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称天花为“痘疮”。在公元16至17世纪，它曾经肆虐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下自黎民百姓，上至王公贵族，无数人被这个可怕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公元1655年冬，顺治帝令两岁的皇子玄烨与其保姆迁出紫禁城，居住于北京西郊的一座寺庙中，借以躲避天花的袭击，同时也防止他万一中招后再传染给其他皇室成员。
天花有一个特点，凡是被感染后安然无恙者，就对天花有了免疫力，以后便不会再次被感染，当然也不会将天花传染给别人，此谓“出痘”。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强行“出痘”的办法，即从天花病人身上取下脓液，或是将患者的脓痘痂磨成粉末，然后把它们作为疫苗吹进种痘者的鼻孔，使其轻微染上天花症状。
种痘的成功率全看运气，运气好的话，种痘者将在初期发烧，还会伴发轻微的水痘，但之后就可以出痘了。玄烨也接受了种痘，可惜的是他的运气很不好，仅仅两年后，便被天花击中了，而疫苗并没有生效……
一条金灿灿的龙
“一个人的一生扮演着好几个角色”，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喜剧《皆大欢喜》中写道，“最初是婴孩，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
按照清廷制度，皇子一生下来就要被保姆抱走，交给乳母抚养，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玄烨便与生母佟佳氏分离，仅仅满月时见过一面。以后他们每隔累月方得一见，即便这样难得的相聚机会，佟佳氏都不能任意逗儿子开心。等到玄烨渐渐长大学会说话，母子可以交流了，见面后却又不允许他们多说话。
在母爱被基本剥夺的同时，玄烨也缺乏父爱。他长大后才知道，皇父顺治帝之所以将他迁出紫禁城，防病只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父亲其实并不怎么想看到他！
顺治是个年轻皇帝，思想敏锐，热衷新生事物，对汉族文化比较向往，反映在爱情和婚姻观上，就是比较喜欢汉人姑娘或汉化程度高的满洲姑娘。他的母亲、蒙古籍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太后，本书统称孝庄）出于满蒙联姻的需要，做主为他遴选了五位蒙古籍后妃，但全都遭到他的冷遇，没有一个能生下儿女。
顺治一面抵制蒙古后妃，一面按照自己的标准收纳满洲和汉军女子入宫，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就在这个时候被选为了庶妃。
佟佳氏乃汉军旗人，佟佳氏家族在汉军中任职者甚多，堪称汉军的骨干和中坚。由于娘家有这样的背景，佟佳氏受到了孝庄的格外关照，而玄烨的降生也似乎为她的光明处境增添了新的筹码。
可是就在玄烨出生不久，顺治竟爱上了弟弟襄亲王的妻子董鄂妃，并且在襄亲王死后，将董鄂妃接入了宫中。对于这位弟媳，顺治确实可称得上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等董鄂妃一进宫就将其册封为贤妃，而他与佟佳氏的关系则日益疏远。
古代皇宫中母子地位相互关联，一方面母以子贵，另一方面子亦以母贵，顺治对佟佳氏冷淡，对玄烨的关爱也越来越少，有时甚至显得冷酷无情。就在玄烨被迁出紫禁城的第二年，顺治将董鄂妃晋封为皇贵妃，使其地位超越了包括佟佳氏在内的所有庶妃，佟佳氏、玄烨母子被远远地抛到了一边。
又过了一年，董鄂妃生下四皇子。在此之前，顺治共有三个儿子，长子两岁时就死了，次子福全和三子玄烨均为庶妃所生，他们的生母也都不受顺治宠爱。四皇子由于母亲是董鄂妃的缘故，一出生就身价百倍，被顺治认定为“朕之第一子”，并为其告祭天地、太庙，予以隆重庆贺。从此以后，玄烨和二哥福全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更被挤至小小的角落，处境可谓冷到极致。
这一年，四岁的玄烨染上了天花，病痛折磨再加上缺少父母的关爱，无疑会让他比很多同龄孩子“啼哭呕吐”得更加厉害，不过幸好他还有祖母孝庄，正是后者把玄烨最需要，同时也最为缺失的亲情带给了他。
那还是佟佳氏怀着玄烨的时候，有一天她到慈宁宫请安，孝庄看到她的衣服大襟上仿佛有龙盘旋，感到非常惊异，问了佟佳氏才知道她已有孕在身，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来孝庄在怀顺治时，侍奉她的人也曾看到她的衣服大襟上盘着一条金灿灿的龙，后来顺治做了皇帝，便被认为是应了这一吉兆。
孝庄认为金龙再次在佟佳氏的大襟上盘旋，预示着佟佳氏会生下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将继承帝位。她告诉近侍，说佟佳氏“异日生子，必膺大福”。
大白天见到盘旋的金龙，就和大白天看到鬼一样，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有可能，孝庄衣服上的那条“龙”只是左右之人为了恭维她所杜撰的，孝庄偏爱佟佳氏，有意让佟佳氏之子继承帝位，便顺势借“祥征”制造舆论。
孝庄在皇宫乃至朝廷中都拥有很高权威和声望，她这么一说，大家心领神会，全都随声附和。及至佟佳氏生下玄烨，在宫人们的演绎下，更多“祥征”也随皇子一同降临人间，比如说玄烨出世时“异香盈室，经日不散，五色光华，与日俱耀”。孝庄听了更加高兴，将玄烨视同心肝，钟爱无比，为了保证玄烨的健康成长，甚至亲自为其挑选乳母和保姆。
以天下为己任
玄烨迁出紫禁城后，孝庄既不能随同住到城外，又不能每天往返奔波，便让苏麻喇姑代其予以照看。
苏麻喇姑是自幼随侍孝庄的亲信侍女，仅比孝庄小五六岁，孝庄出嫁时把她带到了婆家。苏麻喇姑聪明伶俐，凡宫中后妃衣冠式样都由她手制，深得宫人们的推崇和孝庄的信赖。按照孝庄的嘱咐，当时已年过四十的苏麻喇姑每天都要骑马往返于皇宫和玄烨的住处，风雨无阻地前去看望玄烨。
孝庄、苏麻喇姑的特殊关照，保姆、乳母以及其他宫人的精心护理，终于帮助玄烨闯过了鬼门关。只是像所有出痘者一样，他的脸上也留下了麻点——玄烨幼年时就长得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脸上那些不太显眼的痘痕应该算是相貌上唯一的缺憾了。
玄烨从此再也不会感染天花了。正因如此，麻点也被解释为一种吉相，很多满人认为，小皇子是天赋神佑，在庙中得到了天花女神或诸如此类的神明佑护，否则没法解释他为什么能够侥幸存活下来。
对于玄烨能够顺利出痘，孝庄自然极为高兴。她只有顺治这一个儿子，因此从小到大，对顺治都有些溺爱，用顺治自己的话来说，“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可是顺治长大亲政后，母子关系并不和谐，这让孝庄认为自己在教子上是失败的，为免重蹈覆辙，她虽疼爱玄烨，但绝不再予以娇惯和放纵。
自玄烨逐渐懂事起，孝庄便从饮食、言语、举止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要求他就算是一个人独处，也不能依着性子想怎样就怎样，其间一旦发现玄烨不肯做或做不到，就会立即加以批评和纠正。
以“俨然端坐”为例，孝庄时刻告诫玄烨，说你在行立坐卧时千万不能回头看或者斜视，因为这样不但影响个人形象，而且容易犯忌讳。玄烨以后不管是在公开场合与人议事，还是私底下与亲属闲聊家常，也不管当时的情绪状态如何，都始终能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稳若泰山的感觉。他自己说，这些习惯都是“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
实际上，孝庄是在以未来帝王的标准对玄烨进行培养，诸如“俨然端坐”之类，都是皇帝举止修行的基本功。除此之外，她还经常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玄烨讲述祖父皇太极当年披坚执锐，征战四方，以及顺治等父辈进关统一天下的故事。这极大地增强了玄烨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做一个祖父辈那样的英雄豪杰，从此成了他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大清政权出自满洲，要继承祖业，首先要学习满文。玄烨后来告诉别人，他四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怎么读书了，实际上就是指他那时候已经学会了读满文。
玄烨的辅导老师是苏麻喇姑，在他避痘期间，苏麻喇姑一面奉孝庄之命，继续对他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进行规范，一面教他读写满文。苏麻喇姑和孝庄一样都是蒙人，本来并不会满文，孝庄出嫁后开始学习满文，她陪伴在侧，耳濡目染，竟也熟练掌握了满语和满文。在苏麻喇姑的悉心教导下，成年后的玄烨满文功底深厚。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满文，而且可以随时指出臣下满文奏折中出现的文辞错误。
按照清制，皇子五岁必须入书房读书，主要通过阅读童话故事、启蒙读物之类书籍来学习汉文。这是玄烨正式入学的开始，莎士比亚把学童时期作为人生第二阶段，按照他的描述，这个人成了“背着书包、满脸红光的学童”，而且常常都是“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拖着脚步，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玄烨与之不同，他不仅对上学不抵触，而且很爱学习，读起书来非常认真，经常为此废寝忘食，以至于保姆不得不经常把他的书藏起来，以便可以让他稍事休息。
除了依制入学外，皇子们还要练习随众上朝，站班当差。由于玄烨个子太小，跨不过门槛，他只能由宦官抱入门内，但他非常懂事，无论言行举止都很像一个稳重的大孩子。
借助于上朝的机会，玄烨才得以长时间地站在皇父面前并且看到他。此时后宫情形早已发生变化，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仅仅三个月后便不幸去世，而玄烨在皇祖母的极力维护下，处境逐渐好转，顺治终于开始用一个父亲应有的态度来对待他和其余皇子。
六岁时玄烨重新回到宫中。回宫后他和母亲佟佳氏的接触多了起来，双方感情融洽，这使母子都大感安慰。与此同时，他与父亲的距离也拉近了一些，有一次他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道去宫中向顺治请安。顺治问起每个人的志向，三岁的常宁自然说不出什么，福全表示愿为贤王，只有玄烨果断地回答：“等我长大了就效法皇父，凡事都要尽力而为。”
显然，玄烨的志向和抱负就是要继承皇位。原本四皇子出生时，顺治的意图是要定他为嫡子，让他继承帝位，四皇子一死，这个念头便只好断掉了。之后，董鄂妃因忧伤过度，身体欠佳，未再生育，顺治也没有心情再考虑皇嗣问题，他与儿子们的问答并无太多深意，所以当场除对福全、玄烨予以口头嘉勉外，未再有任何其他的举措。
通玄教师
1660年年底，顺治毫无预兆地染上了天花。与玄烨当初尚能化险为夷不同，此番他已无任何被挽救的余地，而直到这个时候为止，皇位继承人仍未能够确定，经孝庄一再敦促，病榻上的他不得不开始紧急斟酌人选。
最初可能是担心皇子们年幼，难当重任，顺治想立自己的堂兄弟、康亲王杰书继位，但这一设想刚提出，就遭到了孝庄和上三旗大臣的一致反对。孝庄反对的原因自然不难想见，上三旗是天子也就是顺治所自掌的旗，其地位高于另外五旗，若按照顺治的继任办法，现有三旗就难免会换成别的旗帜，所以大臣们也都希望皇帝在皇子中选择继承者。
于是，顺治的择储范围又被缩小到了皇子。他先后一共有八个儿子，四个早夭，玄烨以下的两个弟弟太小，只有玄烨和福全年龄较大一些，玄烨八岁，福全九岁。
后来的《清帝实录》中说，玄烨六岁时那次关于志向的答对在顺治的选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他认准玄烨可继大统，“世祖皇帝（顺治）于是遂属意焉”。事实或许与此大相径庭，就像在婚姻问题上一样，顺治对母后往往有一种意见上的逆反心理，即你想要我这样，我偏不照办。他明知玄烨的回答都是孝庄教导的结果，也就等于母后在向他举荐玄烨，但唯其如此，他内心深处反而不会特别倾向于玄烨，况且作为哥哥的福全毕竟大上一岁，同为幼帝，至少可以缩短从辅政到亲政的交替期。
如果顺治仍然健健康康，他或许就会我行我素地选择福全为太子了，问题是他现在已经危在旦夕，日后的幼帝必然离不开母后的辅助，岂能将她的意见轻易掷于一旁？
在福全和玄烨之间，顺治一时难以决断，犹豫良久，他决定派人向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进行征询。
汤若望在清初宫廷中是个神一般的存在。当初摄政王多尔衮“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被顺治母子视为心腹大患，汤若望对这对孤儿寡母预言说：“放心，我观摄政王来日无多。”果不其然，在不久以后的一次游猎中，多尔衮射箭时因开弓过猛，伤及内脏而导致猝然死去（也有说是坠马跌伤）。
又有一次，皇后突然染病，御医束手无策，孝庄派侍女向汤若望求医，求医时特意隐瞒了皇后的身份，只说是某亲王的郡主病了。汤若望将一面圣牌交付使者，嘱咐只要将圣牌挂在病人胸前，即可除病消灾。侍女回去后向孝庄报告，孝庄下令照办，结果没用任何药物，皇后就奇迹般地痊愈了。
这件事发生后，孝庄大为感激和叹服，除给予汤若望许多赏赐外，还认他为“义父”。既然母后都尊其为“义父”，顺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汤若望的“义孙”，平时也都尊称他为“玛法”（满语，意为尊重的长者、父辈或爷爷）。
细观汤若望的各种“神迹”，很多其实只是巧合而已，并不说明他真的有什么过人的神通。比如皇后不治而愈的事例，应该是她的病情本身就不是很严重，只是中医没有诊断出来，而汤若望却通过心理疗法，歪打正着地把皇后的病给治好了。
当然汤若望也绝非一个欺世盗名之徒，他拥有让当时的中国人为之瞠目的各种绝技：什么机械都能制造，从钢琴到自鸣钟，从大炮到天文望远镜；什么天象都能预测，不管是星辰变化，还是日食月食。
在朝廷看来，汤若望的所有神迹和技能都来自他那深厚玄妙的“玄学”功底。就在玄烨出生的前一年，汤若望被赐予“通玄教师”的封号，此后顺治又亲自为汤若望的教堂撰写碑记，并赐“通玄佳境”匾额。所谓“通玄教师”，即通达玄学的教师，所谓“通玄佳境”，即玄学最为精深之所在，有人甚至认为顺治给玄烨取名时用“玄”字，本身也寄托着想让玄学在清帝国发扬光大之意。
汤若望除了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宫廷外，也在国事方面积极向顺治建言献策。至1658年，玄烨五岁的时候，汤若望被诰封为一品光禄大夫，正式成为皇帝的御用顾问。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西方人能进入官阶制度森严的朝廷为官，还能做到一品大员，是从来没有过的，实属传奇，足以说明顺治对他的敬重和信任。
在顺治派去的人向汤若望陈述来由后，汤若望分析说玄烨虽然年龄比福全略小，但好在已经出痘，有免疫能力，相比之下，福全却未曾出痘，也就是说，很可能像眼下顺治一样，盛年即死于天花。
顺治曾对大臣们感慨，说汤若望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品行高洁，其他人都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做官，唯有汤若望不为功名利禄，只求能够帮助到他，“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自顺治染病以来，尽管从后宫嫔妃到文武百官都被天花吓得瑟瑟发抖，但没有人敢把天花和立嗣联系到一起，因为都怕犯忌讳，只有汤若望选择了不计得失，斗胆直言，而他的进谏也再次引起了顺治的重视。
天人相隔
按照清代官制，每年农历十二月中旬，钦天监（即汤若望主持的那个被认为通天通神的部门）都要挑选特定日子，让各衙门封印，不办公事，等到次年正月再开印重新办理政务。
1661年2月6日，农历是正月初八，这一天是钦天监选好的开印之日，京官张宸一早洗漱完毕，正准备穿着朝服入署办公，随从却跑来告诉他：“今天衙门的大门开了但马上又关上了，朝廷只传中堂（大学士）及礼部三堂上朝，而且他们都摘掉了帽缨。现在百官皆已散去，大人您不用去衙门了！”
张宸一听大为错愕。“摘缨”是满人的丧礼习惯，说明有帝后去世，他虽然知道顺治皇帝生了病，可是顺治毕竟还那么年轻，才二十几岁，不太可能吧？
张宸疑惧重重，吃完早饭后便亲自出门探听，但同僚们都和他一样茫然，无法得到确凿消息。此时北京的外城城门已被全部关闭，城防部队实施戒严，大街上寂寥无人，这让大家更加惶恐不安。
中午宫里传诏，让百官穿朝服到户部领帛，然后至太和殿待命，众人这才知道顺治已经驾崩。张宸看到同僚魏思齐，忙向他打听嗣君是谁，回答是：“吾君之子。”
先前顺治提出传位于堂兄弟，廷臣中已有所耳闻，当然也听说了由此产生的争执。有争执，就可能产生政治动**，包括张宸在内，无不对此感到担心和疑虑，如今听魏思齐一说，张宸松了口气，说：“我的心安定了。”
顺治是在前一天，也就是2月5日凌晨去世的。死前他听从了孝庄和汤若望等人的建议，决定舍去福全，以玄烨为储君。这其中，汤若望的直抒己见起到了关键作用，时人对此倍加称赞，认为汤氏“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
二更天后，朝廷向百官发布顺治遗诏，遗诏中明确宣布玄烨为皇太子。接着宣诏官又让百官勿退，等候新天子登基。
整个紫禁城都被笼罩在一片幽暗哀戚，但又让人有所期待和希冀的氛围当中，宣诏的时候，还颇有呜咽失声者，如今官员们全都擦干眼泪，集体露坐于午门之外，在漫漫冬夜和凛冽寒风中等待着新君的到来。
除了继承祖父和父亲的基业外，身为新君的玄烨必须同时接受父亲去世的现实。按照皇帝丧仪的要求，宫人们剪去他的发辫，给他穿上全白的缟服，带着他前往乾清宫。顺治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隔着上绣九龙的黄色帐幔，父子已然是天人永隔。
玄烨在顺治的灵前行礼受命，刹那间，丧钟齐鸣，无数低沉的声音在冬月的京城上空进行穿越，仿佛都在做着最后的告别。
在得以返回皇宫前，玄烨没有多少关于父亲的印象，等到回宫，与父亲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大多数时候都是站在人群中默默注视，如今连这种默默注视也变得不可能了。从此以后，他只能在童年的零星片断记忆中竭力搜寻父亲的身影，其中也包括那段被迫与父母长期分离的避痘岁月。
直到晚年，玄烨还无限感慨地对身边人说起：“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尽管话语中仍不胜凄凉之感，但显然并没有对父母亲的任何抱怨，有的只是歉疚和遗憾。
怀念父亲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遵其所嘱。2月7日寅时（凌晨三至五点），八岁的玄烨登上了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即皇帝位”。百官向他叩头行礼，随后新君颁诏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康熙元年，玄烨成了康熙皇帝。
登基典礼由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孝庄是个很节约的人，顺治遗诏十二款，有两款都是关于生活浪费的自我批评，“无益之地，靡费甚多”，它们其实都出自孝庄的意思，是孝庄借顺治的口气在责备儿子。不过孝庄为康熙登基所安排的卤簿仪仗，却没有一件是顺治用过的旧物，看上去焕然一新，于哀戚中尽显皇家之富丽。显然，孝庄一方面要以喜气来冲淡丧子的悲痛，另一方面也对康熙这个自己最疼爱的孙子寄予厚望，所以在他的登基大典问题上绝不肯草率。
命运
失去父亲，让康熙更加珍视与母亲、祖母相聚相处的日子。1662年10月，康熙尊祖母孝庄为太皇太后，尊生母佟佳氏为皇太后。佟佳氏从前在宫中受尽丈夫的冷落，如今因为儿子做了皇帝，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只可惜她并没有享福的命，仅仅几个月后就染上了重病，而且日渐恶化。
佟佳氏生病期间，康熙早晚陪伴在母亲身边，“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凡是煎制好的汤药，都要自己先尝一口，觉得不烫了才用汤匙送到母亲嘴边。一个尚不满十周岁的孩子反过来服侍大人，未免让人觉得心疼，但对康熙而言，却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因为从小到大，唯有在这段时光中，他才真正找回了失去已久的母爱。
不光是要照料母亲，康熙每天还要数次到慈宁宫去向孝庄请安。见自己最疼爱的儿媳病情严重，已年过五十的孝庄同样忧心如焚，为了不让祖母过分担心，康熙在她面前总是“强敛戚容”，装出言行自若的样子，可是一出慈宁宫，便忍不住泪如雨下。
1663年3月20日，农历的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佟佳氏就在这一天撒手人寰，她和顺治死的时候都只有二十四岁。
什么叫悲剧，就是上天假装把你最珍视的东西还给你，然后又当着你的面把它们统统揉烂撕碎！在佟佳氏的丧礼上，康熙捶胸顿足，哭得肝肠寸断，根本停不下来，其间连水都不肯喝上一口，近侍见了无不为之感动落泪。
佟佳氏去世后，孝庄将康熙收养在了慈宁宫，她对康熙的保护非常周全，不允许孙儿再出现任何一点闪失。当年夏天，康熙将佟佳氏附葬于顺治所在的孝陵，本来他要亲自护送母亲的灵柩，但孝庄因担心发生意外，再三加以劝阻，康熙这才没有出京。
康熙登基时，安徽桐城县有个叫周南的秀才跑到京城，上条奏提出十款建议，其中一款是按宋代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请孝庄垂帘听政，但遭到了孝庄的严词拒绝。
孝庄屡经政治变更，具备极高的政治手腕，然而并无政治野心。当初顺治也是六岁即位，如果孝庄愿意，早就可以垂帘听政了，归根结底，做女皇从来都不是她的人生目标。
顺治突然病逝，是孝庄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结局。青年时代，她失去了丈夫，人到中年，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人生之伤心事莫甚于此。顺治遗诏中写道“子道未终，永违太后膝下”，这既可以看作年轻皇帝临终自道的追悔和遗憾，也可以被视为孝庄的痛心之词。顺治大丧的那天，她穿着黑色素袍，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到乾清门的台基上，当“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时，这位一向非常善于掩藏自己情感的女人终于再也控制不住，“扶石栏立，哭极哀”。
命运从此把孝庄和康熙这对祖孙牢牢绑在了一起。事实上，从顺治病危起，孝庄就已经开始扶持康熙，只是她很少直接发布谕旨，更多地还是像当年扶持顺治那样，对幼帝进行教诲和训诫，以帮助他尽快度过辅政期，学会亲自执政。
在孝庄乃至苏麻喇姑的影响下，康熙平时不饮酒、不抽烟、不登墙、不看无聊书籍，可以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1663年，某将领率部在外，于某地得一罕见的黄鹦鹉，为讨幼帝喜欢，便以黄金作笼，献给康熙。康熙不但予以拒绝，而且对将领此举进行了责备。其实以他那样的年纪，正是喜欢活泼可爱的小动物的时候，之所以“却其献，严饬之”，就是因为祖母曾经给他讲过祖父皇太极拒收进贡铁雀的事，使他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玩物丧志的道理。
辅政初期，康熙的主要任务仍是学习。四书五经是中原帝王的必修课，也是满人入关后学习汉文化的重点，原本汉大臣一再建议为小皇帝配备学问高深的老师甚至是大儒，为他做系统讲授辅导，但因为辅政大臣们都不太支持，迟迟未予实行。
无奈之下，康熙只好拜身边的宦官为师。当时的宫廷宦官主要收容自前明，明朝自万历以后，宦官即有“多学能书”及“宛然有儒风”的传统，比如教康熙句读的张姓、林姓两名宦官就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这也使得康熙在不影响公事的前提下，与身边的亲近宦官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几百年后清朝覆亡，清宫里发现了数百封康熙的书信，其中有一些就是他写给宦官的私人信件。
康熙对自己要求很高，“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有一段时间因学习过于刻苦，影响了健康，甚至不得不进行针灸治疗，医生在针灸时，常会用点燃的艾条来温灼皮肤表面，这导致后来他最怕针灸，一闻到艾味，就会条件反射地感到头痛。
刻苦学习为康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晚年提到，“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岁犹不遗忘”。有一次，他接见一名总兵，得知这名总兵学过儒家经典《大学》，便让对方背诵一遍，总兵背了一半就背不下去了，康熙当着他的面从头背起，且一字不误地背到结束，把个总兵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说：“皇上乃天纵英才，非小臣所能及。”
辅政四大臣
满人有着尚武的传统，入关后亦不懈怠，尤其注重骑射技能的训练。他们认为，骑射必须小时候就练，不然难以成为高手，以骑马为例，只有十余岁时学会纵马驰骋，成年后才能自如地控制坐骑。康熙自入书房读书起，就一边读书一边向身边的侍卫学习骑射，并且与读书一样认真严谨。
康熙起初学习射箭，周围几乎每个人都夸他射得好，只有年纪较大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实话实说，认为康熙射得并不好，于是康熙就以他为师。阿舒默尔根在教习时对康熙毫不迁就，动作上稍有一点不正确的地方，就会直言不讳地加以指出，也正是在这种严苛的教习下，康熙才拥有了高超的骑射技术，可以做到弓马娴熟，箭无虚发。与此同时，长期不间断的骑射训练还锻炼了康熙的体魄，让他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健勇武的少年——纵马驰骋自然不在话下，他还能拉开只有力士才能拉动的强弓，连续不断地把十三把箭全部射完！
依清朝祖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协理，顺治幼年即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政。可也正是在亲王摄政期间，逐渐形成了多尔衮大权独揽的局面，“不遵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小皇帝完全成了傀儡。不仅如此，由于按照传统，宗室成员本身就有争夺皇嗣的资格，所以顺治的帝位亦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这些都是顺治和孝庄母子的亲身经历，可谓痛入肺腑，刻骨铭心。为此，在顺治临终时，他们决定改变旧制，从直属天子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中选择四位亲信重臣，令其辅助康熙，佐理政务。
四辅臣都曾披甲上阵，为清帝国开创基业立下过汗马功劳。在皇太极时期，天子仅直掌两黄旗，即正黄旗和镶黄旗，辅臣中的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鳌拜属镶黄旗，在皇太极逝世后，三人因拥立皇子继位，遭到多尔衮的打压，不是被降职就是被罢官，鳌拜还差点被处死。那时正白旗尚未直属天子，旗主是多尔衮，同属辅臣的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为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死后，苏克萨哈看清形势，首先反戈一击，揭发多尔衮谋篡帝位，因而受到了顺治的信任和重用。
摄政诸王皆为近支宗室，既是皇帝的长辈，本身又是一旗之主，他们往往容易藐视幼帝而专权。以多尔衮为例，他是皇太极的弟弟，顺治的叔叔，正白旗旗主，连顺治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声“皇叔父摄政王”，久而久之，又岂能不发展到凌驾于小皇帝的地步？辅政四大臣则不同，他们是皇帝的臣子，上三旗属员，与身为上三旗旗主的皇帝之间，是君臣加主奴的关系，这就保证了幼帝的至尊地位，减少了皇位被篡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