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律师后，聂赫留朵夫便去探监。
到监狱去的路可不近，而且时间已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了一辆马车，坐车去探监。车夫是个中年人，面相聪敏而善良。车行驶到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给他看一所巨大的正在动工修建的房屋。
“您瞧，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情仿佛他多多少少参与了这项破坏环境的工程的发端和兴工，因而以此为骄傲。
的确，正在盖的这座楼很大，结构复杂，风格别致。由巨大的松树原木制成的、用铁钩扣紧的、坚实的木质材料（脚手架） 围绕着这座正在兴建的建筑物，薄板制成的栅栏，把它同街道隔开。身上溅满石灰浆的工人像蚂蚁一样在脚手架上走来走去，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凿削石头，有的人把沉甸甸的搬运重物的抬架和小木桶运上去，然后再把空了的抬架和木桶吊下来。
一个身材粗壮、穿戴华丽的老爷，大概是建筑师，站在木材架子的旁边，指着上面什么地方，同一个毕恭毕敬听他指挥的弗拉基米尔籍的小包工头说话。有些卸空了的马拉的载货大车在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驶过，从大门里驶出来，另一些满载的运物马车则往大门开进去。
“那些干活儿的人，还有那些指使他们干活儿的人，怎么全都相信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怎么在这种时候，当他们怀着身孕的妻子在家里做着繁重的家务，当他们那些戴碎布帽的孩子像老人般地苦笑着、乱蹬着小腿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还应当给一个愚蠢的对社会无用的人添造新屋，此人属于那个掠夺他们、让他们赤贫如洗的阶层的一员，可他们还心甘情愿地给他修建这座愚蠢无用的宫殿。”
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楼房，心里想。
“是的，一座荒谬可笑的房子。”他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怎么是荒谬可笑的呢？”马车夫不高兴地说，“多亏这房子，大家才有活干。这项工程完全合理，一点也不荒谬可笑。”
“可是要知道，这是无用的劳动。”
“既然人家在建造，那就是有用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靠它吃饭哩。”
聂赫留朵夫没有再说话，况且车轮辘辘响，说话也很困难。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铺的马路拐到一条标准公路上，说话也容易多了。马车夫继续跟聂赫留朵夫聊起来。
“如今拥进城里来的人有多少啊，真不得了。”他说，从车座上转过身来给聂赫留朵夫指了指一群从农村里来的工人。他们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和口袋，正迎面走来。
“难道比往年还要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多！如今处处都那么多人，真要命。老板根本不珍惜老百姓，像刨花一样随便扔。到处都塞满了人。”
“怎么会这样？”
“人越来越多，没有去处。”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他们干吗不待在农村里呢？”
“农村里没有活干，没有地。”
聂赫留朵夫经历到凡是受伤的人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形。这种人觉得别人仿佛老是故意来碰他疼痛的地方。其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无非是因为只有疼痛的地方才能使人感到别人在碰他。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他暗自想道。他就开始问马车夫，他们的村子里有多少土地，马车夫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到城里来混生活。
“我们家里的地，老爷，合到一口人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我家里有父亲，有弟弟，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出外当兵去了。他们干地里的活。可是那一点点活一干就完。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那么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地呢？原来的那些地主都已经把家业卖光了。
商人们把所有的地都抓在手里。从他们手里你可休想租得到土地，他们自己经营土地。我们那儿有个法国人，独霸一方，把我们旧日东家的地全买下了。他不肯把地租出来，谁也没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呢？”
“那个法国人姓杜法尔，您也许听说过。他在一家大戏院里给演员们装假头发。那是个好差使，所以发了财。他把我们的女东家的田产都买下了。现在他压在我们头上，由着性儿卡着我们的脖子。
谢天谢地，他本人倒还是个好人。可是他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母老虎，我的上帝啊。她搜刮老百姓，可厉害了。得，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车？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不会放我们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