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防团军人小卖部有一个叫小王的女服务员，据说，是上海知青。县城邮局也有一个。她们在塔什库尔干牧区插队，现在算是在当地就业。
我们在野外训练时，看见塔什库尔干冰河上有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踏冰过河，到县城去。人都说河对岸有一个知青点，一群知青在那里生活。远远望过去，驼色的山峰下，有一幢白房子。
３月份，塔什库尔干河还没有解冻，我就要到雪山哨卡去了。和团直分队的两个知青兵相约，溯河而走，想去那个知青点看看。
三五里走出去，河面上明晃晃一片，河冰已开始融化了。
没有桥，隔河而望，那幢白房子在上游对岸的阳光下有点刺眼。山底下辽阔的牧场上有人纵马驰骋，还有在草地上飘来飘去的羊群。牧民低矮的小土屋和焦黑色的毡房上空有炊烟升起来，耀眼的白房子和它们比起来，与众不同。
这些知青是怎么到这来的？
战友建军讲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和一个南京知青在县城闲聊。这个知青说，从学校毕业后，他们被动员上山下乡。老师拿画报给他们看，只看见帕米尔高原上蓝天、白云、雪山、草地、骏马那么美，他们就报名来了。
这天，我们没有过河，因为冰河面上已经有了很厚的积水，我们原路返回。
二
我到哨卡后的第三个夏天，有一次重病到团部卫生队住院。病愈后，有一天，我到团部以南五公里开外的第二边防营菜地去。这个菜地在中巴国际公路旁边，离第二边防营营部有近一百公里地，离我们哨卡有一百多公里。不过，它是我们第二边防营开垦的，因此归我们营所有。我们几个哨卡连轮流管理它。今年轮到我们连了，连队在５月份派人在那里种上了洋芋。洋芋种好后，留下三个战士看管菜地，这三个战士都是我的同乡，在家乡当过菜农。
那天，我沿着中巴公路往南走，这正是去塔什库尔干河上游的方向。公路两边，大戈壁起伏，光秃秃的远山后面白皑皑的雪峰时隐时现。塔什库尔干河在６月份开始喧嚣，河水把对岸大片的草场淹没了。牧民游牧进雪山深谷中寻找水草去了。
我的同乡小林在菜地的小土屋里接待我。这小土屋和牧民的一样，用石头和黄泥砌成，一人高，进门得低一低头。
另外两个同乡辛伟和付志生到团部去了。
小林说：“你在路上碰见他们没有？”
我说：“没有啊。”
小林说：“他们买作料去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作料，无非是在团部小卖部买一点咸盐，再到后勤处和团直分队炊事班找自己的老乡要一点固体酱油啦、干辣椒什么的。
我和小林看了菜地。小林说： “主要是看旱獭，还有狐狸。洋芋刚种好时，怕它们掏洋芋种吃。之后也就是隔一段时间引水过来，浇一浇地。现在，洋芋快长好了，又怕旱獭和狐狸掏洋芋吃。”
我说：“打到过旱獭和狐狸没有？”
小林说：“打旱獭谁舍得子弹？狐狸倒是打到过一只，上次鲍副连长从这里过，把狐狸皮拿走了。”
我们俩说着话，一起提着铁桶到河边打水。
穿过公路是大片盐碱滩，盐碱很重，砾石堆里白花花一片。河水汹涌，水很浑。我们往河边走，看见河中间滚动着漩涡。靠河边有一个渗水坑，坑岸上是白花花的盐碱。坑底的水很清，这水碱很重，小林他们平时就吃这水。
我们一直走到河边。小林让我往对岸看，我看见对面河滩和大片草地成了大泽。猛地就看见白房子在水泽边，它原来离我们非常近。
“那里住的是你们知青啊！” 小林把“你们” 这个词说得很重。
小林的意思我明白。我们虽然是同乡，我也从农村入伍，但我是知青，这和他还是有点区别。
我当然对那幢白房子特别关注。
小林说：“我到他们那里去过。”
我说：“知青吗？”
小林说： “对。从这里往上游再走两三公里，有一座桥，从那里可以过河，到了河对岸顺河往回走，再走两三公里就到了。”
我关切地望着那幢房子。
小林说：“冬天就好了， 冬天可以踏冰过河， 那要近得多。”
我说：“他们都是哪里来的？”
“有从口里（内地）来的，也有喀什的，还有塔什库尔干县城的。”
我说： “咦？塔什库尔干也有知青？” 在我看来，这座县城小如弹丸，人口顶多有千把人吧，怎么会有知青呢？这里的知青应该都是外来的。
“咋样？”我问。
“什么咋样？”
“他们的生活？”
小林说：“糟透了。”
我递给他一支烟。我们把烟点上。
“他们比牧民过得还差。青稞吃不惯；烧的煤一半是煤一半是土，还不如烧牛粪；看起来那么漂亮的一幢房子，屋里黑洞洞的，连个窗户也没有；没有自留羊和自留马，到哪去都是靠自己的一双脚板……我那天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正在做饭，满屋子都是烟。”
我望着那幢房子。
小林说：“那里有女知青呢。”
我说：“我知道。”
“男的女的在一起生活呢。”
我说：“我知道。知青点都是这样。”
小林说：“想去看看吧？”
我说：“当然。”
小林说：“改天吧。改天我到团部后勤借两匹马，我陪你一起去。”
我朝对岸望望，扔掉烟屁股，和他打了水往回走。
三
土屋很小，进门就是床，床的旁边是火炉子和一张放锅碗瓢勺的简易桌子。墙上挂着三人的半自动步枪。炉子的火封着，通一通就又燃烧起来。
放下水，小林说：“这屋子憋屈，我们还是到外边去。”
我们绕到屋后，站在公路边。
小林朝团部方向望，说：“辛伟和付志生咋还不回来呢？”
我们闲聊了一会，谈到一名因翻车而牺牲的同乡的事情。
小林和这个同乡很熟，流了眼泪。过了会小林说： “算了，不想再提这事。”笑笑说： “你不是想见那些知青吗，今天，你就能见到他们。”
我给了一个询问的目光。
小林说：“那几个知青经常从这里路过到县城去。他们一开始到这里歇脚，找水喝，我们就留他们吃饭。我们的大米饭和罐头到底是好东西，他们成年也吃不上一回。后来他们就常来，我们就给他们做饭吃。”
我说：“他们也不容易啊。”
小林说：“你没有看见他们吃饭的那个样子，好像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似的。” 又用眼角瞟我一眼说： “那可是你们知青啊！”
他把“你们知青”几个字咬得很重。
我说：“什么意思？”
“不瞒你说，今天又有几个知青到县城里去了，回来要在这里吃饭。辛伟和付志生就为这个到县城买盐去了，顺便在团里搞点酱油。”
我说：“几个知青？”
“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和辛伟、付志生一起到县城去了，一会就回来。”
我想：这小子，这么屁大点事情，还给我打埋伏搞铺垫，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小林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仿佛要强调一般，加重语气说：“那可是你们知青哪！”
什么意思？难道让我对他表示感激？
我知道，小林是有点担心：几个战士，在这么荒僻的地方，擅自和部队以外的人这么密切地往来，部队首长知道后也许会批评。我未必会把这件事报告哨卡，但如果是知青，我肯定不会把这事报告哨卡。
我只好对他流露一点感激。
他于是得意地把手背在背后，在公路上走了个来回。
他说：“看，付志生他们回来了！”
辛伟和付志生果然回来了。他们拿着盐、酱油，还意外地提了一兜青辣椒、半个冬瓜、一包海带。
辛伟说：“跟后勤炊事班老乡要的。”
辛伟和付志生都看着我笑，又看一眼小林。
小林说：“我都给他说了，我说你们知青要来了，要到这里吃饭。”
付志生说：“说了？”
辛伟看着我憨憨地笑。
我说： “嗯，他给我说了。他说，知青要来吃饭。他们人呢？”
辛伟说：“他们到县城去了，我们到了团部。”
于是，大家忙碌起来。和面呀，洗菜呀，切菜呀，醒面呀……付志生说： “我们辛伟最实在了，每次都把牛肉罐头拿给他们吃。”
小林把炉火通开，往火里填焦煤。
不一会，那几个知青果然来了。
四
我们正在忙碌，他们突然就出现在小土屋外边。
三个知青，那个男知青先进门，他瘦高个，戴一顶旧军帽。他看见我这么个陌生军人，愣了一下，就在门口站住。女知青一个汉族，一个少数民族模样。汉族姑娘俊气，高个子，扎个马尾发式，脸上透出健康的光泽，粉红色上衣，看见我后她也在门外边站住了。那个少数民族姑娘又胖又壮，倒是挺豪爽，推那男知青：“往进走嘛。”
付志生说：“进来嘛，进来坐嘛。”
少数民族姑娘笑呵呵地进来，一屁股坐在床沿上。那个男知青和汉族姑娘仍然在门口站着。
小林说：“这是我们一个连的，他当兵前也是知青。”
我朝他们点点头说：“进来嘛。”
他俩虽然进到门里，坐在了床沿上，但仍然拘谨。
我问男知青：“你是哪里来的？”
“江苏。”他说。
我又问那个汉族姑娘：“你呢？”
“我是喀什的。”那汉族姑娘说。
“老家呢？”
“老家就是喀什。”
倒是那个胖姑娘不等我问就说： “我就是塔什库尔干的，我土生土长。”她说一口标准的汉语。
我问那个男知青：“江苏哪里人？”
“南京。”
“你们南京来了几个知青？”
“就我一个。”
那么，他就是建军说的那位了。
我问那少数民族姑娘：“你是维吾尔族？”
“你猜。”她呵呵笑了。
我说：“我猜不出来。”
这姑娘说：“我爷爷是汉族，我奶奶是维吾尔族，我外爷是柯尔克孜族，我外婆是锡伯族，你说我是哪一个民族？” 说完哈哈大笑，有一种各民族大团结的大气。
我也笑了。
男知青说：“你在哪里插队？”
我说：“我就在我们老家。”
我给男知青一支烟，又给小林、辛伟、付志生一人一支。
我自己也拿出一支，把火柴点着了，却看了两位女知青一眼。
那胖姑娘说：“抽嘛抽嘛抽嘛。”
我说：“算了，这屋子太小了。”
于是我们都没有点烟。
我想问问他们插队几年了，牧业生产队生活如何，他们在牧区都干啥，附近还有知青点吗……可话到嘴边了，我却说：“下午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我这几个老乡忙了半天，专门给你们做准备。”
说出后我有点后悔。我不该这样直奔主题。
那个男知青显得更不安了，站起来说： “不了，我们今天要早一点回去。”
我说：“怎么回事？”
那男知青说：“就是要早一点走。”
那汉族姑娘也站起来。
那男知青说：“我们要走了。”
付志生说：“怎么回事？”
小林说：“专门给你们做饭，想和你们说说话呢。”
那男知青和汉族姑娘却出了门。
一直在那里埋头搋面的辛伟有点手足无措。
付志生说：“吃了饭再走啊？”
三个知青已绕到屋子后边，站在公路边。
我们把他们送到公路上。我和那男知青握手，说： “不要这么客气啊。”
男知青犹豫了一下，说： “其实，我不是知青，我是返乡回去的。我到这里来，就是占一个城市知青的名额，将来好安排工作。”
我愣了一下，说：“返乡知青？返乡知青也是知青嘛。”
他笑笑说：“走啦。”
他们摇摇晃晃地在公路上走，越走越远，我们一直站在那里看他们。过了好长时间，三个人都回过头来，那男知青向我们招了招手。
我们也向他们招手。
辛伟说：“怎么回事？平常他们挺大方的。”
我说：“因为我呗。”
付志生说：“因为有生人呗。”
小林说：“他们不好意思了，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想留下来吃饭。”
我说：“其实，知青到外面找饭吃很正常。”
小林说：“是挺正常， 就是吃顿饭嘛， 他们平时吃不上嘛。”
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
五
也就在这几天，我在团部碰见卡拉其古哨卡的一个同乡张勇。张勇黑黑的，壮壮实实的，他从我们家乡那个城市的郊区入伍。
他在团部俱乐部前的操场边碰见我，兴奋地喊： “嗨！我在这里碰见我一个同学！”
我没有反应过来。我们这个团有三百多人是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碰见一两个同学不算什么稀奇。
但是，他仍然兴奋地瞪着我： “你听清了没有，我在这里碰见一个同学！”
他的黑脸膛兴奋得放光，看我不理解，说： “我在四中上的学，我碰见我们初中一个同学。”
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话，于是我停下来。
他仍然瞪着我：“他是老百姓，不是当兵的！”
我说：“胡扯！”
他说：“你看你看，觉得我哄你是不是？”
我说：“难道不是？”
“他的爸妈都是我们那的人，在塔什库尔干工作，他初中毕业就到这里来了。”
这倒让我想起来，我当新兵时，在新兵连集训，有一次周末上街，我们几个人正在路边走，有一个地方干部模样的人和我们打招呼，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兵？” 我们回答了他。他显出很亲切的样子，说：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 我们没有留意。等我们走过去了，我突然说： “咦？那人带点家乡口音。”
回头看，他已经走远。
后来，隐隐约约听人说，这城里有一个家乡人。
张勇说：“你还是不相信吗？”
我半信半疑。
他说：“那好！我明天让你见见这个人吧，他就在县城。”
第二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到县城民族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张勇说：“我已经把票买好了，他就坐在我们前面。”
电影是维吾尔语版的《冰山上的来客》。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Ｎ次了，这一次来看，主要是见一见他那个同学。
影院里黑乎乎的，看电影的差不多全是塔吉克族人。我刚在座位上坐定，张勇就拍拍他前面一个人。转过来，是一个小伙子，一开口，果然是一口乡音。
张勇呵呵笑，说： “我说是吧，我没有哄你吧，这就是我的同学。”
借着影院的微光，我看见这同乡是一个小个子。
我递给他一支烟。
张勇说：“算了，看什么电影，我们出去聊聊吧。”
我们到了影厅外边，站在门厅里聊天。
我说：“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他说：“一言难尽。”
原来，他的父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从西北农学院毕业， “好男儿志在四方”时被分配到这里。
“他们是学水利的，在水利局工作。” 这小伙子说， “其实我们家也是农村户口，不过，我从小和我外婆生活，我外婆是城里人，所以我是城市户口。我外婆就住在西大街天主教堂旁边。”
张勇说：“是吧，是吧，是吧？不然，他怎么和我上一个学校呀。”
小伙子说：“我姓周，叫周红，我们老家在褒河农村。我爸妈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了。”
他看上去瘦小，脸上皮肤黑黢黢的。
“初中毕业要下乡插队，我父母写信让我过来，说这里好得很，我只要过来就算插队。我是被他们骗来的。”
我说：“他们身边原来有人吗？”
“没有。”
“那也难为他们。”我说。
“当然，他们现在年纪大了。不过，你们也看到这是什么地方了，到这里我不习惯。我来后偷跑过两次，两次都被父母追回。”
“你怎么跑？”
“我在大戈壁上走了两天。又是雪山，又是戈壁，这么大的地方，我怎么走得出去呢！他们骑马赶上了我。”
张勇看看周红，又看看我，说：“我没有骗你吧？”
周红眼巴巴地看着我，全然是看见亲人的眼神。
张勇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说： “别急，他在这里还有一个哥哥。”
我瞪大了眼睛。
张勇说：“就让你见他的哥哥。”
我说：“怎么回事？”
周红说：“我的哥哥本来在老家农村，我爸妈把他也弄到这里来了。他过来也算插队知青。”
张勇说：“他哥哥已经工作了。”
我问：“在什么地方。”
“他在牛奶场工作，离这不远。”周红说。
张勇说：“去看看？”
我说：“走。”
六
塔什库尔干县城东头街口是一个大下坡，坡下面拥挤着一片小土屋。下坡右拐，在一个小巷子里穿来穿去，走到尽头，一个大的栅栏门里，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场里拴着几头正在吃干草的干瘦的奶牛。院子的一角有三四间土屋。周红推开其中一间的门扇，探头进去叫了一声：“哥。”
屋子不大，屋内光线昏暗。屋子的一角有一张简易木床，床头边是一张三斗桌。泥墙上一方小小的墙洞用三根树棍隔了，蒙上塑料薄膜，算是窗户。光线就从那个墙洞里透进来。
一个年纪二十五六的年轻人头发老长，戴一顶旧军帽，穿一身蓝色红卫服，坐在桌子旁默默地抽烟。他个子不高，抬起头来，脸上灰蒙蒙的，额头上有明显的抬头纹。
他明显认识张勇。
周红介绍我：“哥，这是我们老乡。”
他的哥哥木讷地挪一挪身子，招呼我坐。在烟盒里给我摸了一支香烟。
他给我们把烟点燃，自己抽一口烟，若有所思。
“我家在褒河那里，离褒河很近。”他自己介绍自己， “我本来在家种地，在家种地也好好的。” 他把烟徐徐地吐出。看起来，他很少和人交流，他希望倾诉。“可是，他们说只要到这里来就算知青，就可以解决城镇户口。我想，也行吧，先解决了，再想办法转回去。”
我心想：这谈何容易！
他果然又吐一口浓烟，说： “你肯定想，把户口再转回老家谈何容易。是的，我也想了，这简直是做梦。”
他又深深地吸一口烟：“走一步是一步吧。”
他的脸暗沉沉的，一副毫无希望的表情。
“我这就算是工作了，我这就是上班。”
我说：“你们就那几头奶牛吗？我怎么看不到别的奶牛？”
“四头，这个奶牛场就四头奶牛。一个场长，下边就我一个职工。这就是一个单位。你想想，这是牧区呀，家家户户又有牛又有羊，家家户户都产牛奶、羊奶，县城里的汉人屈指可数，就算他们天天喝奶，这几头牛也够了。我其实是没有什么事可做。”
他一副毫无希望的表情看我： “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回不去了。”
张勇说：“那你咋办？”
“你们当几年兵就回去了，我呢，在这里熬吧。” 他咽一口唾沫。
从他那里出来，我的心情有一点沉重，作为一个曾经的知青，我们当年离开家时，不管怎么说还是生机勃勃。而这个周红的哥哥，有一点颓唐了。
我们和周红在巷子口分手，他回县城去，我们朝南顺大路返回团部。
七
几天后，我离开团部返回哨卡。我乘坐的是一辆援助巴基斯坦的大卡车，司机是一个甘肃籍的退役老兵。他在边防团招待所过夜，我去找他，求他把我捎到卡拉其古，然后，我在那里等待去明铁盖的便车。
我们的车走得很早，路过第二边防营菜地小屋时，天刚蒙蒙亮，我自然无法和小林他们告别。
隔着河，我又看见了对面的白房子。
司机开着车在驾驶室里和我聊天。
他说：“其实，你们有送菜的车上山啊，你怎么不坐？”
我说：“送菜的车有跟车的人，我们的司务长也在车上，这样我就只能爬大厢。坐你的车，我可以坐驾驶室啊。”
他问我，当兵前干什么，我说：“插队知青。”
司机说，他在这条路上跑了十几年了。他是军区汽车团的，集体转业，被派去支援巴基斯坦。
“兄弟，这条路我跑得太熟了。所有援巴的司机以前都是军人，只要是军人在路边挡我们的车搭便车，司机没有不停的。坐我的车，你不要客气啊！” 他的这句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汽车开出去五十多公里，路过一个叫达布达尔的地方。这是雪山峡口处的一片谷地，有牧场，有牧民的村庄。村庄房屋稀少，一律是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地散布在公路边。
司机突然把车停下，说要找水喝。他领我走进路边的一个院子，这院子有一排房子。司机说：这是达布达尔公社“革委会”。
一个汉族干部接待我们。他三十来岁光景，小平头，高个子，强壮结实。他一开口，我听出是南方口音。
司机说：“主任，搞点水喝。今天这位小兄弟也是知青。”
看样子，司机和他很熟。
原来，他是这个公社的“革委会” 副主任，是从上海到帕米尔插队的，算我的前辈了。
他带我们到他的宿舍。半间小屋，陈设简陋。他端出一个煤油炉子，用一个搪瓷缸子给我们烧水喝。
“我是上海人，出来快十年了。”他自我介绍，“是被‘三结合’结合进班子的。”也许是这里的汉族人太少了，和我初次相见，说话就毫无顾忌。
“知青，你是知青？”
我说：“是的。”
“这公社不要说是知青，汉人也就我一个。” 他像看小兄弟那样瞅着我。他把煤油炉子的火调到最大，烧开了半缸子水，说：“兄弟，这里的水烧不开，烧开的水也不过六十度，不是真的开水，你凑合着喝吧。”
我说：“我知道。”
“除了水，实在也没有别的什么，要不，卷莫合烟抽？”
他从腰间扯出一个烟袋，从床沿边扯出半张报纸，撕成小块，熟练地卷了一支莫合烟。
司机说：“抽这个。”摸出一支雪莲牌香烟给他。
他说：“算了，莫合烟带劲。小兄弟，你抽一支。”
我一直关切地瞅着他。他抽着烟看着我笑，从额头到后脑勺抹一把自己的短头发，说： “其实也习惯了，这些塔吉克族人，好处。”
司机说：“塔吉克族人单纯，省心。”
他说：“塔吉克族人是不错。不过，你们来了，我们在一起说说话还是好。没人和我说话，我快要把我们自己的话忘掉了。”
我说：“你会塔吉克话吗？”
“当然……”
正说着，一个塔吉克族牧民走进来，他于是用熟练的民族语言和那人交谈。
他站起来，对我们说： “不好意思，我得过去一下，那边村子里找我有事。”
司机和我便向他告辞。
他说：“真的不好意思。”
他和我握手说： “不好意思，小兄弟。” 他握手的力气挺大。
他送我们上公路，我和司机钻进驾驶室。“再见！” 他大气地摆手。
汽车启动了。我扭过头看，只见他洒脱地转身，和那个牧民朝牧场那边的村落走去。
他在远处和大地融为一体。
八
半年后，我离开高原退役，那又是落雪的季节。
当我路过达布达尔时，我想起那个老知青。汽车路过菜地小屋，我又望河对面那幢白房子。我到底没能去一次白房子，没有亲眼看一看那几名知青的生活。
三天后，我们宿营在阿克苏。
在阿克苏，我们住进了旅馆。在此之前和之后，一路行军，我们都住兵站，住旅馆这是唯一的一次。
阿克苏这天飘着小雪。
我们住在郊区。下午饭后，我们四个知青兵往郊区公路下边的一个小酒馆走去。我们在小酒馆要了酒菜，慢慢喝。屋外的雪突然下大了，风呼呼地吹。几个盘子空了，只剩下一盘油炸花生米和一瓶烧酒。
一阵风带着雪花扑进门来。门掩上，门里站着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她身穿棉猴，半边脸裹在围巾里，扑闪闪的睫毛上挂着一点雪花。她向屋里扫视了一下，围巾拉开，是一张俊气的脸，因为冷，面颊有一点发青。她往柜台边一靠，店伙计立刻给她倒了一大杯白酒。她看也不看，端起杯子，一仰脖吞进肚里。一连三杯酒这样吞下去，我们大吃一惊。这时，她才正色把店里面打量了一下，端一杯酒，慢慢地品。末了又一口喝干，裹上围巾，推开门闯进风雪。
“她是谁？”和我一起的建军问店伙计。
“上海知青。”店伙计说。
“喝酒好厉害。”
“他们都是那样。”
又碰见了！这些知青啊！我们跟出去，看见雪花在她的身后卷起，她的背影在荒野里消失。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