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

包惠僧的一生颇具争议，主要体现在中共“一大”代表的资格上。当时有人认为，包惠僧仅仅是以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出席会议，充其量是一个出席者，而不是正式代表。不管包惠僧当年是否为“一大”代表，他参加过会议却是不争的事实。

1895年1月15日，包惠僧出生在湖北黄冈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德芬、道亨，号悔生。关于“惠僧”这个名字的由来，大抵是因为当时董必武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将“悔生”写成了“惠僧”。索性，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僧”。

1900年，五岁的包惠僧进入私塾学习。十三岁时，他考入黄冈县高等小学。期间，他学习了国文和算术，新知识新学问让他快速地成长起来。辛亥革命后，包惠僧辍学回家。不久，他来到省城武昌，考取了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年的学生生涯结束后，包惠僧留在了一师附小任教。半年之后，包惠僧回到家乡，托人在家乡小学找了份工作。可是由于他不满当地的乡绅把持教务而与之起了冲突。无奈之下，他再次离开家乡重返武昌。

回到武昌后，包惠僧的境遇并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贫困交加的地步。正当他困苦难耐时，他遇到了一名做记者的年轻人。在这位年轻人的启发下，包惠僧走上了“干新闻”的道路。虽然收入有些微薄，但足以在武昌生活下去。

在做记者期间，包惠僧采访了来武汉讲学的陈独秀。也就是这次短暂的采访，成就了他与陈独秀之间的革命缘分。1920年，陈独秀的老友刘伯垂从上海回到武汉，联络董必武和包惠僧建立武汉党组织。从此，包惠僧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同年秋天，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包惠僧被选为书记，负责日常工作。11月，他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专门研究工人运动和青年学生的现状。

1921年初，包惠僧等人准备借道上海，前往莫斯科留学。后来因海路中断等原因，留在了上海。5月，他受李汉俊的委托，前往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结果，陈独秀并没有动身返回上海，他自己也留在了广州，负责筹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20日，包惠僧抵达上海，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领导武汉工人运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包惠僧遵照中共“三大”的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革命军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6年9月到武汉，历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南昌起义后，因病未随部队南下，自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包惠僧恢复了国民党党籍，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任职。1948年，他带着家眷来到了澳门。新中国成立后，他给周恩来发了一份电报，请求回到党的怀抱。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将包惠僧一家接回了大陆。此后的几年，包惠僧用“栖梧老人”的笔名发表回忆文章。关于这个笔名，他的夫人介绍说，“栖梧”是指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大陆，感觉新中国像一棵茂密的梧桐，而它自己仅是一只飞来栖息其间的小鸟。

包惠僧回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85岁高龄的包惠僧因病去世，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