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六一
在当代嘉定，就建筑和时代的关系而论，恐怕没有比位于张马弄（路）上的六一新村更特别的。那个年代，城里偶尔有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都叫新村。我个人理解，这主要是为和农村的“村”
保持一致，不显特殊。当年城乡之间并无地理界线，县政府围墙外面即是田野和村庄。“新村”是特指，“六一”是竣工年份。
六一新村还有一个名字叫机关新村。当年机关新村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有点类似于部队大院。究其原因，是在1949 年后，许多地方管理层中外来干部比较多，为他们及其家属解决住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拿嘉定来说，六七十年代住在六一新村的，大部分是非本地籍干部，其中又以山东籍干部居多。六一新村不仅是嘉定出现最早的现代住宅楼，而且其质量还远超之后三四十年间本地建造的住宅房。小时候常听房管所的人说，这个房子达到抗地震很高级别的标准。它共有四栋四层楼，三栋三层楼，三个等级，12 个门牌号。
木地板，拼花地砖，抽水马桶，搪瓷浴缸，有的单元还有两个卫生间。
在六十年代初，六一新村就使用上了管道煤气。
这种机关干部集中居住的大院模式，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如今早已成为过去式。当年的户主们大都也已离开了我们。新村里曾经的孩子们也都已迈入老年，多数人也和我一样，早就不住在六一新村，许多人之间难得一见。不过，当我们偶尔相遇时，不管之间是什么情况，似乎总是能够一眼相认。无论何时我们回到六一新村，总是还能够看到它原来的样子，对每栋楼的窗户和阳台，总是还都能够说出它们曾经属于哪户哪家，甚至记忆中还洋溢着当年许多家庭特有的气氛。与建筑的特殊性密切相关的是，六一新村对我们这辈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尤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我们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因此显得很不一样。
最早六一新村周边有铁丝网篱笆和大冬青树组合而成的围墙。
东西北三个方向各有出入口。东门外是一条将新村和少年宫隔开的弄堂。西门通向县政府食堂，前面竟还有一个桃树林。由食堂向西，穿过田野，跨过城中路，即是县政府大院（胡厥文祖居原址）。铁丝网篱笆为黑漆颜色，非常高，超过大人头顶很多，但由于它和密集种植的大冬青树组合，这道围墙便也可被视为六一新村标志性的风景线。新村内的步道两侧则种植了厚密的矮冬青，它常因学骑自行车的孩子连人带车翻倒而受损，但孩子通常安然无恙。梧桐和水杉是新村里许多孩子最早认识的树。楼间花圃里有夹竹桃、迎春、月季、鸡冠花、蜡梅、栀子花等，蜜蜂和蝴蝶也因此进入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所接触和了解。
新村正南方向，是大片向南延伸至城外的田野。我一直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那里，是从不知被谁扒开的铁丝网下方一个缝隙钻出去的。之前我似乎从未考虑过从正常路径绕过去，或者不如说我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到达那里。可是一旦意外发现那道缝隙，我立刻产生跃跃欲试的反应，欲罢不能。
就我个人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时期，大约有一年半，我母亲因故不在家，父亲平日也不在家，我和弟弟两个三四年级小学生自己在家过日子，且没有任何托付或来自亲戚的照顾。母亲在她当时的状态中不知把家里情况和两个儿子想象成什么样儿。后来当她终于回来时，她发现虽然家里的卫生状况如她所料“一塌糊涂”，但两个儿子完好无损。母亲更是“吃惊地”看到兄弟俩还都曾荣获学校颁发的某种“好学生”奖状。那天，母亲先是大扫除，然后出门买菜，给我们做了一碗红烧肉油豆腐。
今天我在想，母亲应该感谢谁？母亲自己肯定没想过这个问题，她只是侥幸地说，还好、还算好。其实母亲应该感谢我们的新村。
首先，和新村配套的食堂解决了我们的一日三餐，而学校又近在咫尺。其次，那几年新村里和我们家情况类似的很多，我们不至于感到自己“另类”，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六一新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那几年几乎成了孩子们的天地，我们也不至于感到孤独，甚至还得到了意外的自由。其三，我们家所在11 号楼，是比较特别的一门两户，有一个白天，我发高烧一个人躺在家里，隔壁邓叔叔有事回家发现了我，那天他多次对我的探视和问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一直铭记在心。其四，我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最重要的是，我们新村里有那么多孩子，但在所谓“小鬼当家”的那几年，我们的世界基本上也是和平的，极少发生本村孩子之间的斗殴。事实上，六一新村里也从未发生过明显的邻里纠纷，这一点使它既像一个大家庭，又有别于一般的大家庭。这些恐怕都在我们这辈人身上留下了某种印记。
2013 年10 月5 日，原工农兵小学72 届一班（六一班），在毕业41 年后举办了一个同学会。其时该校已恢复原名普通小学。72届共有三个班，六一班学生大都来自六一新村。光我所住的11 号楼，同班同学就有11 人。正是这个原因，说是小学同学会，其实其中只是小学同学关系的不多，许多人之间的同学关系从幼儿园延续到高中毕业，有的参加工作后还宿命般成为电大或职校的同学。
我给那次同学会起名“我们的六一”。我至今还记得，当脑海里冒出这个名字时，那一刻内心仿佛顿时被唤起了很多：关于我们的班级，我们的童年时代，以及和学校门对门、多数同学居住过的新村。
六一班共有64 名同学，我们甚至如愿以偿找到了每一位同学，包括定居国外的。活动当天实到58 人。筹备组同学的工作效率之高，有目共睹。当然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的确很少有像我们班这样的同学关系，如上所述，我们的家长之间也相互熟识，知根知底，且他们中间还多有同乡、同事等关系。因此也并不奇怪，同学会当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和母校相关的当年的校长、局长和镇长：她们三位同时也是我们的家长。
同学会结束后，区档案局以一个简单而庄重的仪式，收藏了《我们的六一》纪念册。“我们的六一”虽然只是一个班级的同学会，但毋庸置疑它所蕴含的历史的、时代的丰富信息极不普通。
关于六一新村可说的很多。无论在建筑还是人文意义上，六一新村都留给我们许多话题。即使它将来不存在了，也依然会留在城市的记忆里。
文汇报笔会副刊2021 年10 月23 日年味
有时听外地朋友评价上海过年“不热闹”，会令我蓦然想起，小时候每逢除夕夜父亲都会感叹的那句话：“在我们山东老家，今晚是不睡觉的。”我问父亲：“不睡觉干吗呢？”父亲回答：“等年来。”
我心里大致明白，除夕守夜是一种仪式，新桃换旧符，有种种热闹。
而若论热闹，这种气氛的确不在我对儿时过年的印象中。我家所在的六一新村，春节期间甚至比平日还会更安静些，原因是那几日各家各户的家长们都放假在家，孩子们被管束着，楼下少了玩耍嬉闹的身影。六一新村多数家庭的户主是山东籍，那些年也没见有哪家把老家的守夜习俗带过来，他们大概率会和我父亲一样吧，每当此夜有感而发慨叹一句。另一方面，我们新村里这类家庭也并不容易入乡随俗，尤其是在倡导“移风易俗”大背景下。因此我小时候过年几乎没有什么传统仪式，唯有一种堪称标志性的集体行为，就是家家户户凭票排队买年货，在大街上见此景观就知春节将至矣。
我小时候喜不喜欢过年？当然喜欢。因为过年没啥“讲究”，定格在记忆中的画面几乎只和吃有关，它们构成了最令孩子难忘的年味。当我今天评价父亲擀面包饺子的手艺，说这是他的拿手绝活儿时，我并不在意自己的表述和用词是否客观准确，那种情景和滋味也早已超越任何比较。历历在目的总是父亲从和面、擀面到捏皮儿时那些“神奇的手势”，是母亲煮饺子时不为身旁“动静”所动的不慌不忙——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下饺子时一定要反复加凉水3 次，以致另一个后来经常被我提到的数字似乎就带有某种报复性：40，那一顿吃下的饺子数。
关于老家食物的味道，与其说至今还停留在“舌尖上”，不如说反映在记忆里的是曾由食物引起的心理上的幸福感、满足感。我们真的还能辨识单纯食物意义上“妈妈的味道”吗？它们似乎总是和特定场景给予的影响有关。我们成年后因此常会找不到一些熟悉的味道，而在一个不相干的地方却又会有莫名的意外之遇。无论是对父亲的饺子、母亲的糖醋排骨，还是姑妈家的大排青菜年糕等，如果我说自己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记忆里浮现的，多半却是与“味道”无关的一些情节：比如除夕夜母亲在饭桌旁看着我们一块接一块地吃肉，会说：“慢慢吃，嚼嚼烂。”而在平时她则会给我们另一种提醒：“吃得下吃，吃不下留到明天吃也来得及。”比如年初二父亲带我们去市区姑妈家走亲戚时在路上对我们说的话：“到了姑妈家别贪吃花生米啊，上姑妈的当，吃饭时就吃不下了。”我们听了总是哈哈大笑，因为那时花生米是稀缺货。
母亲长寿，今年95 高龄。前几天我去养老院给她送新买的棉裤，将棉裤交给服务员后，我在院门外等服务员微信告知我母亲试穿是否合适。结果我没等到信息，却看到服务员搀扶着母亲从楼里出来。
本该是我上楼去母亲房间看她，这两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已好久不方便这样去见母亲。这会儿意外见到母亲，我竟有点反应不过来，隔着院门问她：“你下来做什么啊？天这么冷！”服务员替母亲回答我：“你妈说她要和你说句话。”我看到母亲满脸笑容，挥挥手和我打招呼，冲着我说：“我很好！棉裤正好！”母亲说话的声音一如既往响亮，中气十足。我也注意到母亲穿着得体，白发稀疏，也已梳理过。我不由得大声问她：“还缺什么吗？”母亲没听清我的话，依然回答：“我很好！”
我心里明白，母亲希望让我看到她当下最好的状态。虽然只是下个楼，和我说句话，但她一定是在出门前换上了“盛装”，梳过头，照过镜子。在年前的冬日和母亲这一意外而特别的晤面，始料不及勾起了我对一种遥远而熟稔于心的“年味”的回味。当这种滋味弥漫于心头时，我感悟到，其中令我难忘的，正是昔日那一幕幕父母与我们相处的最好的情景。在那个年代，父亲常年“蹲点”农村，不在家，母亲工作繁重经常顾不上家，我们曾被寄养在外，也曾有过漫长的一段值得日后言说的“独立自理”的日子。不必说，过年的团圆意味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尤显不寻常。每当大年三十期待中的父亲出现时，他总像是我们一个久违的大朋友，乐于和我们打成一片；严厉的母亲在那几日脸上也露出了慈祥可亲的笑容。要不是有这些沁入心灵的景象，六一新村隔壁机关食堂的伙食，本来也足以成为我们日后无与伦比的回忆。
望着母亲的背影，条件反射似的，我忽又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出现并未作出更好的响应。自己也已年过耳顺，老大不小，但当着父母的面总还是会有该说未说、该做未做的。转身离开时，我留下一句话：我也很好。
解放日报朝花副刊2023 年1 月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