山所言：“开创之主，类皆英明权变，豁达大度，故能崛起一方，手定大业。独满朝之顺治，乃以童稚得之……”
顺治亲政前，基本处于失学状态，他自述“无人教训，坐此失学”，直到亲政后，才发现送上来的奏疏尤其是汉文奏疏，自己根本看不懂，“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他深以为耻，从此发奋读书。
古人读书，多为先苦读背诵以稳其根基，顺治亦取此法，每读一本书都要求自己能够背诵。顺治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神童，一般情况下，即便一篇五百字的文章，也需要读上六七遍才能予以强记，然而十天半个月后又都忘记了，于是又要再读再背。他涉猎极广，所看的书既有四书五经、《贞观治要》《资治通鉴》，也有“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甚至还包括明朝时的科举范文集，其中仅科举范文集里就包括几百篇文章，要把它们统统背下来，谈何容易。因为学习过于刻苦，顺治曾经呕血，但从未放弃，他每天五更起读，一天中除了吃饭和料理军事大事外，会一直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顺治的全部学识和理政能力，都是通过边干边学，在亲政后慢慢积累所至，仅此一点，即非常人所能及。他在实际理政中也表现称奇，在他亲政的那些年，国事纷繁，政局很不安稳，他通过“亲宗万几，孜孜求治”，最终使新朝基业得到了初步巩固。萧一山评价顺治“年少有为，能粗立开国规模”，史学大家陈垣对汤若望和顺治的关系有一个比喻，说他们“犹魏徵之于唐太宗”，换言之，顺治亦如“清代的唐太宗”。
康熙亲政，很自然地会想到向父亲寻求经验，在感佩于父亲之伟大的同时，他也发现了父亲真正的成功之道，那就是“好华语，慕华制”。
和康熙学汉文时一样，由于身边充斥着鳌拜等对汉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大臣，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大儒求教，顺治也只能以近侍为师。教他读书的是前明宦官曹化淳，曹化淳原籍武清，属京畿里八府。清初民间把山东、北京的汉人称为“侉子”，说他们经常讲“侉话”（意思是不上路的话），顺治跟着曹化淳读书，时间长了，连说话都染上了曹化淳的乡音，他于是便戏称自己跟着曹化淳学会了“侉话”。
曹化淳不仅在经史、诗文及书法等方面均造诣不俗，而且督学有方。顺治能够长年如一日地刻苦攻读，以天子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来说，恐怕初期并非他所自愿，或者就是刚开始发发狠，后期也不一定能够坚持下来，在这方面，曹化淳功不可没。顺治后来直言不讳地告诉别人：“朕向来读底书，多亏了曹化淳。”
事实上，曹化淳并非一个普通的前明宦官，他在崇祯朝任司礼监头目，司礼监乃明朝内府十二监（即十二个宦官衙门）之首，可见曹化淳当年在内府中地位之高，权力之大。由于深得崇祯皇帝的宠信，曹化淳在崇祯朝除负责批阅外廷诸臣所上章奏，以备皇帝御览外，甚至有资格代皇帝复审案件。这样一来，他能够教授和传递给顺治的，就不会仅仅只是书面知识，必然还包括处理政事的经验、办法以及与明朝有关的汉人政治制度、理念等。顺治之所以对汉文化情有独钟，固然与他长期阅读汉文典籍，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有关，但亦不能忽视曹化淳对他的影响。
大文章
满族并不是第一个在北京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在他们之前，蒙古人早就建立过元朝。满族与蒙古族一样，其原先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汉族，满族的人口亦极少，一份资料表明，清初的满族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清朝比元朝显然要成功得多，稳固得多。历史学家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蒙古人不修政治，拒绝接受在当时来说更为先进的汉文化，而满人则非常注重承袭汉人的道德标准、政治观念以及机构体制，并在政府中大量起用了汉臣。
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尽管皇太极当政时，已初步移植了汉民族政治制度的某些成分，但真正在政治领域内实施汉化政策的还是顺治，他在亲政期间“斟酌往制”，下令除去皇太极时的内三院，仿明制改称内阁，又另设了翰林院，同时对汉臣亦加以重用。
康熙攻读汉文典籍的勤勉程度和受其影响之深，绝不让于乃父，甚至他的汉文老师也以前明宦官为主，再加上政治理念的接近，使得父子俩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达到了高度契合，只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却很难得到辅臣们的认同。
辅臣们的意志最早就显示在顺治的遗诏之中。想想看，既然顺治并非一个浑浑噩噩、无所作为的国君，为什么非要在遗诏中把自己描得一团黑？最值得怀疑之处在于，顺治临终前已经是一个处于弥留之际，危在旦夕的重病人，仅能用断断续续的口述方式，对遗诏的书写提出指导性意见，即便偶有反省，其精神状态也不会允许他把一生政治得失清清楚楚，一条一条地都交代出来。
清史学家孟森推断，“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遗诏虽然带着孝庄的烙印，同时孝庄对顺治推行汉化政策也不是很赞同，但她绝不可能对顺治的各项施政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加以指斥。遗诏实际体现的是辅臣们的施政纲领，他们用“十四罪”对顺治的政策和业绩进行彻底否定，把顺治的遗诏变成“罪己诏”乃至“问罪檄”，为的是给他们的守旧路线规范道路。
从辅政时期开始，一直到鳌拜专擅，包括鳌拜在内的辅臣们以遗诏中的“十四罪”为由，将顺治朝实行的开明政策完全抛在了一边，他们罢黜内阁、翰林院，重新恢复内三院，同时又废止顺治重用汉臣的举措，降低汉官职级。在辅政体制下，满官完全把持了各职司大权，许多满洲贵族在上朝时都对汉族的文人学士爱搭不理，嗤之以鼻，包括汤若望案也是这一时期开历史倒车的一个标志，因为从那以后，顺治朝所采用的“时宪历”便被明初的“大统历”所替代，尽管后者错误百出。
康熙看透了这一点，1668年2月，亲政仅仅五个月后，他就下令为顺治建“孝陵神功圣德碑”。此碑碑文以康熙的口气，对顺治进行了高度评价，称“我皇考无一日自遐逸”“以精明理政务，以仁厚结人心”，褒扬顺治“虽尧舜之德，汤武之功，何以尚兹”“中国有圣主出焉”。
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孝陵神功圣德碑”并非像一般“神功圣德碑”那样泛泛颂扬，或只停留于颂扬，而是针对顺治遗诏中的“十四罪”进行了逐一驳斥。比如“十四罪”中说顺治信任汉官，以致满官无心任事，有违“首崇满洲”的国策，碑文则强调，清王朝是大一统的全国政权，清帝是“天下人民之主”，自然应该“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所以顺治如此为政，不但不违背“首崇满洲”，而且还是“大清受命”的正确施政。
既然是对顺治的重新评价和褒扬，孝庄事先不可能不知道。应该指出的是，孝庄和康熙的关系不同于她和顺治，祖孙间已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即在思想上不光是孝庄影响康熙，康熙反过来也影响孝庄。从康熙亲政后孝庄的言行来看，她实际已没有顺治朝时那么保守，已逐渐能够理解和接受“首崇满洲”原则下的“满汉一体”。最重要的是，她很清楚康熙立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是冲着迟迟不肯归政的鳌拜、遏必隆去的。
相比于当年顺治还未亲政之时，康熙的处境要有利得多，毕竟他已经亲政，鳌拜等人不过“仍行佐理”，当隐忍到一定时候，就可以利用手中的皇权来做一做文章，而建“孝陵神功圣德碑”，正是康熙亲政后所做的第一篇大文章。
看到康熙在政治态度上与鳌拜等人划清了界限，支持者们迅速向他聚拢过来。这里面，汉臣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户部尚书王弘祚、兵部左侍郎黄锡衮、左都御史冯溥、侍读学士熊赐履等，其中除王弘祚原为前明官吏外，其余三人均直接入仕于清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到鳌拜及其同党的排斥和打压，对鳌拜非常不满。
旁敲侧击
与汉臣相比，站在康熙一边的满臣要少得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旗内部争斗激烈，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都带有这种背景，此后敢于反对鳌拜的人已经很少。冯溥、熊赐履等皆为汉臣，汉臣没有资格参与八旗争斗，也触犯不到鳌拜在八旗里面的切身利益，所以尽管鳌拜对他们很不爽，但并没有像对苏纳海、苏克萨哈那样赶尽杀绝，他们也才有可能幸存下来。
在康熙最需要的时候，又是索尼家族向他伸出了援手。索额图，索尼的第三子，初为一等御前侍卫，后任吏部右侍郎。由于赫舍里氏的关系，索额图成了康熙的叔岳父，对于鳌拜的专擅，他也十分不满。由于索额图是皇亲国戚，鳌拜若想予以加害，必须多出不少忌讳，同时康熙找他密谋也比较方便，所以被康熙引为心腹和奥援，作为主要谋臣和策士使用。
常在权斗场中厮杀，鳌拜的政治嗅觉不可能不灵敏。尽管康熙在建碑的当月，即封他为太师，其子那摩佛被封为太子少师，但不论是建碑这件事本身还是康熙的言行，都可能会让他感觉到有哪里已经不太对劲。
清代笔记中记载，有一次鳌拜前去上奏，见康熙正在阅读儒家经典，便很不高兴地对康熙说：“我盛清自有制度，皇上应该读喇嘛经（佛经），而不应该读儒生的歪理邪说。先帝不嫌臣不才，让臣训诲皇上，臣愚以为，皇上应该体察先帝圣意，屏儒进释（即屏弃儒学，信仰佛教），这样才不致辱没祖先的功业。”
鳌拜口口声声地把“先帝”放在嘴边，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就不理解也不愿执行顺治的政治理念。康熙笑道：“彼一时，此一时，如今我盛清已据有中原，却还说不读孔子书，没有这个道理。据朕想来，三教九流都可不分高低，卿为什么见解如此狭隘呢？”
康熙的话把鳌拜给惹怒了，他气呼呼地说：“皇上初政，就不接受微臣的忠谏，臣以后再不过问国事了！”说完拂袖欲退，康熙赶紧叫住他，耐心劝导：“卿傅（对鳌拜的尊称）不要这样，朕不是一个听不进劝谏的君主，但读儒书确实不是什么坏事，卿傅您冷静地推敲一下，想想我这么说是不是有道理？”
鳌拜听了面有惭色，但却心有不甘，本来都要转身离开了，又回过头对康熙说：“皇上请将臣的话拿去让大臣们共同讨论，如果他们都认为臣说的是错的，臣甘愿受刑，以谢皇上。”康熙听了仅一笑置之，尽管鳌拜仍摆出一副纠缠不休的样子，但见康熙已闭口不言，只得悻悻然退了出去。
相对于处理苏纳海案时的一筹莫展，处理苏克萨哈案时的矛盾纠结，以及面对诸王大臣集体免冠跪请时的精神恍惚，这一阶段的康熙开始显得稳健而老练。御门听政时，有人提出恩诏中误赦一人，大学士李霨认为“既已误赦，那就算了”，康熙不同意，说：“不小心把人放掉可以说算就算，那么如果杀了人，还可以说算就算吗？”
康熙与辅臣共听读本，鳌拜却私下闲谈，心不在焉，康熙立即斥责道：“这里面关系到民命，不能不慎重。你们都曾经在军队效力，披甲打仗，所以对杀人不在乎，朕则一定会倍加慎重。”
康熙两次谈到“杀人”的问题，实际是在对鳌拜旁敲侧击，表明他对于鳌拜抗旨冤杀苏克萨哈等人的事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也是康熙自亲政以来，首次对鳌拜进行针锋相对的直接批驳。朝中正直之士为此大受鼓舞，李霨虽然挨了康熙的批评，但知道皇上是意有所指，所以仍非常高兴地称赞说：“皇上此谕，诚可昭垂万世。”
1668年9月，侍读学士熊赐履上疏称“朝廷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并引用宋朝大儒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一语，点明关键在于鳌拜。显然这是在康熙的鼓舞下，支持者们所发出的共同心声。康熙看完奏疏后暗中高兴，但为了不打草惊蛇，同时也为了保护熊赐履等人，他故意对熊赐履加以申斥，说他“妄行冒奏，以沽虚名”，还故弄玄虚地声称要给以处分，但过后就不了了之了。
康熙的敲打和熊赐履等人的明嘲暗讽，毫无疑问给鳌拜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鳌拜不是多尔衮，无论从其所处地位还是拥有的实力来说，都缺乏策划政变乃至篡夺皇位的主观愿望及其可能性，他折腾来折腾去，目的还是仅限于以相权排斥君权，以便做一个“真正的宰相”。
至于鳌拜为什么历事三朝，对皇太极、顺治都能做到忠贞不贰，却唯独与康熙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有人分析，其中不能排除感情因素：皇太极是鳌拜的故主，鳌拜跟着皇太极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也见识了皇太极的雄才大略，自然对他忠心耿耿，一片赤诚；鳌拜辅佐顺治时，皇太极对他的余威、余恩犹存，顺治又是他力争所立，为此还遭到了多尔衮的迫害，他对顺治自然也能做到忠心耿耿，坚守臣节；可是到康熙就不一样了，此时鳌拜已是三朝老臣，且掌握辅政大权，对年幼的小皇帝就左看右看，无论怎么看都不顺眼了。
别无选择
不过无论有多么看不顺眼，鳌拜也明白，随着小皇帝年岁渐长，被逐渐证明能够独立处理政事，他作为辅臣的价值已大打折扣。古人云“鸟尽弓藏，功成身退”，这种时候请辞归政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是他哪里舍得自动放弃已到手的权力呢！
一天，鳌拜请求康熙封授其族人中的一位长者。这位长者曾奉皇太极之命征战朝鲜，并立下过战功，但在康熙登基前，朝廷早就按最高规格对他进行了表彰，鳌拜只是将他的事迹和战功加以夸大，重新申请一次而已。康熙当然不能同意，给鳌拜解释一番后对他说：“朕不敢打破祖宗朝的定例，望卿自爱。”
不料鳌拜却不接受，还大肆申辩，说什么我受顾命重托，可是却不能替长辈拿到一个本该属于他们的荣誉，太丢脸了，如果今天皇上真的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我就将痛哭于文帝之陵（文帝指皇太极），不能再在皇上你的左右侍奉了。
康熙心里倒真希望鳌拜马上辞职去守陵，那样他做梦都可能笑醒，但鳌拜明摆着只是嘴上说说，目的是借以要挟，他对此既厌恶又无奈，只好说：“朕另外有旨，卿傅（指鳌拜）不用着急。”
康熙不过是敷衍之词，鳌拜却以为康熙已经批准对鳌拜的族人进行封赏，当即谢恩，显得十分受用。
这是清代掌故中关于鳌拜的一则逸事，细节尚待考证，让人感兴趣的是，鳌拜为什么明知他的族人不合要求，还硬要替他向康熙讨要封赏？要知道，就算最后讨到这个所谓的封赏，于鳌拜而言也没有太大的实际利益。
或许，这则逸事所透露出的，正是鳌拜那个时期的一种微妙心理，即他对于自己所处的“相位”既惴惴不安，但又心存幻想，不肯舍弃。替族人讨要封赏看似胡搅蛮缠，实际是鳌拜减轻自己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不合规矩，但经过争取还是通过了，说明小皇帝仍然离不开他，他对小皇帝也仍具有控制力，这样一想，岂不是觉得安全多了？
鳌拜也不是没写过辞呈。他总共写了四次，前两次都自己改变主意，把已经写好的辞呈给收了起来。第三次写辞呈的时候，他将草稿送给遏必隆看，遏必隆向来都是鳌拜干什么，他跟着干什么，遂也写了一个辞呈交给鳌拜，好让鳌拜一并上呈。
就要交上去了，鳌拜却又说不行不行，这次辞呈里的有些话，在前两次辞呈中也有，好像不太妥当，还是删掉为好，于是他把辞呈做了删节，重新送给遏必隆看。遏必隆见状，只好依葫芦画瓢地也对自己的辞呈进行修改，然后再送给鳌拜。
鳌拜平日里粗犷不拘，他不识汉文，即便对于满文，也很少字斟句酌，像这样为辞呈内容大费心思，与遏必隆反复琢磨修改的例子甚为少见，从中不难想见其在归政压力下犹豫瞻顾的矛盾心理。
最终，鳌拜还是没有把反复修改的辞呈送上去，因为贪恋权位，不愿迈此一步，他失去了体面下台和让皇帝予以宽恕的最后机会。
康熙别无选择，只能加快清除鳌拜的步伐。如果说在此前的宫廷权斗中，孝庄一直是幕后编剧和导演，而康熙一直是主要演员的话，从这时候起，就轮到他独立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华了。
自古擒贼先擒王，如果能首先将鳌拜拿下，不仅可以对其集团起到瓦解作用，而且可以把惊动面降到最小范围，但要捉拿鳌拜绝非易事。鳌拜武艺精湛，年轻时孔武有力，久经战阵，号称“满洲第一巴图鲁”，其时尽管已经七十岁，然而依旧精力旺盛，行动敏捷。更重要的是，鳌拜集团的势力已深入负责皇帝安全的侍卫处内部。侍卫处共设领侍卫大臣六人，内大臣六人，鳌拜家族占了三分之一，其中鳌拜及其子那摩佛是领侍卫大臣，其弟巴哈、侄子塞本得是内大臣。清宫侍卫主要由上三旗的子弟充任，不少侍卫见鳌拜位高权重，且已在上三旗中居于绝对优势，都对他惧怕几分，一等侍卫阿南达因此沦为鳌拜党羽，每次进奏时为吹捧主子，都称鳌拜为“神人”，对之赞不绝口。
既然侍卫不能被普遍信任和依赖，康熙决定从侍卫和拜唐阿（满语，皇宫无品级的管事人员）中挑选忠实可靠、强壮有力者，以“扑击之戏”为名，另外组织一支亲信卫队，用以完成擒拿鳌拜的使命。
第一场大仗
1669年春暖花开之际，在紫禁城太和门内的广场上，出现了一群与康熙同龄的少年（康熙当年十六岁），这些少年就是康熙精心挑选出的卫队成员，他们还有着另外一个听上去颇为亲切的名字——“小布库”！
布库即所谓的“扑击之戏”，也称撩脚。这是满人的一种角力游戏，方式是两人徒手相搏，以角力决胜负，直至将对方摔倒为止。清王室提倡布库向有传统，究其缘由，首先是为了训练士兵，所谓“布库诸戏，以习武事”，其次，因为蒙古人也很喜欢布库，所以它又成为清廷与蒙古诸王团结交好的工具，满、蒙跤手经常相互进行切磋和联欢。
康熙将新成立的卫队命名为善扑营，天天将小布库集合在一起练习摔跤技术，有时甚至他自己也会参加进去。鳌拜是八旗老军人，八旗军中经常开展布库比赛，军中“分左右翼，令其角胜负，负者罚牛羊”。鳌拜以前在军中见多了，他只以为康熙年少幼稚，新近爱上了这种新游戏，所以丝毫不觉得奇怪，即便上朝奏事时看到，也从不加以戒备。
清人笔记中记载，某次鳌拜托病不上朝，康熙亲自到其府邸问候。当康熙走进鳌拜寝室时，御前侍卫和托见鳌拜神色可疑，于是急步上前，揭开床榻上的席子，赫然发现席子底下竟藏着一把刀！
场面立刻变得极度尴尬和紧张，所幸康熙从容镇静，不仅不慌不怒，反而笑着说：“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说完便起驾回宫了，回宫后即以下棋为名，急召索额图商量对策，同时派亲信控制了京师的卫戍权。
有人认为此事表明鳌拜欲对皇帝图谋不轨。其实这是一种夸大附会的说法，正如康熙所言，刀不离身乃满人的传统习俗，鳌拜并不是带刀进宫，在他自己的寝室内，就算身边有刀，亦不足以证明他有行刺康熙的企图。不过在这则故事中，鳌拜的跋扈、康熙的机智应变以及两人之间外松内紧的关系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康熙召索额图入谋也被史实所佐证——1669年5月，索额图自请解除吏部右侍郎之职，重新担任一等御前侍卫，效力于康熙左右。
索额图过去一直担任侍卫，其威望足以慑服上三旗的许多其他侍卫，他自愿从二品的侍郎降至三品的御前侍卫，显然负有双重职责，即保护康熙和就近统率善扑营，这也意味着剪除鳌拜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是康熙生平的第一场大仗，只能胜不能败。实施行动前，他将鳌拜的重要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以削其势，如将鳌拜胞弟巴哈派往察哈尔审理案件，将鳌拜侄子、侍卫苏尔马派往科尔沁，将鳌拜党羽、工部尚书济世差往福建“巡海”。
根据专家考证，康熙下令擒拿鳌拜及其主要同党的准确时间，是1669年的6月8日。当天，康熙亲自对善扑营及部分宫廷侍卫作动员部署，他面向众人，严肃地发问：“你们都是朕得力的老部下，现在到了需要你们效力的时候，你们是害怕朕呢？还是害怕鳌拜？”众人齐声回答：“只畏惧皇上一人。”于是康熙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行，同时召鳌拜进宫，“立命擒之”。
南书房位于乾清门内西侧，乃康熙平时读书学习的场所。当鳌拜入内觐见时，宦官将一把椅子端来给他坐，鳌拜也就像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坐了上去，他不知道，这把椅子的后腿事先已被弄折，是重新安上去的。
接着，康熙命人给鳌拜献茶，这只茶碗事先用开水煮过，很烫，鳌拜拿不住，茶碗一下子便掉在了地上。摔碗即信号，侍立在鳌拜身边的宦官趁机拉了一把椅子，椅子腿再次折断，鳌拜猝不及防，当即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康熙就大声呵斥道：“鳌拜你好大胆子，敢对朕无理！”早已埋伏在书房周围的小布库们应声而出，一拥而上，将鳌拜擒住。
“南书房擒鳌”主要见于清人笔记。按正史所载，鳌拜在跨进宫殿门槛的一刹那间，就遭到了小布库的突然围攻。鳌拜武功高强，尤其是膂力惊人，据说他曾一箭射在正阳门上，十来个侍卫一起拔都拔不出来。不过那说的应该是鳌拜正值壮年的时候，此时的他已是古稀之年，不可能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小布库相比鳌拜虽然人小力微，但他们都经过训练，可以用布库特有的灵活步法和多变攻法减少自身劣势，加上人多势众，鳌拜自然只能束手就擒。
布库小儿擒拿鳌拜，是清代最具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故事之一，它被编成剧目，以后每年宫中过年过节，都要上演，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善扑营则一举成名，发展成为具有正规建制，且只听命于皇帝的宫廷内卫部队，其保留技能“北平跤”（也称“满人摔跤”）即源于布库。
善扑营奉命擒拿鳌拜成功的同时，还逮捕了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随即，鳌拜死党、兵部尚书噶禇哈和大学士班布尔善也应声落网。在拔掉这些钉子后，考虑到兵部势位重要而满汉尚书均已出缺，康熙任命支持王弘祚为兵部尚书，用以稳定大局。王弘祚本已被鳌拜集团罢免官职，排挤出朝廷，但由于鳌拜、班布尔善等人已经就擒，此项任命未遇任何阻滞，当天即发科抄，成为康熙清除鳌拜集团后的首次人事任命。
一败涂地
鳌拜虽已就擒，然而在其多年经营下，同党早已遍及宫禁及中枢要津，因此智擒鳌拜之初的首要工作，尚非颁布谕旨，向臣民公布其罪状，而是捕拿鳌拜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