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的索伦不算名胜地方，索伦的土豆当然也不是名产，但索伦却是让那些与艰苦为伴的军人们相思的地方，那里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主要食品——土豆，就是北国兴安岭高原的相思豆。
1986年，吃了十四年索伦河谷土豆的某炮兵团政治处主任孙玉清（当时代理股长），在石家庄高级步校学习。一天晚饭他坐在饭桌前边吃边思念第二故乡的土豆时，忽然听到通知看电影《索伦河谷的枪声》。他激动得各屋宣传：“今晚的电影好哇！都去看啊。”电影没开演就下起了小雨，经他一宣传大家还是顶雨去了。露天电影演到一半，雨下大了，观众被浇散了一半。直到最后，只剩孙玉清和他们师的几个学员还站在雨里。影片里最后一声枪响，他们才眼睛湿湿地跑回宿舍。他仿佛又回到风光旖旎的科尔沁草原，又见到了峰巅巍峨的大兴安岭下的索伦。
那一夜他失眠了，脑海里总是闪现着电影里的画面。他思念搬到那里的妻子和儿子，他思念妻子其实是思念部队。不为了支持他在那里当兵，妻子怎么会到那高寒而且偏僻的大山沟安家呢。他们是入伍前订的婚，从订婚到结婚，直到现在儿子都十三岁了，他们互相也没通过一次信，不少人听了都不信，可的确是事实，因为妻子一年书也没念。他还有一件更让人不信的事儿呢。他妻子两次流产才保住的儿子，在驻地小学念书时，光三年级的课本就念了三年。不是孩子脑子笨，是驻地惟一的一所小学汉文班只有三年级，再往上就是蒙文班了。妈妈一个字不识没法教他。为了爸爸安心在部队服役，儿子只好在三年级一次又一次地念，而这三年里当爸爸的孙玉清又总是在外边学习，每次都一年半载的。妻子和儿子把青春和童年都献给了那一带山沟，那山沟里的土豆也抚育了妻子的青春和儿子的童年啊。
那年盛夏，他毕业后又要求回到了老部队。我们是到炮团后偶然遇见孙玉清的，没想到这位极普通的政治处主任竟对他的第二故乡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于是我们怀着敬意又了解到他这方面许多事情。
1979年隆冬，大兴安岭冰封雪锁，朔风呼号，索伦地区处于异常紧张状态，部队全部住进战备坑道。当时孙玉清正担任团宣传干事，搞宣传教育鼓动工作，画幻灯片，放电影，构筑工事，工作量骤增几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消消停停睡一宿觉。山洞里严重缺氧，头鼓胀胀的像扣了个水桶，几次的晕眩他都咬牙挺着没有吱声。有一次他昏过去也不知躺了多长时间，反正醒来后就被罩在了一个雪白雪白的小天地里了。他睁开眼发现了床头上清晰地写着：孙玉清，白血病……他大吃一惊，终于记起了两个月前医生曾警告过他：“再不住院，出现任何后果我们概不负责。”医生说这话时几乎是在发怒了，可他当时全当耳旁风，匆匆忙忙跑出了医院大门，回到几百里外的部队。这回，他盯着病历卡不相信地念叨着：“白细胞1800，不到正常人的三分之一；白细胞1800，不到正常人的三分之一。”
他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自己真的躺在医院的病**了。
“我不住院，让我走吧！我死也要死在我们部队，何况我不会死！”医生们望着他那憔悴的毫无血色的面容，听着他那急切的喊声，含泪劝慰着他，护理着他。
他的老团长在机关交班会上十分伤感地跟大伙说：“你们谁再到乌兰浩特去，可别忘了到医院看看小孙啊！”没想到，二十多天后，孙玉清又返回了部队。当时他可是揣着死亡通知书回来的。共产党人不知创造了多少奇迹，他用对部队高度的爱战胜了病魔，奇迹般地愈活愈挺实，而且吃的仍然就是那些土豆。
听了他这些事，我们非常感动，可跟他本人一谈，他一再说他们部队每个老点的干部都比他强，都能讲出比这生动的故事。他讲他们团长刘朝庆二十三年如一日，当十四年团职干部不叫屈，一心把团队建设放在心坎上；讲政委张德才和妻子两地生活，妻子有严重心脏病、腰腿痛等病，可张政委连着三年春节都在部队和战士们一块儿过的故事……讲副连长孔祥平，妻子把孩子生在了办公桌上，可他却揣着两份加急电报率领部队考核比武的故事……但是因为机遇，我们这次只有写孙玉清了，又不得不向别人了解他的事。
1988年冬的一个夜晚，西北风卷着雪嗖嗖地从门缝直往屋里灌。他跟妻子谁也没睡着。妻子跟他说：“你就跟组织上要求要求，转业算了，不为我，你也得替孩子着想。”他手中的香烟，鬼火一般烧着他的心，的确应该想想孩子上学的事了。“1977年入伍的副营职干部都走了，我一个1977年入伍的副营职有这么多无法解决的困难，还不应该走吗？”
可第二天一上班，想了一宿的理由，竟一个字也吐不出口。难道一个人白天的灵魂真的比晚间的高尚吗？不然为什么，天一亮他又默默地干起了工作呢？
1989年，孙玉清提升为团政治处主任，为了照顾他儿子上学，师里帮他把家搬到了师部所在地乌兰浩特，尽管是住在白天归人家办公，晚间归他妻子和儿子住宿的师药厂办公室里，他还是非常感激党组织的关怀。他知道全师就这么个艰苦条件。9月1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日子啊！他们一家人盼了几年的愿望实现了，在三年级念了三年的儿子终于升入四年级啦，他像过节一样，买了两瓶啤酒，全家为此庆贺一番，他看看十四五岁的孩子，眼泪竟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
毕竟孩子是山沟里出来的，到了市里，学习怎么也跟不上。每一次孩子被老师留下，妻子都要淌一次眼泪。他每次借到师开会机会回家时，都要领上老婆孩子，像拜见圣母一样虔诚地拜见一次孩子的老师。
有一次他到师里开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结束的那个晚上，他用自行车推着妻子做了小手术，又把妻子推回家时，已经快十点钟了。他拿起斧头劈了一个小时烧柴，点着炉子，又烧了一壶开水，然后才坐着夜车返回团里。因为他更放心不下的是团里由他负责的迎“八一”文体活动比赛。
他的妻子理解他，理解他对部队的感情。她知道他不是不疼她，她也绝不会猜测他有什么外心，她躺在**想的是丈夫有病，也没个人在身边照顾哇！前不久他刚检查完身体，白细胞只恢复到5000，胃大面积溃疡。医院再次让他住院治疗，他说他刚当主任不长时间，那么多工作没干，哪有工夫住院啊！
今年孩子放暑假了，妻子在家养病也上不了班，想让他回来待几天，辅导辅导孩子的假期作业。他隔着几百里在电话中说：“我离不开呀，你们还是到索伦来吧，这儿的新土豆又下来了，我给你们烀土豆吃！”于是妻子就带着需要爸爸辅导的孩子和一身病到索伦来了。一吃上丈夫亲手为她烀熟的土豆，无比甜蜜的滋味就往上涌。他还对她许愿说：“新来的炊事员可以把土豆做成二十多种菜，什么时候请他给你们娘俩做顿土豆席吃！”一听这话，她心里的甜味更浓烈了，病似乎也好了许多。
（原载1990年8月23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