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结了冻的道路往回走，一路上只有少数几处还有泥泞。他回到客店，敲敲没有灯光的窗子，肩膀宽阔的茶房光着脚出来给他开门，把他让进门廊。从门廊右首的一间黑暗小屋里传来马车夫响亮的打鼾声；前面院子里，可以听见许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向一间干净的正房。这个干净的房间里弥漫着苦艾和汗酸的味儿，房中间立着一道隔板，隔板后面，传来不知谁的强壮的肺部发出的打鼾声，鼾声均匀，每过一会儿就响一下。神像前面点着一盏长明灯，灯上安着红色玻璃罩。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在蒙着漆布面子的长沙发上铺开一条方格毛毯，放好他的皮枕头，躺下来休息，头脑里重温着这一天的见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看到的各种景象中，最可怕的是那个头枕着男犯大腿、躺在便桶里渗出的粪汁中的男孩。
今晚他和西蒙松以及喀秋莎的谈话虽然很意外，而且关系重大，但他不再考虑这件事了，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前景很难预料，因此索性不去想它。然而他越来越生动地想起那些受苦受难的囚徒，可怜的囚徒们在恶浊的空气里喘息，在便桶渗出的粪汁中睡觉，尤其是那个一脸天真的男孩，他睡在一个男犯腿上，那可怜的样子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同时他预感克雷里卓夫活不长了。
聂赫留朵夫想道：如果仅仅耳闻远处一个什么地方有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他们受到各种腐蚀、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但如果在三个月中连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聂赫留朵夫现在体验到的正是后一种情况。他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还是那些人疯了，所以才做出我所看到的那些事？”
不过，既然做出那些惊人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都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和有益，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疯子；但他也无法自认为疯子，因为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聂赫留朵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自由人中间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气和最坚强的人。这批人同别人相比，往往不那么机智、狡猾和慎重，对社会却不比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
可是，等他们刑满释放出狱时，却被改造成对社会构成危险的一类人了。原因如下：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干不了有意义的事情，虽有最起码的衣食保障，但脱离惊险、离奇、神秘的自然界，脱离有人情味的家庭，脱离有益身心的劳动，也就是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其心理会变态。这是一。第二，他们在那里遭到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也就是让这些弱小的人失去过良好生活的主要动力——失去对他人意见的关注，失去羞耻心和人的尊严感。第三，他们经常有丧命的危险，因为监禁地疫病流行，再加劳累过度，横遭狱卒和狱霸的毒打，至于中暑、水淹、火灾，那就更不用说了。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而干出残忍得极为可怕的事来，并且会原谅别人干那样的事。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被生活腐蚀（尤其是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所受到的腐蚀） 的**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于是那些被极端腐蚀的分子对这些还没有完全被腐蚀的人，就像酵母对面团一样，起了发酵作用，也就是彻底腐蚀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连最好的人也会变坏。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戕害的人，无不通过各种最具说服力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人家强加到他们头上的种种惨无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奖励凡是活捉或击毙逃犯的人，拆散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枪毙，绞刑等方式——通过这种最具说服力的方式，明白了一个道理：各种暴行、酷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类暴行加在丧失自由、贫困不幸的人身上，那就更是合法的了。于是，人都变得麻木不仁了，从此对暴行熟视无睹，毫无恻隐之心，甚至丧尽天良。
所有这些腐蚀好人的办法仿佛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登峰造极的腐化堕落和罪恶习惯，并且再把这些登峰造极的腐化堕落和罪恶习惯按最广泛的规模传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简直像规定任务似的，一定要用最有成效的方式尽量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在监狱里和流放途中的见闻，得出这样的结论。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极度腐蚀，等他们已经腐败透顶，成为人类中的恶魔后，又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仿佛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那些道德规范，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新规范，其主要内容就是：认为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深深懂得，基督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规范，在实际生活中都是行不通的，都早已被废弃，因此现在和今后他都无须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惯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犯人家属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经常发生的。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公民堕落成为无法无天的吃人肉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甚至超过尼采的最新学说①，对什么事都没有顾虑，真是百无禁忌，并且把这种理论传布给犯人，然后再扩散到全体人民中去。
① 指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的超人学说。
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也就是专政部门使用的种种手段，照书本里的解释，完全是为了制止犯罪，为了惩一儆百，为了改造罪犯，为了依法惩办。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上述这四种作用。这样做不仅不能制止罪行，反而传布罪行。这样做不仅不能惩一儆百，反而鼓励犯罪，许多人就像吃人肉的流浪汉那样自愿投狱。这样做不仅不能改造罪犯，反而把各种恶习有系统地传布开去。至于依法惩办的必要，不仅没有因政府的刑罚而减少，反而在原本没有这种必要的民众中间培植了这种必要。政府的处分不仅不能减少报复，反而在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失误，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几百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以前是对犯人削鼻子割耳朵，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拴在铁杆子上鞭笞，现在则用脚镣手铐，运送犯人不用大车而用轮船火车。
政府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些使他气愤的事都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一旦新式监狱建成，情况就会得到纠正。这种解释不能使聂赫留朵夫满意，因为使他气愤的并非监禁地点的设施完善不完善的问题。他读过法国刑事学家塔尔德的著作，书中谈到改良的监狱中装有电铃，使用电刑，而那种经过改良的暴行却使他更加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气愤的，主要是法院里和政府机关里坐着一批官僚，他们领取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高薪，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法典，把凡是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归到各种法律条款下面，然后根据这些条款把人发配或流放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人在残酷粗暴的典狱长、看守和法警的肆意虐待下，成千上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流放旅站的情况后，看出犯人中间蔓延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人吃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像那些头脑僵化的学者为了袒护政府而硬说的：这是什么退化、犯罪型或者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莫名其妙的谬论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聂赫留朵夫看出，人吃人这种事不是起源于原始森林，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和各司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完成了而已。
他看出，像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各部大臣，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因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难道所有这些都仅仅是由失误造成的吗？能不能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向所有那些官僚提出保证，只要他们不做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就照旧会发给他们个人一笔薪金，甚至另外再发给一份奖金呢？”聂赫留朵夫暗想。他想到这儿，外面的公鸡已经叫过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稍稍动弹一下，他四周的跳蚤就像喷泉那样纷纷跳到他的身上来，他却还是沉酣地睡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