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由于南朝普遍缺乏骑兵,因此在与北方势力的战争中经常居于劣势。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说服力,不过,将战争的胜败完全归于某一兵种的匮乏和缺失,也是一种唯武器论。和唯意志论一样,这种简单的分析方式并不可取。

南北朝时期的对峙对抗,之所以会以南陈被隋朝覆灭结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兵种的短板外,从军事动员的角度来看,南朝兵制的日渐糜烂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南朝的正式兵制,被称为“世兵制”,是一种兵民各有户籍在册的兵农分离制度。顾名思义,所谓的“世兵”即世代为兵,一旦被编入军户,不仅本人要终身为兵,自己的子孙后代也同样要服国家的兵役。

这种世兵制制度不仅存在于南北朝时期,后来的元朝、明朝的军户制度,以及清代的八旗制度,也有着类似的特点。

那为什么这种制度会导致战斗力的迅速下滑呢?这就要从三国时期的兵制说起了,因为,世兵制的出现和东汉三国时期的几支精锐部队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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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世兵制在三国时期的大面积推广与曹操有关。《三国志》记载,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受(黄巾军)降卒三十万,男女百万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这种拣选精锐为军的模式,与东吴政权抽调山越民时“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编户方式类似。可见,这些投降的黄巾军中,除了那些被编选为兵的青州兵外,其余降卒是被分入佃户、民户或军户当中去了。

与“大戟士”“白马义从”“虎豹骑”这些名字不同,仅从名字来分析,很难得知青州兵究竟是用何种武器作战,甚至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步兵还是骑兵。

史书中对于青州兵作战方式的记载,同样语焉不详,而我们如今形成的对于这支神秘军队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后世文艺作品的加工和二次创作。

事实上,这支从黄巾军降卒中拣选而来的部队,与其说是某种有着特定战术战法的特种精锐,不如说是一支有固定士兵来源的军团。

《三国志》中关于这支军队的记载并不算多,但从时间脉络来分析,自初平三年(192年)冬建立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后解散,这支部队已经存续了27年,再算上这些士兵早之前还参加过黄巾起义,其从军入伍的时间就更长了。

要知道,这支军队在曹操死后,因为“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最后不得已之下,曹丕“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这才将这场险些动摇军心的哗变消弭于无形,可见,这时的青州兵依旧保留着极强的作战能力。这其实就是世兵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制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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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世兵制正式创立与青州兵有关,但追溯到东汉建国时期,汉光武帝刘秀很早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世代为兵的军制了。

前面提到过幽州突骑在东汉建国后,被大量抽调至京畿补充北军五营和黎阳营。这些突骑士兵一旦被抽选为禁军,除其本人外,他的家眷亲属同样要随他一同前往京畿。

此举原因有三:其一,这是汉光武帝对于这些曾经在统一战争中为其效力的部下们的酬谢;其二,抽调他们及家眷亲属入京,也可以方便对这些士兵进行控制,提高其忠诚度;其三,这些士兵的子侄辈在他们上一辈逐渐老去后也可以接替他们服役。这可以视为是世兵制的雏形。

从当时来看,这种从“军二代”中征募士兵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种“双赢”。对于这些禁军而言,子侄辈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更好的待遇和前途。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些自边地长成的“军二代”们大多受到过较完整的军事教育——尤其是马术、骑射之类的战技,依靠这种家庭教育的优势,他们成为汉朝不可多得的优质兵源。

建武六年(30年),刘秀“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后,东汉王朝对于这些优质士兵就变得更加依赖。

不过,世兵制的缺陷也同样明显。以禁军突骑为例,他们的精湛技艺大多源自边地烽火的淬炼,一旦被迁入内地,不出三代,其战斗力就会大幅下滑,以至于东汉不得不频频抽调幽州突骑补充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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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在战火频仍的状态下,世兵们自然谈不上什么“不识刀兵”,也没有什么“承平日久”的说法。但问题在于,从黄巾起义到群雄割据再到三国鼎立,由于动乱的持续,两汉时期的征兵体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数量庞大的自耕农群体深受战火的影响,很多农民在不得已之下选择依附于地方豪强,成为“隐户”,不承担赋税和徭役。我们常说的三国时期人口锐减,并不全然是因为战争的死亡,这种隐户潮的出现也是原因之一。

在这些因素的重重叠加下,世兵制开始兴起。不过,从汉末到南北朝整段时期来看,这一过程是逐渐演化的。

由于原本的征兵制难以施行,各地军阀纷纷以募兵、收降等方式增加自己的军队。为了应对日渐紧张的局势,这些军阀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士兵们解甲归田,对于士兵而言同样如此,动辄“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乱世当中,当兵吃饷不仅是工作,更是一种保命求存之道。

在这种混乱状态下,世兵制开始被割据势力所青睐,相较于两汉时期限定时间的征兵制度而言,世兵制的人身依附性质更加浓厚。

以前面的青州兵为例,他们在曹操在世时为其出生入死,效犬马之劳,而等到其病故,就立刻准备自散离去。这种以某人为效忠对象的情况,在南北朝时期同样极为常见。

事实上,由于人身依附的日益强化,所谓“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已经不仅仅针对士兵,将领们对于军士的掌控同样有了这种发展趋势。如三国时吴国的鲁肃,生前豢养着数量不小的私兵,死后这些私兵又以类似遗产的方式被其子鲁淑、鲁睦先后继承。

这是因为,自曹魏时期开始实行的给客制,打破了国家赐予的屯田客和军队间的身份界限,一些官员甚至从地方上招募壮勇为自己的私兵。如此一来,虽然壮大了地方军事力量,但由于其粮饷、兵器的补给仰赖官员本人,这些军事力量也被打上了深深的个人烙印。

这一时期,除了将领大臣外,世家大族们同样以这种方式培植自己的势力。由于土地兼并活动的影响,这些世家大族在大灾大乱之年,不仅没有因此而衰落,反而开始掌控起一支支不逊色于官方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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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只是征兵方式的改变,那么世兵制与征兵制的差异还不会那么明显,但自东汉末年至隋唐一统这300多年的战乱,让原本只是事急从权的世兵制逐步异化。

在一开始,被征募为世兵的多半是乱世中无处谋生的失地农民,他们因为战乱而流离,一旦被招募为兵,待遇尚可,不仅自身能够获得兵饷,其家人同样可以得到庇护。

比如曹魏政权,虽然规定以军属为质来防止军队叛乱,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军属至少能得到曹魏政权的官方保护。在杀人盈城盈野的三国时代,普通人还哪里敢有太多的诉求?可是,在当兵这件事上,从三国开始,魏、蜀、吴三大势力就不约而同地开始“内卷”了起来。

现在的打工人被“内卷”得狠了还可以有离开的自由,但对人身依附性质异常强烈的世兵军户而言,想要脱离军户身份,除了依靠国家的恩赏外,就只有叛逃一条路可选了。在无法离开这一体系的情况下,这些军户们一旦“卷”起来,是真挺可怕的。

兴平元年(194年),曹魏名将夏侯惇任陈留、济阴太守,为了应对境内骤起的蝗灾旱灾,他“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老板都扛锄头上了,大家也不好只站在后面助威了。

自此,军士们屯田耕战就逐渐从权宜之计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们不仅需要承担军事任务,还要在闲暇时屯田促耕。到了后来,为了增加粮食收入,国家大幅度提高征税份额。

原先租赁官牛耕地的军士军属,国家取六成为税;用自家耕牛耕地的收税更少,只需缴纳五成。到了晋朝,这种政策被“稍微”修改了一下:自家有牛的需要缴纳七成;而租牛耕地的更是只能自留两成,相较于原先的四成,收入直接对半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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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体现在经济上的“内卷”。在社会地位上,军户们的地位更是一日不如一日。

为了扩充兵源,各势力间开始不断探索自己的下限。他们一开始的做法还较为含蓄,只是以类似于恩赏的形式免除部分奴隶的奴籍,再将这些人划为军户。如晋元帝司马睿就曾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或者如蜀汉、东吴一样,从更南端的少数民族中抽调士兵入籍。到了后来,由于抽不胜抽,统治者干脆强令罪犯投入军籍。

这种不考虑兵源组成,唯数量论的征兵方式,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原本世代为兵尚能称之为专业的军户之中,混入了奴隶和罪犯。这些新军户们对于作战一窍不通,却被强行投入战场,士气低落自不必说。

更重要的是,军户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日渐低下,在门第之风最为盛行的南北朝时期,军户已经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这种因罪为兵的方式,被称为“谪兵”,可见在当世人看来,被投为军户已经是一种惩罚了。

由于军户地位的日渐低微,军户脱籍逃离的情况时有发生。刘宋时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补士法”,《宋书》称“以罪补士,凡有十余条”。理论上来说,只有犯下这十余条罪状之一,才会被投入军籍。

但在实行过程中,为了能够快速补充兵源,普通人即使是犯下一些明显与“补士法”无关的小罪,也会被投入军籍。不仅如此,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人犯法,其家属也要一同被改为军籍。由此可见,当时统治者为了扩充兵源,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到了此时,原本自愿编户入籍的世兵制已经彻底变样,成了各势力扩充军队兵源的强制征兵手段。而社会地位日渐低下,生存又难以为继的军户们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军户成批逃亡的记载俯拾皆是。

《南史》中就记载了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说法:“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一旦有军户出逃,其家人、同籍、同村恐惧于“补士法”的连坐,直接全村一同逃亡。试想一下,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军队,哪里还有战斗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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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南朝饱受世兵制崩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北方统治者们也曾经因类似的制度而备受煎熬。

以北魏为例,其六镇军卒同样也是世代为兵的镇民,自北魏文帝迁都以来,由于远离京畿,其身份地位大幅下降,以至于爆发了重创北魏的六镇之变,进而促成了东西魏的诞生。

然而,与南朝门阀贵族林立,沉疴难愈的情况不同,北魏自孝文帝改革以来,就逐渐以三长制替代原有的宗主督护制,而均田制的出现也让原本脱籍自保的流民隐户愿意重新编户入籍。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了东西魏并立的时代,这些制度的确立和推行使得西魏宇文泰可以全力推行府兵制,它让西魏、北周、隋三朝均能以远超南朝的军事动员力应对日渐残酷的兼并战争。

这种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才是南北之争最终以北吞南结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