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聂赫留朵夫仍旧来到法庭，履行陪审员的义务。在走廊里，他遇见那位民事执行吏，他详细向他打听法庭里被判了刑的犯人关在那里，要同他们见面得找谁批准。民事执行吏告诉他，这些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最后宣判之前，探望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并亲自陪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来，等审讯结束后再说吧。现在请您先出庭陪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的模样特别可怜。他向他道了谢，就往陪审员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到陪审员议事室，陪审员们已纷纷从议事室出来，到法庭上去。那位商人还像昨天一样快活，同样已吃过东西喝过酒了，并且一见到聂赫留朵夫，就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不拘礼貌的态度和哈哈笑声，今天也没有引起聂赫留朵夫的任何不快之感。
聂赫留朵夫想把自己同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所有的陪审员。“按理，”他想道，“在昨天开庭的时候我就应该站出来，当众宣布自己的罪状。”可是，当他和陪审员们一起走进法庭时，昨天的那种程序又开始了：又是一声吆喝：“开庭。”又是那三个有领章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又是陪审员们在高背椅上坐下，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沙皇画像，又是那个司祭，这时候，聂赫留朵夫才感到，虽然他有责任这样做，但今天也和昨天一样，他无力打破这种庄严的法庭气氛。
开庭前的准备工作也和昨天一样，只是陪审员宣誓和审判长对陪审员的讲话免去了。
接着，法庭开庭审案，审理的是一桩盗窃案，被告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学徒，因生活所迫，入室偷窃，就要被判刑。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聂赫留朵夫对这样的审判十分反感，很同情这被告。
被告由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着，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穿着灰囚衣。他单独坐在被告席上，眉头紧皱，打量着走进法庭的人们。这个小学徒被控同一个伙伴一起撬开了一个堆房的锁，从那里面偷出几条粗地毯，一共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起诉书上写明，这个小学徒跟他的同伴一起扛着地毯走时，被警察截获了。小学徒和他的同伴当时就认了罪，于是双双入狱。小学徒的伙伴是个钳工，已经在监狱里死掉。所以今天只有小学徒一个人受审。那几条旧地毯就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工作跟昨天一样，有各种证据、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盘根究底的讯问，总之，各种花样无不齐备。那个做证人的警察在回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的问题时，总是有气无力地说一句“是，大人”，或者“不知道，大人”，然后又是“是，大人”……不过，尽管他表现出当兵的那种傻头傻脑的样子，说着简单刻板的话，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同情小学徒的，不大愿意细说逮捕他时的情况。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一个小老头，也就是那房子和旧地毯的所有者，他显然是个肝火旺盛的人。法庭上有人问他那地毯是不是他的，他勉强回答是他的。当副检察官问他，这些旧地毯有什么用，他是不是很需要这些地毯时，他很恼火，回答说：“见他妈的鬼去吧，这些破地毯，我根本用不着。要是早知道它们会惹出这许多麻烦来，我非但不会去找它们，还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贴两张也行，只是不要把我拉来受审就行。我坐马车来就差不多花去五个卢布了。我身体又不好，有疝气病，还有风湿痛。”
证人们就说了这样一些话。而被告本人则全部招认，就像一条被逮住的小野兽，茫然地左顾右盼，同时断断续续地把作案的过程从实讲出来。
案情已经很清楚。可是副检察官仍像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古怪的、意在引诱狡猾的犯人上钩的问题来。
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是在有人住的房子里发生的，并且撬了锁，因此小伙子应受到最重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实，这个盗窃案并不是在住人的房子里犯的，因此，罪行固然不能否认，但罪犯毕竟不是像副检察官所断言的那样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
审判长也像昨天那样，表现出不偏不倚、主持公道的样子，向陪审员详细解释和重申一些他们已经知道而且不可能不知道的规矩。同昨天一样，审讯也有几次休会，大家去抽烟，然后民事执行吏又是一声吆喝：“开庭！”于是那两个宪兵又极力克制着睡意，持着出鞘的军刀坐在那里，吓唬犯人。
通过审讯，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青年本来由父亲送到一个卷烟厂当学徒，在那里待了五年。今年，工厂主和工人发生一次纠纷后，他被厂主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干，便在城里游**，把最后的一分钱也喝酒喝光了。在小饭馆他结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酗酒很厉害的钳工。一天晚上，他们两人一起喝醉了酒，便去一处门户撬锁，从那里偷走了旧地毯。结果他们被捕了。他们照实招认了罪行，被关进牢里。钳工在开审前瘐死狱中。现在这个小学徒正被作为一个社会上必须加以防备的危险人物受到审判。
“要说他是个危险人物，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差不多，”聂赫留朵夫听着法庭上人们所说的这些话，一边想，“他们是危险人物，我们就不危险吗？……我自己就是个荒**好色之徒，是个骗子手，可是所有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但不藐视我，反而尊敬我，难道我们这班人就不危险吗？再者，就算这个小学徒是这个法庭在座的全体人员中对社会最危险的人，那么现在他被捕了，按常理该怎么处理呢？
“显然，这个小学徒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坏蛋，而是很平常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之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无非是由于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看来问题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就必须努力消除造成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是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学徒，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我们却把他关进监狱，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是做些有害无益、毫无意义的劳动，交结一些同他一样的软弱无能而且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们同一些最堕落的人混在一起，从莫斯科省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的伊尔库茨克省去。
“我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反而一味助长制造这种人的机构。这些机构是众所周知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但不去消灭这些机构，反而认为它们是必要的，从而去资助它们，振兴它们。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是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住一个，就以为做了一件大事，就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因为我们已把他从莫斯科省发配到伊尔库茨克省去了，”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的椅子上，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审判长的各种不同语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各种姿态，异常激动地思考着，“要知道，搞这一套虚假的名堂，要耗费多少极其紧张的精力啊。”聂赫留朵夫继续思索着，向这个大厅环顾了一眼，看着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户，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些更宏伟的机构以及由官僚、文书、看守、役差等组成的庞大的队伍。这类队伍不仅在这里有，而且在全俄罗斯各地都有。他们由于表演这种谁也不需要的闹剧而领取高额的薪金。“如果我们拿这些力量的百分之一用于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啊？而如今我们却只把他们看作是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所必需的帮手和劳动力而已。其实，当时这小伙子由于贫困从农村来到城市时，要是有一个人可怜他，帮他一把就好了，”聂赫留朵夫瞧着那个病态的恐惧的小学徒的脸，想道，“或者当他在城里、在工厂工作了十二小时之后，被年纪比他大的人拉到小酒馆去时，有一个人能对他说一声：‘万尼亚，别去，这不好。’那么，这个小学徒也许就不会去了，更不会一时头脑发热，去做什么坏事了。
“然而，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避免长虱子而把脑袋剃光，为师傅们跑腿买东西以来，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可怜他，相反，自从他在城里住下后，他从师傅们、伙伴们嘴里听到的无非都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打架、谁会逛窑子，谁就是好汉’之类的话。
“而当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害得他身残志衰后，他就变得傻头傻脑、神志不清、失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漂泊流浪，又一时糊涂，钻进人家的堆房里，从那里拿走了几条谁也不需要的粗地毯，而我们这班生活富裕、家里有钱、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不去设法消除造成这个小学徒今天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想以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真可怕！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看来，不论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情况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思考着这一切，已不再听法庭上的审问了。他的思想是如此激烈，连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感到奇怪，这一切他以前怎么就看不到，其他人居然也没有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