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人曾在杂志上戏谑地说：“上海的临街墙壁，其形态有如地质分层，上面总是糊满了各色告示、标语、广告，一张盖住另一张，新旧不停交替，层层叠叠，大抵可以当成历史书来读。”
此刻方三响注视的这面墙壁，便是一个完美的实例。
早已看不出本色的砖壁上面，各种尺寸的大纸贴得横七竖八，斑驳不堪。在最底层，依稀可以看到一张褪色的大红纸，上书“热烈庆祝抗战胜利”字样；在它上面，叠着几条“庆祝国府回迁南京”“坚决惩治汉奸行为”的标语。位于中央最醒目位置的，是一幅手绘海报，上面写着呼吁市民注意最近的霍乱疫情，菜食要烧熟，餐具要消毒，市民要主动施打疫苗云云，落款是六月十三日，也就是前天。
而在这海报的上面，赫然还糊着一张竖条标语。这条标语的边缘尚有糨糊的痕迹，应该刚贴出不久。没有任何装饰，白底之上一排简洁的大墨字：“我们要工钱，我们要活命。”落款是沪西清洁工队。
方三响正看得入神，陈叔信在旁边拽了拽他的袖子，示意差不多要走了。他点点头，夹紧腋下的化验包，朝着强家角渡匆匆走去。
这里乃是苏州河在沪西周家桥一带的老渡口，原来是为了方便附近农民出行而设的义渡。后来荣家在这里建起了申新纺织厂，人口日渐兴盛，强家角渡遂发展成一处专用码头。上海市三分之一的垃圾，都通过驳船沿苏州河运至这里，再转运去沪西垃圾场填埋。
方三响和陈叔信刚接近强家角渡口，便闻到一股强烈的臭味。待得他们戴上口罩靠近，看到了一番惊人的场景。
只见码头外的河面上停泊着数条驳船，上面堆满了各色垃圾，无数蝇虫萦绕其上，有如乌云。而在码头边缘，同样堆满了垃圾，几乎要把整个渡口淹没。在这些垃圾之间，是密密麻麻几百名身罩布袍、头扎麻巾的清洁工人，那袍子上还印着“沪西卫生”字样。
他们簇拥在一块，手持铁耙长锹，十几条临时赶制的横幅在人群中竖起。在清洁工人的对面，一个穿着背带裤、白衬衫的卫生局干事在声嘶力竭地喊话，说几句还用手帕掩一下口鼻。
“目下上海霍乱凶猛，每天都有几百人染病，实在是非常时期，市政同人皆疲于奔命。垃圾乃是霍乱最大之病源，诸位若袖手罢工，只怕市民死伤更为骇人。恳请诸位多体恤一下人命，尽快复工。待疫情平复，再论功赏……”
“册那娘皮[37]！你不发工钱，我们一家老小都要饿死了。”工人中一个声音大骂道。
“我们天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累得要死，饭都吃不上。霍乱患者是人，我们就不是吗？”
工人们七嘴八舌地骂起来，干事尽力解释道：“国家抗战刚刚胜利一年，百废待兴，各处用度都很紧张。又赶上时疫，卫生局的预算都花在购买疫苗上了，一时周转不开，还请诸位多理解。”
“区科长，我看不见得吧？”一个沙哑的声音忽然在场内响起。
陈叔信和方三响快步走进场地。那些工人一见是陈叔信，无不欢喜地喊道：“陈先生来了，陈先生来了！”区科长眉头一皱，他久闻此人大名，别看是个小年轻，却最擅长在工人里搅风搅雨，他来这个罢工现场，必是不安好心。
他抢先一步警惕道：“这是我们卫生局的内部事务，外人无权干涉。”陈叔信微微一笑：“我们来这里，是代表工人们跟资方谈判的。”区科长早猜到他的来意，冷哼一声：“什么资方，我们是公务机构，你进错庙了！”陈叔信道：“无论是资方还是公务机构，总得吃饭不是？人家卖了力气，却不给酬劳，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吧？”
区科长不耐烦道：“我刚才说了，卫生局的预算，都花在购买疫苗上了，周转不开。我们可不是故意克扣，谁能算到上海突然就闹起霍乱呢？”
陈叔信慢条斯理道：“霍乱是半个月前闹起来的，卫生局两个月前没发工钱了。这时间，有点对不上。”区科长大怒：“你懂不懂科学？疫苗不是随打随有，总有个预购周期。再说了，你去问问，第一批疫苗，可是优先打给这些工人及其家属的！你问问他们打没打？”
周围的清洁工面面相觑，不得不纷纷点头。卫生局确实在疫情刚起时，组织他们打了一轮霍乱疫苗。区科长气势立刻就起来了：“卫生局是截留了你们一部分工资，可也是用在了你们身上啊。你们生活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可总比得了病死掉好吧？”
“可我们家里也有人得了霍乱啊！”一个清洁工不服气地喊道。
“所以说你们不懂科学，疫苗又不能保你百分之百安全。你去庙里求保平安，也求不到十成灵验，对不对？”
这时方三响开口道：“等一下，区科长，你这个说法有问题。根据防疫政策，疫苗都是由政府出资，免费给市民们施打，所以本就在卫生局编列的预算之内。你挪用工人应得的薪酬，却拿免费的疫苗注射来做人情？”
区科长恼羞成怒，喝道：“你是谁？敢对卫生局指手画脚？”方三响平静地亮出一本证件：“我是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的防疫主任方三响，也是这次上海霍乱疫情的防治委员会委员。”
一听这个头衔，区科长顿时畏缩了一下。不过再怎么说，卫生局也是各个医院的主管部门，所以区科长鼓起勇气道：“方……方委员，你既然负责防疫，应该能理解，这场疫情来得太猛，账上能动用的钱都花了，上头迟迟不批紧急款下来，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方三响轻叹一声，至少区科长对疫情的描述没有错。
这场霍乱疫情从五月底开始流行，肆虐于闸北、虹口、黄浦等处，来势极猛，平均每天有二十余人发病，死亡率也居高不下，病患塞满了全市几乎所有医院的床位。政府一方面组织市民紧急施打疫苗，另一方面则尽力阻断疫情源头。其中清理垃圾是重要一环，这也是为什么他今天会陪着陈叔信来协助谈判。
“区科长，皇上不差饿兵。任由垃圾这么堆积，疫情难以缓解啊。”
区科长叫起苦来：“方医生，你知道的，霍乱疫苗得打两针才管用。我们连下半年的预算都预支来买疫苗了，实在没钱支给了。”陈叔信突然冷笑：“你们沪西卫生局的汪局长，昨天可是在佘山又添置了一套小院，这也是预支的钱？”
区科长脸色阴晴不定，索性一甩袖子：“汪局长的家事，我不清楚。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下一批疫苗到了以后，优先给工人注射第二针，其他的恕我无能为力！”
陈叔信还要说什么，却被方三响一把扯住袖子，眼神示意少安毋躁。然后他对区科长道：“你看这样如何？红会目下筹集了一批善款，我可以申请以贵局购买疫苗的名义，发放给清洁工人。等你们第二批疫苗到了，我去补个流程，两相冲抵，你看这样如何？”
区科长迅速盘算了一下。这么一腾挪，在账面上就变成了红会购买疫苗，卫生局正常发放薪水，等于红会代替卫生局出钱帮忙周转，倒真是一个合理合规的绝妙操作。他忙不迭地点头答应下来。
陈叔信有点着急，卫生局这明显是有猫腻，他不信方三响看不出，怎么还主动替他们擦屁股呢？方三响却看不出什么表情，几句话与区科长敲定了细节，然后转身向清洁工们宣布结果。
清洁工们听到这个消息，队伍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家里妻小嗷嗷待哺，他们可不管这钱谁出，只要能拿到真金白银就好。不少人激动地流出眼泪，若不是陈先生和方医生这次仗义出手，真的要家破人亡了。
“还请大家不吝援手，尽快恢复垃圾清理工作。否则疫情愈演愈烈，受害者会持续增多。”方三响围着全场拱手走了一圈。众人七嘴八舌地答应着，纷纷放下横幅，高举工具，散开干活去了。
一场纠纷，就此消弭。
离开强家角渡之后，陈叔信有些愤愤不平：“您这可是有点和稀泥，怎么能让那些贪官得了好处呢？应该坚决与他们斗争！”方三响劝道：“此时不比平常。我们在这里耽搁一分钟，外面就多死一个人。真这么僵持下去，外头舆论会怎么看？沪西清洁工人不顾市民死活，横使疫情扩大？到时候清洁工人反而成了市民的对立面，还怎么团结？”
陈叔信“呃”了一声，不得不承认，老同志考虑得就是周详。虽然他略觉窝囊，但也明白事情分轻重缓急。
“所以当务之急，是让沪西清洁工拿到薪酬尽快复工，避免疫情扩大，也避免官僚们把疫情变成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方三响抬腕看了看时间，又道，“你也不必气恼。这次至少沪西清洁队的广大同人已经看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你接下来开展工作，岂不是更顺利了？”
陈叔信一直在搞地下工人运动，他挠挠头道：“很多同志在想，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了，这种地下工作还有没有必要。”
“当然有必要，”方三响停下脚步，看向这个年轻人，“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虽然国共刚刚签署了《汉口协议》，全国都在呼吁和平，但我们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你不知道，前两天，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结果刚到下关车站，就被一群暴徒痛殴。好几个人还是送回第一医院来治的伤——可见他们会随时撕毁协议开战。上级有指示，我们的工作，要按照国共全面开战的情况去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
陈叔信一拍胸脯：“明白了，我今晚回去就组织集会，好好传达一下这个精神。”他注意到方三响又看了眼手表，不由得笑道：“好啦，方医生你今天还有大事，我就不多留了。”
两人拱手告别。一贯节俭的方三响，这次难得叫了辆黄包车，急匆匆地朝着中山医院赶去。
一九四二年他完成了磺胺药品的输送任务之后，主动向组织提出留在上海，建立一条稳定的药品交通线。组织很快批准了这个请求，于是他留在大安产物保险公司里，与谢寿天、陈叔信密切合作，直到抗战胜利。
此时全国救护总队业已解散，分散在各地的医护人员陆陆续续地复员归来，方三响索性辞掉了保健学顾问的工作，返回第一医院干老本行，顺便协助陈叔信在码头、工厂和市区等地搞工人运动。
黄包车很快赶到了枫林路，一座巍峨的灰色大楼出现在他眼前。西式楼体，却有一个中式飞檐，看起来庄严而肃穆，中山医院到了。这座倾注了颜福庆一生心血的综合性大医院，建成不久即遭日寇侵占，今年医护人员陆续回归，方才真正运转起来。
姚英子的胃部手术，正在这里进行。
她和张竹君在一九四二年离开药水弄之后，通过中共地下党的渠道离开浦西，在浦东曹家弄一带隐居。抗战胜利后，她们返回上海，姚英子的胃病变得更加严重，只得送到中山医院来做手术。
方三响匆匆来到位于三楼的手术室门口，先看到的是正坐在走廊里看书的方钟英。八年时光，方钟英已经长成了一个清秀的青年，眉眼与母亲神似。他年初从重庆返回，如今在《申报》做记者。
他见父亲赶到，连忙放下书，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姚妈妈刚刚送进去，是沈克非院长亲自执刀。”
方三响一听这名字，松了一口气。这一位是中山医院的院长，沪上赫赫有名的外科圣手，资历极深。有他亲自出手，手术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看看走廊尽头，忽又问道：“你孙叔叔呢？”
方钟英一脸无奈道：“孙叔叔坚持说要近距离观摩学习，纠缠了半天，沈院长犟不过他，只好批准。也刚进去。”方三响笑起来：“这个孙希，沈院长动手术他都不放心。”
他眼下没什么能做的，便一屁股坐在儿子旁边，闭目养神。刚刚休息了没多久，方三响忽然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这脚步声很轻，似乎唯恐惊扰到手术室内的医生，但又很有节奏，每一步的距离差不多。
方三响睁开眼睛，侧头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清癯老者，正朝这里走来。他的头发全白了，体态却依旧挺拔，全不见寻常人老态龙钟的衰朽之气。
“颜院长？”方三响慌忙站起身来。来的人，正是颜福庆。
颜福庆微笑着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示意不必多礼。方钟英起身紧张地问了一声好，然后很识相地坐到另外一条长椅上去了。
“你不必太担心，沈院长的技术放在世界范围，也是一流。而且这种胃部分切除术发展得很成熟，对于胃癌预后也是比较好的。”颜福庆坐到方三响身旁，习惯性地摸了摸小腹，自嘲道，“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怎么都吃不胖。”
原来早在一九四〇年，颜福庆就因为严重的胃溃疡，被迫前往美国，切除了五分之三个胃。后来他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毅然返回上海沦陷区，担负起上医教学与红会第一医院的管理工作，与日军伪军周旋到了抗战结束。
方三响不禁感慨，他和姚英子连得病都这么相似，看来冥冥之中，真的存在某种缘分。
“多亏您尽力调度，中山医院才这么快恢复运转，不然英子这手术不知拖到什么时候呢。”
中山医院于今年五月刚刚复业，是上海大医院里最先恢复机能的。颜福庆似乎露出一丝苦笑：“这件事啊，也由不得我不快。你可不知道，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成立，就盯上了中山的院产，想把它收为军队所有。幸亏我见机快，火速调了一批上医学生，让他们进到这楼里当宿舍住，然后几经交涉，才算保下来。”
他说到这里，忍不住摇摇头：“抗战期间，我们要从敌人手里保住医院；抗战胜利了，还要从自己人手里保下医院，这可真是荒唐。”
方三响道：“国府上个月也迁回南京了，您接下来有何打算？”
“我一个风烛残年的糟老头子，还能做什么？无非是在上医做个教授，开几门公共卫生的课，如此而已。”颜福庆微微抬起头，眼神却闪动着不甘。他似是要避开这个话题，侧头问道，“眼下这场霍乱，现在状况如何了？”
方三响叹道：“这次的传染规模太大了，累计感染五百余人，每天还新增二十多例真性霍乱，死亡率差不多是在一成。在我印象里，哪怕是清末那会儿，上海也没有过如此规模的时疫——您是公共卫生专家，您说这怎么还越过越回去了？”
“唉，中国抗战前的公共卫生工作，就搞得很差。经过八年**，只怕是雪上加霜，更加不堪。时至今日，上海还有七成居民喝的还是未处理的河水与井水，这是霍乱的根源哪。你不让他们喝脏水，又没有干净的水提供，怎么办？”
颜福庆郁闷地拍了拍扶手，可仍觉得憋闷，索性站起身来，在走廊来回踱步，仿佛这样才能把气顺出去：
“三响你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太糟糕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个月发布了一个统计。日本投降已经快一年了，中国的黑热病年发病率，从战前的二十万例，发展到二百万例；伤寒从七十万例上升到一百五十万例；其他的如天花、疟疾、斑疹、结核和血吸虫等，上升幅度也十分惊人——你可知道这一切的症结在哪儿？”
“人手。”方三响回答。
“没错，人手。”颜福庆似在课堂上一样，“如今，全国符合标准的病床只有五万张，政府颁发执照的医师只有一万两千人、药剂师七百人、护士五千七百人。要照顾四万万人的健康，杯水车薪，杯水车薪哪。”
他到底是做过卫生署长官的人，对这些统计数字无比熟稔。
“所以我辞去了一切公职，专心在上医教书。巴望可以多培养一些医生出来，略解燃眉之急。”颜福庆道。这时方三响鼓起勇气，出人意料地开口道：“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您的想法有问题。”
“哦？”
“就拿上医和协和来说，一个学生成为独当一科的医生至少需要七年。全国医学校只有二十几所，每年输送出来的医生，能有多少？何况这些医生，有多少是留在北京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多少能惠及边远山区和底层民众的？”
颜福庆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依你之见，学校要求严格反而是错的了？”
“不，现在的医疗教育没有问题，我也希望中国的医术能比肩英、德、美。但现实是，中国太落后了，我们精雕细琢出了少数精英，在公共卫生的低端人才培养上投入却太少了。我国的人口太多，地域太广，几个京沪的好医生，覆盖不了广大民众的健康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二三十个名医，而是十几万水平一般的卫生工程师、卫生监察员、公共卫生护士和助产士。”
方三响说完之后，颇有些忐忑不安。这一番言论，可谓离经叛道。这让任何一位医生听了大概都要叱责。他赶紧补充道：“当然，正规医疗教育还是要的，只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优先满足最广泛的基本需求。”
颜福庆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你这个说法很好，就是有点冤枉人。其实上医的校长朱恒璧，还有现在手术室里忙活的沈克非，他们都和你的观点差不多，都认为应该让医疗教育下沉，覆盖更多人群。事实上，这项工作在抗战期间就在做了，姚医生不也参与其中吗？”
“是的，英子跟我说过。她说歌乐山下重建的那个卫生示范区，后来改成了中央卫生实验院，进行公共卫生人员的试点。”方三响点头。
“当时我们的规划是，摸索出一套初级卫生员的培训体系，分成看护、助手、助理三档。看护只要培养一个月，助手一年培训，助理四年培训。这些人毕业之后，可以分散到县一级的卫生站去，提供最基础的一些医疗服务。这样只要十年时间，就能有足够的人手，把公共卫生体系延伸到大部分县城里——你看，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
颜福庆说得兴致勃勃，方三响却有些煞风景地问道：“那么实际效果呢？”
这一句问出来，颜福庆的眼神霎时变得黯淡。他沉默良久，方开口道：“我给你讲一个陈志潜医师的故事吧。”
方三响听过此人的大名。他是协和的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兰安生教授的弟子。陈医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深入到河北定县，赤手空拳建起一套三级卫生示范区，直到七七事变后才被迫停止。姚英子时常提及，佩服得不得了。
“抗战爆发之后，陈教授辗转来到四川，在卫生署的支持下开展四川农村的卫生改造工作。他吸收了大量无照医生、地方郎中和高中学生，专门为他们开设了短期卫生培训，中央卫生实验院也向他输送了大量人手。靠着这个办法，他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在四川建起了一百三十一个县级卫生院和一百三十九个卫生所，可谓是成绩斐然。”
方三响很是吃惊，这个数字实在是不简单。但他没吭声，因为后面必有转折。
“但是陈医生辛苦建起的这一间间卫生院，却出现了大量贪污腐败的行为。管理者上下勾结，收受贿赂，兼职私活，套取药品物资和预算，甚至还和当地政府合作，巧立各种名目征收税费。仅仅是被揪在明面上的，就有九个院长被撤职。陈医生不停地在各地巡视纠察，可官僚彼此推诿，终究无济于事。到了一九四五年底，政府忙于回迁，精力不再放在四川一省，加上通货膨胀，价格飞涨，这套体系便无法维持，近于荒弃……”
说到这里，颜福庆的声音在微微颤抖：“我至今还记得，志潜在今年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公共卫生事业如此之知性主义、理想主义，在过去一年里，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开始怀疑它在中国的实用性——志潜那么坚韧的一个人，消沉颓丧之意，竟溢于言表。你问我效果如何，我只能说，任重而道远。”
颜福庆说到这里，双眸里闪过一丝少有的困惑，连带着最后吐出的五个字，都显得不那么自信。
“您愿意听听我的看法吗？”方三响道。颜福庆敏锐地觉察到，对方的气质发生了微微的变化。他不由得稍微坐直了几分，凝神倾听。
“我认为，无论是您还是陈医生的构想，都是好的，只是不切实际，”方三响顿了顿，觉得有点欠斟酌，可一时又想不到更委婉的表达，只好硬着头皮道，“因为它只是空中楼阁，落不到地上，就算勉强栽种，勉力扶植，也无法真正生根发芽。”
颜福庆的眼眸一闪，但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好奇。
“就拿陈医生来说。他所遭遇到的麻烦都不是医学上的，而是体制上的。官员贪腐，这是政府监察不力；资金匮乏，这是国家重视不够；建设推诿，这是政令运转不灵；地方民众不配合，这是他们没有被宣教过，不明白这件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方三响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您想想，这些问题，哪个是医生该解决的？能解决的？”
颜福庆做过卫生署长，比方三响更清楚政府内部的风格，听了只是苦笑。
“您一定还记得项松茂总经理吧？他多年前就跟我抱怨过，政府官员觉得洋药应有尽有，买都买不过来，何必还要自己费心去做。国家对民族制药毫无扶持之心，导致至今奎宁、磺胺等战略药物均不能国产。如果我们要建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大量廉价药品，这又岂是陈医生一人能解决的？”
方三响讲到这里，语速重新放缓：
“陈医生和您的公共卫生构想很好，但恕我直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它根本执行不下去。从上到下，每一个环节都会出现问题。譬如在一间充满病菌的屋子里，手术方案再如何完备，也无法挽救病人。若无有决心的政府，则无有效果之卫生。若无有效果之卫生，则无有健康之民众。”
这发言大胆且危险，颜福庆盯着他，半晌方道：“听起来你已经有了正确答案？”
“我多年前在山东碰到过一个牧师，他给我讲了信义宗的起源。他有一段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当千百个人问出同样的问题时，提问本身便构成了答案。”方三响抬起头，看向窗外，“现在我知道了，这四万万人想要活下去的心愿，就是我一直以来所苦苦寻求的答案。”
“说得好，四万万人的公共卫生服务，本该是让四万万人一起参与。”颜福庆赞道。
方三响抬起右手臂，攥紧五指：“陶管家教过我几招拳法，他说打出好拳的关窍，讲究力从地起。不懂得这个发力技巧，任凭拳理如何精通，打出去也是软绵绵的。同样的道理，公共卫生的成效，取决于金字塔底，而非塔尖，取决于政府能不能从最广泛的底层汲取力量。”
颜福庆轻轻拍打一下膝盖：“力从地起，嗯……这个提法很有意思。这不正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我知道一个更准确的说法。”
“哦？”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颜福庆仔细咀嚼着这五个字，若有所思。
两人正聊着，手术室的大门忽然被推开，先是病床被推出来，然后是沈克非等医生鱼贯而出。颜福庆连忙起身上前，向沈克非询问结果。
方三响不好扯着沈院长去问详情，就一把将孙希拽过去，问他如何。孙希摘下手术帽，满眼钦佩：“沈院长真是高手啊，不枉观摩这一回。”方三响怒道：“我是问英子怎么样？你别开玩笑。”
孙希故意逗方三响发急了一阵，才笑道：“英子的命好，早两年这就是绝症。幸亏去年美国人改良了消化道重建和淋巴结清扫两项关键技术，也幸亏沈院长引进得及时。如今她没什么大碍了，只要接下来几年内没扩散，就能长命百岁。”
方三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侧眼看到，病**的英子麻药劲未过，仍旧闭眼安详地睡着。看她的嘴角微翘，似乎正在做一个美妙的梦。
“那……万一要是扩散了呢？”
“呸，老方你别乌鸦嘴。”
“我们做医生的，有什么好忌讳的？你给我个准话，我也安心点。”
“只要医学理论上有可能，我就能把英子救回来。”孙希抬起左手，自信地在半空比画。
方三响知道，孙希最近在苦练左手执刀，说纵然达不到原来的水准，至少不会变成废人。三人之中，孙希看着最跳脱，其实他才是最专注于医术的。
那边颜福庆和沈克非也交谈完毕，两个人都是大忙人，各自告别离开。方三响惦记着霍乱防疫的事，让孙希陪床，自己也拔腿要走，却忽然发现走廊尽头探出一个脑袋。
“唐莫？”
他认出是孙希的那个学生。
这个学生自从一九四〇年离开上海投奔重庆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医学院实习。也是今年刚返回不久。唐莫一直觉得老师右手残废是自己造成的，一直有所回避，今天他不知为什么，居然主动跑过来了。
唐莫听到方主任喊他，一脸紧张地走出来：“方主任，我刚从华山那边过来。”
第一医院所在的海格路，此时已经改名为华山路。业内的医生们聊起来，都喜欢用路名代称。
正好护士把姚英子的病床推走，方三响让开身子，把他朝孙希那边一推。唐莫目视着病床远去，这才鼓起勇气对孙希道：“老师，有一件事，是……嗯，是关于姚医生的。”他把手里的文件取出来，递给孙希，方三响也好奇地凑过来看。
这一看不要紧，两个人的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这竟是一份法庭通知函，直接送到了红会第一医院。通知里说，有人举报姚英子在抗战期间有汉奸行为，依《惩治汉奸条例》，法庭已启动调查。事主如认为举报有误，可回函或本人前往折辩云云。
方三响和孙希看完之后，又惊又怒。《惩治汉奸条例》是今年三月十三日国府公布的一条法令，对于抗战期间有通敌叛国、有损同胞利益之汉奸行为，要予以相应惩罚。比如汪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陈公博，即已于本月枪决。
但“汉奸”怎么会跟姚英子扯上关系？
所幸法庭通知函后面，还附了举报信的原文——当然，不是原件，而是影印照片——信中声称姚英子早年捐助归銮基金会两万元，暗中支持伪满洲国，抗战期间又欣然参加伪满洲国庆典，并接受建国功劳章之颁发，汉奸之迹昭然。
这封举报信的内容，九真一假，却假在了最关键的地方。姚英子明明在纯庐自爆以证清白，在这个举报人的嘴里，却成了欣然参加。这个自关东大地震便埋下的祸根，到现在居然还阴魂不散。
“这是哪个王八蛋举报的？”孙希按不住火气。他反复翻动文书，却没看到举报人的信息。
“老师您在这里是找不到的。法庭对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唐莫有些遗憾地说，“我问过在法庭工作的老同学。这次审判汉奸采取的是单盲制。也就是说，举报人身份全程保密；但被举报人的案情事实，要在调查之后予以公示，让广大市民知道通敌之丑行。”
孙希和方三响同时一震，暗叫不好。姚英子的身份比较特殊：富豪之女、著名慈善家、知名女医生、张竹君弟子、女性争取家产权利之先声等等。一旦她被人指控做了汉奸，上海的大小报纸可不会放过。他们一定会大肆渲染，最多在文章末尾轻飘飘来一句“前情所叙未必属实，俟法庭宣判方知真相”——而读者只顾猎奇，可不会管这是事实还是污水。
“孙希，这件事，绝不能让英子知道！”方三响沉声道。她刚刚动完手术，若听说这种陈年烂事闹得满城风雨，绝对会影响愈合速度。
孙希一脸心疼：“唉，她之所以背上这个污名，还不是为了救咱俩？这次咱俩无论如何，得把英子保护好才行。”他转头问唐莫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能做什么？”
“正常来说，法庭会要求被举报方本人前往自辩。”唐莫看了眼走廊尽头，“眼下姚主任这个状况，可以向法庭解释，请人代为辩解——不过咱们手里最好得有铁证，能把这封举报信一举推翻。这样法庭会直接判决举报无效，不必公示了。”
简言之，他们俩得在英子不参与的前提下，向法庭揭示纯庐爆炸案的真相。
这件事听起来似乎并不是很难，当年那爆炸案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方三响朝走廊一侧喊道：“钟英，你过来一下！”
方钟英一直在拐角看书，听到父亲召唤，不急不忙地走过来。孙希看到他，眼睛一亮，对呀，这小子现在是《申报》的见习记者，去查一查当年的报纸不就得了？
方三响叫方钟英过来，正是这个用意。他让自己的儿子去报社查一下过往报纸，找几篇纯庐爆炸案的报道，若附有通缉令则更佳。敌人的反向证言，自是铁证无疑。
医院里不宜久留，几个人很快各自散去。孙希留下来陪床，唐莫先回了第一医院。方三响要去防疫委员会报到，与方钟英的住所距离不远，父子俩索性一起搭电车回去。
在路上，方三响跟方钟英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聊什么不重要，他很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父子相处的时光，只是方钟英眉宇间始终带着一丝郁郁寡欢。
过了半个多小时，方钟英忽然起身拉动响铃，示意下一站下车。方三响看向窗外，发现是金神父路，一下子明白了儿子的用心。
父子二人下了车，一路来到广慈医院门口。作为上海有名的大医院之一，这里的病人永远川流不息。在医院的西侧偏门，有一处狭窄的办公室，旁边竖着一块牌子：广慈善后复员联络处。
在抗战期间，这些大医院的医护人员疏散去了各地，多有失联。所以各家医院都在全国各地设了联络处，方便员工寻回，并定期把信息汇总到上海。方钟英轻车熟路地走进去，桌后的工作人员不待他发问，直接同情地摇了摇头。方钟英“哦”了一声，转身出来。
站在外面的方三响心中一阵黯然。广慈是林天晴工作的医院，如果有消息，一定会反馈到这边联络处来。这孩子估计每天都过来询问，所以工作人员都认得他。
自从方钟英和母亲在武汉分离之后，便再没见过，也再没任何消息。足足八年，断绝音信，他对母亲该是何等思念。方三响从小就没了娘，对儿子的心情感同身受。
这些年来，他也曾多方打听妻子的下落，可惜当时局势太混乱了，想要找一个护士，不啻大海捞针。战乱年代，发生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方三响其实早已有心理准备。
但方钟英还没有。
这孩子大部分性格随他母亲，只有执拗这一点，与父亲仿佛。方三响并没阻止儿子这样做。事实上，如果不是还有更重的责任，他也想每天过来探问，唯有如此，才能让内心存着一点点盼头。什么时候不问了，恐怕才是彻底断绝了希望。
方钟英走到父亲身旁，眼角带着些许湿气。方三响拍拍儿子的肩膀，什么都没说。父子俩就这么并肩走出广慈医院。此时正值入暮，两侧路灯次第点亮，将两条孤独而相似的身影印在水门汀上。
两天之后，方钟英赶到第一医院，他已经查出了一点消息。
不过这消息不算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