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极有主见和决断的君主，康熙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自己闭目塞听，但在前两次亲征离京期间，他察觉到官场风气正日渐变坏，言官们往往因“畏怯贵要”而缄口不语，而根据他的观察，所谓“贵要”就是太子党的首领索额图。
为此，在第三次亲征离京前，康熙特地对不负责任的言官加以严饬，同时又重新起用了一些原先因直言不讳而被革职的人，并要求他们拿出直言不讳的精神，从皇子诸王到内外大臣官员，不管谁做了贪虐不法之事，都要加以“据实指参”，甚至就算发现他这个皇帝有了过失，也要不顾情面地进言。
在康熙的鼓励下，相关官吏终于不再对皇帝隐瞒，他们将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告诉了康熙：“皇太子听信‘匪人’（行为不端的人）的话，品行变了！”
所谓“品行变了”，主要指太子在“匪人”的帮助下，发生了寻找“外间妇女”等不良行为，而这几个所谓的“匪人”具体为内务府膳房人花喇、额楚、哈哈珠子德住以及茶房人雅头，他们私自在太子宫行走，同时涉嫌为太子做**媒。
谁还可以做太子
康熙接到报告后如同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顿时又气又急，他立即以“悖乱”之罪着将花喇、德住、雅头处死，将额楚交与其父圈禁家中。这是康熙首次对与太子有关的人事进行处罚，它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人们减少了忌讳，私下开始敢于议论太子的“不孝”“所行不善”。
无论“不孝”还是“所行不善”，都令康熙难以接受。很显然，被处理的“匪人”都只是太子的替罪羊，对于太子“暗中搜集外间妇女”的劣迹，康熙深感难以启齿，失望之情也溢于言表：“朕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亦从不令姣好少年随侍左右，守身至洁，毫无瑕玷。……今皇太子所行若此。”
康熙对太子的感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变化，“自此朕眷爱稍衰”。在此之前，他曾考虑过让位的可能性，“高宗模式”就是他认为可能成功的一种让位模式，但其先决条件是太子能够胜任新君之位以及孝敬自己，既然太子连这一先决条件都通不过，“高宗模式”自然就只能暂时搁置了。
与此同时，在太子几次代理国务后，集结于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也让康熙初步感受到了来自太子党的咄咄逼人之势。1698年，康熙分别对成年诸皇子加以册封，授皇长子胤禔为多罗直郡王，三皇子胤祉为多罗诚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祐、八皇子胤禩俱为多罗贝勒（六皇子胤祚早夭）。
康熙分封皇子的本意是分太子之权，并促使太子反省和改过自新，但他没有想到，此举却相当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受封诸子参与国家政务，各有分拨佐领和下属之人，在自身突然拥有权势的情况下，见太子在皇父面前失欢，便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式的念头，表面波澜不惊然而却暗流汹涌的争储大战也由此打响。
如果老二胤礽不是太子，谁还可以做太子？这是皇子和大臣们私下里共同关心的话题。首先被兄弟们从出线名单中剔出的是老三胤祉，胤祉与太子胤礽的个人关系较好，康熙首度亲征塞外，因生病召太子到行宫请安时，他曾和太子同往。那时康熙尚未分封诸子，胤祉自然就依附于太子，或许是急于看到太子继位，见皇父病重，胤祉居然也和太子一样露出了“窃喜”的表情。1699年，十三皇子胤祥之母、皇贵妃敏妃去世，按规定所有皇子百日内不准剃头，胤祉却未等百日到期即行剃头。这两件事都被康熙认为是特别不孝的无礼行为（敏妃虽非胤祉生母，但名义上也是胤祉的母亲），遂下旨革去胤祉的郡王爵，降为贝勒。
老大胤禔是长子，武艺不错，康熙出征、巡行都随其左右，特别是在胤祉罹罪降职后，更使他成了太子以下爵位最高的皇子。不过胤禔生性暴戾，非但康熙所属不少侍卫、执事人等都曾被他擅自责打过，就连康熙的兄弟和亲信重臣也会被其羞辱，最典型的那次便是胤禔随伯父福全出征塞外，与福全发生激烈争吵，还有一次，他甚至扬言要把传教士南怀仁的胡子剪下来，南怀仁只好开玩笑说，如果胤禔真要这么做，他不会介意。康熙认为胤禔“难以管教”，经常做些让自己觉得尴尬的事，因此并不喜欢他。
胤禔、胤祉以下，从四皇子胤禛到七皇子胤祐，在当时的人们眼中都觉得较为平庸，难以和八皇子胤禩相比。老八胤禩待人谦和有礼，不像他的几个兄长那样骄纵，同时聪明能干，即便他的政敌和竞争者也不得不承认，“（胤禩）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在受封皇子中，胤禩与他上面的胤禛等三个兄长一同受封为贝勒，其时年仅十七岁，乃受封皇子中年龄最幼者。此后在康熙出塞时，他又多次受康熙指派，与三皇子胤祉一同办理政务，这些都足以说明康熙对他的认可。
然而康熙对胤禩的喜爱和欣赏又是有限度的，原因与胤禩本人倒没有太大关系，而主要缘于其家人。胤禩的母亲良妃乃辛者库出身，辛者库是满语，意为“管领下食口粮人”，即内务府管辖下的奴仆，这是一种罪籍，它意味着良妃的先人一定曾获罪于朝廷，所以才会被世代编入辛者库。
据学者考证，良妃不仅是康熙朝，也是清代各朝所有受封嫔妃中，母家地位最为卑下者。皇子之中，子以母贵，胤礽能够一岁多就当太子，主要靠的是他母亲赫舍里氏，反之，良妃的低贱出身也阻碍着胤禩的个人发展。
本来胤禩有条件对此进行弥补。他的嫡福晋郭络罗氏（《清史稿》中作乌雅氏）是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岳乐家族乃朝中显贵，胤禩与岳家联姻，无形中拔高了其身价，减少了因母家地位卑微而对他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为他在宗室中打下了人缘基础。可是正所谓有一得必有一失，郭络罗氏就像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自小备受外祖父岳乐宠爱，以致养成了泼辣善妒的性格，兼之娘家显赫，因此在与胤禩成婚后，便对丈夫形成了碾压之势。这位“胤禩府内的当家人”“令胤禩畏惧的专横女人”，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却又不准胤禩纳妾，结果弄得胤禩一直无儿无女。
胤禩受封贝勒时，岳乐已经去世，其爵位由其长子玛尔浑继承了下来，玛尔浑和他的两个弟弟景熙、吴尔占在朝中个个地位显要，也均支持胤禩夺储，可是膝下单薄、子嗣不丰仍然对胤禩争储造成了致命伤——若选择胤禩做皇储，到他的第二代就没有人可以再继承下去了，别说康熙，任何一个在世的老皇帝在选择皇储时，恐怕都不会不对此加以考虑。
密告
胤禔、胤祉不行，就连胤禩被立为皇储的可能性看起来也不大，但这只是周围人们的推测，就当事人来说，却没有一个想要放弃。他们也很清楚，胤礽不倒台，皇储之位谁都得不到，于是乎，太子胤礽便成了被群而攻之的目标，他的几乎所有烂事都被翻了出来。这些事情有些可能是真的，但还有不少其实是造谣诽谤，康熙听得多了，也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不过对太子的总体印象确实是越来越差。1700年10月，他向太子宫派去总首领太监、首领太监、普通太监五人，用于加强对太子手下人的监督、管辖，其对太子的反感和防范之心可见一斑。
康熙认为，太子品质之所以变坏，除了受手下那些“匪人”的影响外，索额图的教唆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太子）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这让他对这个早年曾助自己清除鳌拜集团的老臣痛恨不已，恰在此时，据称来自索额图府“家人”的密告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看法。
据密告者说，索额图野心勃勃，为了让太子能够早日登基，不仅“谎称”康熙将很快让位于太子，还使用恐吓伎俩，威胁要杀掉所有不肯跟他合作的人！
密告者所说的“谎称”，无疑指的是康熙曾向太子当面表露过的“高宗模式”，那本是康熙父子自己的秘密，索额图能够得知，显见是通过太子之口。对此康熙既无法否认，也不能肯定，只能笼统地指斥索额图“背后怨尤，议论国事”。
有一段时间，康熙试图通过起用明珠派残余势力的方式，来对索额图及“太子党”进行牵制，如今看来还不够，“太子党”在朝中仍有不小的势力，康熙遂决定引入来自皇族的其他支系与之抗衡，最明显的便是对国舅佟家势力的倚重：佟国纲长子鄂伦岱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都统，一人同时兼有三个要职，佟国维的三子隆科多被擢升为副都统。
与大力提拔佟家子嗣相应，在“匪人事件”发生后的三年内，康熙频繁调换军事将领，将驻京八旗的控制权牢牢地握于手中，做好了随时应对京城中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
面对康熙在不动声色中展开的逼围，索额图坐卧难安，不得不于1701年告老乞休。康熙念旧，对乞休的老臣一般都会予以挽留，唯索额图的请求例外，他立即予以了批准。
索额图离朝，自然可以减少对太子的影响。康熙对太子并没有放弃希望，自1700年后，他每次出巡都命太子随行，为的就是让太子在多了解民情的基础上，能够增强身为皇储的责任感，自觉地改掉身上的一些毛病。
1702年冬，康熙第四次南巡，太子及四皇子胤禛、十三皇子胤祥均随驾而行。当行至德州时，太子突患重感冒，因为生了病，原本就性情暴烈的太子脾气变得更坏，经常鞭打侍从和卫兵。康熙知道太子与索额图素来亲密，索额图又是太子的叔外公，遂召索额图来德州行宫，对太子进行照顾。
康熙虽已避免直接管束太子，但仍密切关注着太子的一举一动，他接到报告称，索额图应招来德州，乘马至太子住所的中门后方才下马。康熙对此非常在意，认为索额图此举不仅逾越了君臣之礼，而且表明和太子的关系极不正常。在此期间，他又接到密折，称有人假冒“御前之人”，在他刚刚巡视过的山东和直隶“生事”，也就是进行敲诈勒索或寻找“外间妇女”等恶劣行径，而其间居然无人敢于阻拦。
虽然康熙事后未点明假冒者都是些什么人，但外界推测不外乎还是太子的手下。发现太子痼疾未除，康熙在深感痛心之余，对太子、索额图也更加反感，他授权地方官，如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假冒者，不用顾虑，“即行拿解”。
由于大运河即刻结冰，康熙下令回銮，将太子留在德州继续养病。返京后，他得到禀报，索额图和他的弟弟心裕毒打家奴，致死三十多人，按清初法律，“故杀家人者，降一级留任”，但康熙没有放过这一削弱索额图家族势力的机会，下令从严惩治，索额图无职在身，就先拿他弟弟开刀，心裕被革去了领侍卫内大臣等一切职务以及一等伯的爵位。
先发制人
自三年前康熙接到索额图府“家人”的密告起，他便暗中对索额图及其“太子党”进行了调查，根据秘密调查以及索额图在公开场合的言行，康熙将索额图的劣行大致总结为“议论国事，结党妄行”。所谓“议论国事”，大致是指索额图在背后对皇帝进行议论，包括抱怨康熙明明向太子表露了让位打算，却又无限期延长让位时间。“结党妄行”，当然又跟“太子党”有关，作为佐证，康熙把索额图在德州时因自恃“太子党”首脑，乃至不惜逾越皇家礼法的举动也搬了出来，斥责索额图：“尔自视为何等人？”
康熙一直掌握着对索额图的告发材料和调查证据，但却始终忍而不发，据他自己说，目的是要看索额图有无退悔之意。
1703年春，太子身体痊愈，康熙继续南巡，仍由太子、胤禛、胤祥随驾。这次南巡很快结束，回京后他发现索额图不仅不思悔改，而且居然在策划以非常手段为太子强行夺取皇位，也就是发动宫廷政变，正如后来他在传谕索额图时所说：“朕现在只需将你做过的那些事指出一件，就足以在此将你正法！”
发现索额图有政变图谋后，康熙告诉身边的侍卫和内大臣，他无法预计这场政变即“杀人”开始的时间及其后果，不过就算索额图以“杀人”来威吓众人，亦未必能达其目的：“索额图口口声声要杀人，但到时究竟是他杀了别人，还是别人杀了他，谁能预料呢？”
此时康熙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坐等索额图动手，之后再加以弹压；二是先发制人，在索额图发动政变前就擒贼先擒王，将他逮捕法办。
当年8月，裕亲王福全病故。尽管福全在乌兰布通战役中指挥失误并受到了重罚，但康熙对他这位兄长素来抱有深厚的感情和敬意，曾命画工创作了一幅他和福全并坐于桐树下的画，以示兄弟相携，共度晚年之意。在福全病故前，他曾多次从繁重的政务中抽出时间，亲往裕亲王府进行探视。
福全一辈子对朝廷权争敬而远之，到了临终之时，出于一片忠心，终于鼓起勇气，当着康熙的面，揭发了内务府特别是广善库（属内务府，有向盐商、铜币商发放特许证的权力）的一些不法行为。这些是满洲王公们平常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跟康熙讲的，因为它们多多少少都与太子有些关系。
探视完福全后不久，康熙便命宗人府将索额图予以拘禁，看来福全的话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终促使他不顾太子的感受，先发制人地对索额图予以制裁。
索额图案牵连较广，涉及不少朝廷要员，康熙说：“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仅汉官江潢的家中就被抄出大量与索额图的来往书信，由于参与索案的证据确凿，江潢本人和索额图皆无可自辩，江潢遭到逮捕并被刑部处以死刑。康熙本欲一鼓作气，搜查索府，但考虑到如果这么做，“连累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因而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康熙为避免引起政局动**，采取了宽大为怀、不多株连的处理方式，仅以党附索额图之罪，锁拿和拘禁了大臣麻尔图等少数“断不可宽恕者”，并将索额图之子交给索额图弟弟心裕、法保拘禁，以防其“别生事端”。
毫无疑问，太子在索额图案中遭到了沉重一击，与此同时，他在兄弟中的竞争者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威胁。
在太子的一众竞争者中，以八皇子胤禩最不容小觑。在诸般才艺中，写字本是胤禩的弱项，康熙因不满他的书法，遂令位列康熙朝“帖学四大家”的何焯给他做侍读，并要他每天呈十幅字呈览。谁知胤禩根本没有这个耐心坐在家里苦练书法，他选择了叫其他人代写，用以欺诳康熙。
胤禩虽无心跟何焯学书法和打磨学问，但却在另外一个方面把何焯的作用发挥到了最大化——何焯籍贯苏州，许多南方名士与之来往密切，胤禩通过何焯，和潘耒等南方著名学者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还不惜代价，派何焯的弟弟到南方收买稀世古籍。
胤禩的做法成功地赢得了南方文人学士的好感，被称赞为“极是好学，极是个好皇子”，胤禩“贤王”的名声亦不胫而走，被民间称为“八贤王”。众所周知，康熙极为重视儒学，对南方名士也很尊重，胤禩为自己精心打造的这一社会形象，自然有助于提升他在皇父心目中的地位。
除此之外，胤禩还善于结交宗室中有影响的人物和朝中大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福全生前对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等皇子都很反感，但最喜欢胤禩，他晚年赋闲在家，经常在自家花园内招待著名的文人学士和大臣，其间也会为胤禩说好话。康熙后来追忆：“诸臣奏称其（胤禩）贤。”这些称胤禩“贤”的大臣有一些就是福全家的常客，继“太子党”以及早已解体的明珠派之后，所谓胤禩党也即“八爷党”就此形成雏形。
八爷党
在康熙册封皇子时，以受封的八皇子胤禩划界，胤禩十八岁，下面的皇子都尚年幼，连最大的九皇子胤禟也只有十六岁，但随着皇子们渐渐成年，他们也开始对储位产生了觊觎之心。
至索案爆发的这一年，胤禟已年满二十。他在公开场合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其出生时，“妃娘娘（胤禟母亲宜妃）曾梦日入怀，又梦见北斗神降”。
就像胤禩一样，胤禟也发挥其无锡籍老师秦道然的作用，竭力争取和结识南方的文人学士，秦道然不仅出面为胤禟进行社交，还经常说胤禟“有帝王相”。不过秦道然在南方名士中的人脉和影响力都远不如何焯，更重要的是，胤禟自身的条件太差，按照四皇子胤禛及胤禟亲信何图的描述，胤禟肥胖而笨拙，“好酒色，图受用”。康熙明显看不上这个从外貌形象到素质能力都非常一般的儿子，胤禟知道皇父不喜欢他，私下里也承认自己不太可能被立为太子，因此他采取了较为实际的做法，即支持与其私交甚好的胤禩夺储。
同样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决定为胤禩夺储出力的，还有时年十五岁的十四皇子胤，三人以胤禩为核心，成为八爷党最早的骨干力量：胤禩足智多谋，他和胤禟的府第仅一墙之隔，两人经常会面进行策划；胤禟才能平庸，但生财有道，在康熙的所有皇子中最为富有，八爷党的活动经费主要依赖于他；胤虽然年纪还小，但颇得康熙喜爱，很多事可由他出头。
福全在与康熙的临终谈话中，特别夸赞了胤禩，说八皇子不仅性情好，而且做事实在，不浮夸。据秦道然后来供认，这实际上就出自胤禩、胤禟、胤的预先策划，他们三人“同心合谋，有倾陷东宫，希图储位之意，因竭力趋奉老裕亲王（福全），要他在圣祖（康熙）前赞扬，所以裕亲王病时，力荐胤禩有才有德”。
福全的鼎力推荐显然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处理索案时，他特命胤禩与胤祉一起密审索额图，这对胤禩及其八爷党无疑都是一个不小的激励。此后八爷党借着这一势头，力量不断增强，逐渐发展成为可与“太子党”比肩的朝中朋党。
与“太子党”相比，八爷党更为隐秘，但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强，而且重量级人物较多，无论是前期的胤禩、胤禟、胤，还是后期加入的十皇子胤?，大学士马齐，均拥有相应的权势和地位。
满人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本小说早在他们入主中原前就被译成了满文，在满洲几乎达到了老少皆知的地步。皇太极时期，皇太极学习运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诛杀了明朝大将袁崇焕，而后直到康熙朝平叛战争结束，八旗官兵在从四川撤退时，沿路只要看到有与“刘关张”“诸葛武侯”相关的古迹，都会停下来进行瞻仰和祭拜。《三国演义》《水浒传》里不但有各种巧计，还有江湖义气、替天行道等与主流不一致的民间思想，八爷党从中汲取了精神资源：即便皇子们之间，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也不是手足之情，而是“义气”二字；儒家和主流价值观强调父父、臣臣、子子，若按照这一套来框范，八爷党从皇子到大臣，都应绝对忠于康熙和太子，“替天行道”帮助他们突破了这一束缚，太子被他们视为肆恶虐众的元凶，他们自己则成了惩恶除奸的英雄。
因为讲义气，所以八爷党不会像过去的明珠派那样，朋党首脑有个风吹草动，便立刻呈“树倒猢狲散”之势，又因为追求替天行道，他们的攻击力乃至危险性还要超出一般朋党。当然了，八爷党“倾陷东宫”，主要还是追逐和争夺权力，其所自诩的替天行道、主持正义之类，只是为了让自己在精神和舆论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已，除此之外，双方的私怨也掺杂其中——胤禩听信乳母丈夫雅齐布的挑唆，擅自斥责御史雍泰，太子向康熙告发，导致胤禩被康熙批评，雅齐布也被充军发配，“自此胤禩与皇太子遂成仇隙”。
暗中想除掉太子的当然不光胤禩及其朋党，皇长子胤禔亦早有此心。顺承郡王布穆巴的管家阿禄向主人引荐了一个名叫张明德的相士，布穆巴又将张明德推荐给胤禔，张明德察言观色，看出胤禔的心思，为了骗取钱财，便信口胡吹：“皇太子罪戾，若遇我，当刺杀之！”同时又扯谎说他拥有“异能者十六人”，靠其中的两三人就有能力刺杀太子，如果胤禔需要，可以招来一见。
胤禔府中其实自有刺杀高手，用不着张明德，所以胤禔对其提议未置可否。此后，在“太子党”成员普奇的介绍下，张明德又去给胤禩看相，出于同样的观察和动机，他当场给出了“丰神清逸，仁谊敦厚，福寿绵长，诚贵相也”的评语，暗示胤禩将“位达至尊”，也就是可以当皇帝。其时新满洲以骁勇善战著称，康熙曾从新满洲挑选几百人担任皇宫侍卫，作为“位达至尊”的必要条件，张明德建议胤禩不妨到新满洲招募力量，认为“得新满洲一半，方可行事”。
胤禩听后果然蠢蠢欲动，还找胤禟、胤进行商量，但因为胤禟、胤觉得张明德的计划过于冒险，遂不了了之。自然，他们谁都不会把这件事奏陈皇父，更想不到此事会给他们造成严重后果。
假象
在“太子党”暴露之前，康熙对诸子争储一直都还蒙在鼓里，他与太子的关系似乎也并没因为索案而受到太大影响。就在处理索案的当年，康熙西巡太原、西安，两年后即1705年又进行了第五次南巡，无论西巡还是南巡，太子都随行在侧。在巡视过程中，当康熙接见地方官员时，太子就坐在皇父身旁接受朝贺，他除了一一询问官员姓名外，有时还与康熙所宠幸的地方贵要攀谈上几句，或写上几张诗词条幅，赠送他们作为留念。
在第五次南巡中，名将张勇之子、江南提督张云翼最得康熙宠遇。得知张云翼经常生病，康熙主动提出要赐药给他，为此嘱咐太子说：“你记着，回去就赐。”太子回到行宫后，马上派太监将当时较为珍稀的西洋药奎宁送到张云翼府上，随药附送的礼品还有一方砚台，以及康熙用过的衣帽、骑过的马匹。稍后，太子又特意致书张云翼，说明那方砚台的价值和康熙对他的器重：“赐提督的砚台是我亲身看着，做成后进献给万岁爷的。我刚刚才听皇上说要将砚台也赐给提督，我心里很高兴。提督是精细的人，必然知道这方砚台有多贵重，若赐别人，我也是不肯的。”
康熙同样很照顾太子的感受。南巡时地方官员和绅商会给皇帝送很多礼品，康熙的习惯做法是收下一些书籍、笔筒之类的书写用具，将其他礼品一律退回，但如果官员送礼时说明是同时赠送皇帝与太子，便不会照此办理。比如扬州盐商送上一百件古董，其中六十件送给皇帝，四十件送给太子，最后这些礼品都被如数收下了。康熙本身并不贪利，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迁就太子，因为他知道太子喜欢礼品，自己一旦退回，太子势必也不能收了。
在不晓内情的人眼里，康熙父子和谐一致，然而这只是假象，或者说是他们父子表面上硬装出来的。事实是，处理索额图案后，康熙父子的感情不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隔阂日深，私下里，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康熙方面，时刻害怕太子出现新的毛病和问题，他让太子随驾更多地已经不是信任和思念，而是为了方便监视，免得太子脱离自己的视线范围。太子方面，既对康熙处分索额图不满，又害怕康熙沿着索案追查到自己，只能在公开场合虚与委蛇，与此同时，他原有的坏毛病非但丝毫未改，甚至还借着随皇父出巡之机更加肆无忌惮。
康熙西巡时，山西巡抚噶礼给随康熙出巡的吏部尚书李光地等人列了一笔账目，这是他为迎驾已花费和将要花费的钱财：“行宫已费十八万，今一切供馈还得十五万。”李光地很是惊讶，因为康熙出巡，向来声称“沿途一切供御，皆内廷储备”，不需地方再行花费，还曾严厉警告地方督抚，要求不准为了迎驾或者给随驾人员送礼而搜刮民财，否则一经查出，绝不宽贷。
噶礼为迎驾出的钱，当然不是像扬州盐商那样取自自己的腰包，那么他这一行为简直就是在公开抗旨了。不过令李光地不解之处在于，噶礼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罚，康熙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忽视，仿佛这位精明的帝王根本没有注意到上述细节。
李光地敏感地意识到，噶礼敢于如此无视圣谕，同时又连康熙都不对他严查，说明他一定有一个势力不小的后台。事实也确如其所料，噶礼属于“太子党”，他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太子。
太子视噶礼为心腹，暗中派他到南方挑选少男少女，又聘用戏班名师教这些少男少女唱戏，当太子随康熙至西安时，噶礼便巧作安排，“每一站皆作行宫，顽童妓女皆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班列其中”。因为有太子在康熙面前为噶礼说话，即便噶礼没有遵旨迎驾，又屡次被御史弹劾“贪婪无厌，虐吏害民”，他的官位仍旧坐得稳稳当当。
南巡期间，太子更是如同进入花花世界，个人行为已经到了恣意放纵的地步。康熙后来承认，太子在巡幸中经常擅离行宫和御舟，“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尝跬步妄出，未尝一事扰民。乃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
当时南方的一些寺庙，已成藏污纳垢之所，除此之外，江南还有所谓“花船”，船上有妓女相陪，是夜间寻欢的另一个去处，据推测，太子“跬步妄出”，都是去了这些地方。太子也并不是只在随父出巡时才寻花问柳，他的这一行径可以一直追溯到“匪人事件”，在此之后也没有得到根本收敛，康熙得到报告称，“太子不改沉溺于酒色之旧习，他私派心腹到十三个富庶的省份勒索财富，强夺美女”。
进退维谷
在第五次南巡时，康熙之所以把太子带在身边，一方面是已不放心把他单独留在京城，另一方面则是像之前出巡一样，旨在使太子“谙习地方风俗，民间疾苦”，并促其洗心革面，这实际也是他为唤醒太子所做出的最后努力。可惜的是，太子始终无法体会皇父的一片苦心孤诣，种种劣迹令康熙尴尬至极，也失望至极。
康熙在处理索额图的过程中，没有对“太子党”穷根究底，这使太子在中央和地方仍旧拥有不少羽翼。两江总督阿山与山西巡抚噶礼一样，都属于太子心腹，为取悦于太子，他准备在自己所辖地区增税，用于为巡幸铺陈排场。江宁知府陈鹏年认为康熙已对此明令禁止，予以坚决反对，阿山只得收回成命，但对陈鹏年忌恨在心，便与太子串通，伺机进行报复，太子也由此被证实不仅私德败坏，而且扶植党羽，干涉政务。
龙潭离江宁不远，乃南巡的必经之途，太子、阿山胆大妄为，竟然派人将蚯蚓和污物放在龙潭行宫的御**，康熙发现后自然怒不可遏，太子便乘机把责罪推到陈鹏年身上，同时敦促康熙处死陈鹏年。
康熙向大学士张英征询意见，张英表示他了解陈鹏年的为人，担保陈鹏年断不至做出这样的事。康熙也觉得事情蹊跷，可是太子仍在旁边一再撺掇，坚持要将陈鹏年定为死罪，康熙只得把陈鹏年及一些大臣都叫来，当面予以责问。
眼看陈鹏年罪责难逃，与他私交不错的两淮巡盐御史曹寅立即出面为其求情，“叩头捣地”，直至“额血被面”，康熙这才顺势宽恕了陈鹏年。
“太子党”并不甘心，一年后又由阿山出面，弹劾陈鹏年“不将圣训供设吉地”，要求将其立斩。康熙已认定陈鹏年是个好官，为了对他进行保护，遂采取妥协折中的办法，革除陈鹏年的职务，将他调京城修书处效力。
太子对政务的干涉并不仅止于地方。吏部郎中陈汝弼是康熙朝有名的“铁面包公”，他在吏部负责管理地方官的调动、升迁，由于拒绝按太子党成员的要求给予官职，因此遭到忌恨，反以受赃枉法而遭弹劾，随即交刑部审讯，刑部审讯的结果是：按照陈汝弼收受赃物的数量和性质，应处绞刑！
康熙不相信陈汝弼会贪污受贿，令三法司堂重新会审。三法司堂即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及大理寺卿，但这三个位置上的官员都是太子的人，他们在没有获得口供的情况下，即维持原判，认定刑部初审无误。所幸康熙的亲信、工部尚书王鸿绪也参加了会审，并从中了解到主审官员们进行逼供、制造伪证以及收买会审官等细节，康熙通过他知晓了事情真相，随即示意李光地予以力保，将陈汝弼免除死刑，以革职遣送家乡论处。
陈汝弼真正得以昭雪，还是后来的事，在康熙的亲自过问下，诬陷陈汝弼的官员被集体问责，遭责问、处分者达四十余人之多，成为京城一大案。问题在于，康熙明知内情，为什么不当时就还陈汝弼以一个清白呢？还是因为太子！
虽然康熙从未点明太子干预了陈汝弼案，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帝一人之下，当朝除了太子，没有谁能够驱使和调动这么多老资格的大员来制造陈汝弼案，甚至为此颠倒黑白。既然太子已卷入其中，康熙就不得不选择时机，予以慎重处置。
太子旧习不改，说明他不成器，不孝和涉入政务则意味着，朝中已呈现两大权力中心分立之势，这让康熙进退维谷——针锋相对吧，父子感情不存，太子地位不保，但若继续包容，他自己又可能大权旁落，甚至落得悲惨下场。
1706年初，京城久未降雨，康熙的心境也如同天气一样，“朕心时刻未安”，但对于“太子党”，他仍竭力避免与之正面交锋，“凡京中浑账人等指视等事，一概不听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