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列宁做大学生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当时谢列宁是个优秀子弟，忠实的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异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读得很好，所写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没有其他途径，只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公务活动做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可是，尽管他极其准确而勤恳地完成要求他做的所有事情，却无法从这一职务中得到做一个有益的人的满足，也无法在自己的心里引起他是在做他应当做的事的感觉。这种不满足的心理，由于他和非常庸俗而虚荣的顶头上司经常发生冲突，变得越来越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时刻刻感到一切都跟他所期望的迥然不同，跟所应该有的情形迥然不同。在这儿，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务。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乘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皇帝的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类似弄臣的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可是，一方面，他不能拒绝这一任命，生怕亲戚们伤心，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为他做的一件大好事，而另一方面，这一任命也迎合了他天性中的低劣品质，当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穿着绣金制服的样子，当这一任命得到了某些人尊敬的时候，他心里又感到一种莫大的愉悦。
在婚姻问题上他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所以结婚，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巴望亲事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这门婚事很快就证实比机关里的工作和宫廷里的职位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过第一个孩子以后，不愿意再有子女，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不过，姑且不说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就是她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可以说一无所得。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相信生活就该这个样子，结果他的努力如同碰到石头墙上一样，撞得粉碎。
他们生的那个孩子是个女孩，长着一头长长的金色鬈发，光着两条腿，在父亲的眼里完全是个陌生的小东西，他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他所希望的那样照看和培养的，因此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于是，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像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挣脱了他在其中受到熏陶的宗教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在他年纪很轻、在大学里读书、同聂赫留朵夫相好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并不隐瞒他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他的禄位步步高升，特别是随着保守的反动势力当时在社会上抬头，这种精神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抵触。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做安魂礼拜、他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他要对付这些礼拜仪式，就得在两条道路当中选择一条：要么假装信仰他所不信仰的东西①，要么承认所有这些宗教仪式都是弄虚作假，然后把他的生活安排得使他无须乎参加他认为虚伪的事情。然而为了做到这件似乎不那么重大的事，却必须做很多的事。不仅要和周围所有亲近的人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失去自己得到的社会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给人们带来的所有利益，他认为他现在担任公职期间已经为人们谋得了不少利益，也希望将来能为他们谋取更大的利益。如果他不惜一切牺牲，坚持要这样做，那么他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像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① 凭他诚实的性格，这在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然而在生活条件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却纵容自己生出一点小小的虚伪想法。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不合理，就必须先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然而它却把他引到大虚伪里去，目前他就陷在那里面而不能自拔了。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都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宗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和社会的活动。于是临到他对自己提出东正教是不是正确的问题，他已经事先决定好答案了。所以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就没有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却读黑格尔的哲学书和维奈、霍密雅可夫的宗教论著①。自然，他在那些书里找到了他恰好需要的东西，一种类似宽慰的心境以及对于宗教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他还学会了当下流行的各种诡辩术，什么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认识真理，什么只有众人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什么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是神的启示，什么神的启示隐含在宗教教义之中，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从此以后，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追荐仪式、弥撒和持斋，可以心安理得地对着圣像画十字，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在机关里担任能给人们带来益处同时也给自己缺少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的职务，丝毫不觉得是在搞骗人的把戏。他认为他是在信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①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9世纪法国实证论者孔德，在不同程度上批判或否定基督教教会。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瑞士神学家维奈、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霍密雅可夫，在不同的立场上承认并论证基督教教条和仪式。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候，还没有沾染这种虚伪的习气的时候，他自己原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在他向聂赫留朵夫匆匆地暗示了他的宗教见解以后，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所有这些都“不对头”，他的心情就忧郁极了。聂赫留朵夫见到了这个老朋友，在最初的一阵高兴过去以后，也生出了同样的心情。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互相约定了以后还要见面，却都没有寻求会晤的机会，于是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盘桓的这段时期里，这两个人就此再也没有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