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来到律师的住所，律师没有按照次序，提前接见了他，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案卷，对控告他们缺乏根据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捞到一笔保险费。我查对了案卷，发现明肖夫母子一案完全是冤案，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这个案子只要在本市审讯，不转到县里去，我愿为他们辩护，担保会赢，而且分文不取。”
律师还谈到了费多霞的案子，说这也是一桩冤案，他已经替费多霞写了一份呈给皇帝的诉状。他嘱咐聂赫留朵夫说：“如果您到彼得堡去，您就自己把这份诉状带去，亲自往上递，再托一下人情。
要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一下子把它推了出来，也就是把诉状驳回，弄得事情一无结果。您要设法托一托地位最高的人才行。”
“去见皇上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了笑说：“那可是最高一级，高到无可再高了。我说的‘最高’指的是上诉委员会的秘书或主任。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某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太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一桩令人吃惊的事情。”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有一个村子，老百姓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唤来了管事的低级警官，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进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 《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因聚在一起读《福音书》就被判流放，可能和东正教合并派有关，这些被判流刑的百姓可能是合并派教徒，合并派主张东正教和天主教合并，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和天主教会的基本教义。俄国自称是第三罗马，乃古罗马的正统，其宗教也是正教，而天主教则是邪教。但1596年波兰立陶宛王国合并俄国西部地区后，实行了俄国东正教和波兰天主教的合并。在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东正教信徒都必须成为合并派教徒。但1839年，波兰被瓜分，俄国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便在这些地区废止教会合并，重新建立东正教，强迫合并派的信徒改信东正教。但直到本书描写的十九世纪末，俄国仍有坚守合并派教义的信徒，他们继续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力，藐视俄国东正教大主教的威权。俄国当局对这些教徒严加打击，惩治手段是流放，甚至将他们的家庭拆散，令其父母子女天各一方，这样他们就不会以家庭的形式传教，难成气候。）律师听到教派案，以不屑一顾的神情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聂赫留朵夫说：“一切都很怪。我理解警察，他是奉命捕人，可是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误就在这里：我们总是习惯地认为检察官和一般司法人员都是些新自由派。他们过去是这种人，可是现在完全是另一种人了。
这是一批官僚，只关心每月二十号①。他们领薪水，并想领得更多些。他们的全部信念就在于这一点，也仅限于这一点。他们想控告谁就控告谁，想审判谁就审判谁，想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
“一个人只是因为同别人一块读了福音书就被判流放。难道真有这样的法律吗？”
① 官府每月发薪的日子。
“只要能够证明这种人读福音书的时候敢于不按照规定向别人讲解《福音书》，因而违背了教会的解释，那就不但可以把他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而且可以把他送去服苦役刑①。当众诋毁东正教的信仰，按照第一百九十六条，就要判处流刑，而且在流放地永久落户。”
“这不可能。”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我平素总是对那些法官老爷们说，”律师接着讲下去，“我一见到他们就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如果我，您，我们大家，没有被关进监牢里去，那都多亏他们仁慈。要褫夺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权，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但如果是这样，而且一切都取决于检察官和那些可以运用或不运用法律的人的随心所欲，那么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
“瞧您提的是什么问题！喂，老兄，这已经是哲学了。当然，就是哲学问题也可以谈一谈。就请您礼拜六来吧。您会在我家里遇见一些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到那时我们也可以谈谈各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严肃问题。”律师在说“各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严肃问题”时，带有某种讥讽的口吻。“你已经认识我的妻子。你来吧！”
“好，我将尽量想法抽时间来。”聂赫留朵夫回答说。他觉得自己说的不是真心话，而他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他只能想法子不去参加律师家里的晚会，不同聚集在他家里的那一些徒拥虚名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周旋。
①“不那么远的地方”指西伯利亚以外的地方。服苦役通常是在西伯利亚和更远的地方。
每当聂赫留朵夫义正词严地发表意见说，如果司法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或者不运用法律，那么法院就没有意义了时，律师就对他的见解报以鄙夷不屑的嗤笑声，而在律师谈及“哲学”和“诸具有普世价值的严肃问题”时，他一直带着那种大不敬的口吻，这一切都向聂赫留朵夫表明，他同律师对事物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律师的那班朋友们，则更不用说了。而且他觉得，尽管他现在跟申博克一类的旧朋友已经有了距离，但他跟律师和律师圈子里的人的距离更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