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着谈自己的第二句话：然而，我们是人，所以无法说出上帝之语。
我们可能回忆起我们权威的第一句话：“啊，主啊！看呢，我不能讲话。”在23年的布道之后，他仍旧允许这些话语存在——确实不是作为他成长的证明，而是作为他所讲过的一切的一种估计：我事实上不能说出它。耶米利是一个被上帝本人召唤和尊奉的人。
我们将不会停下来问是否有可能把教会的任命本身看成是上帝的召唤。路德把这两种东西同一个足够清晰的论证等同起来。但是，即便我们假定由于我们的这种任命，我们也获得了精神上的素养，即我们由此被神来召唤、来捐助的话，我们仍旧是人，作为人的存在，不能讲出上帝之语。然而我们在社会中的同伴保持着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观点，他们能够推动我们去说出那种话语——正如我们充分了解的那样，不惜任何代价必须被听到的、而他们自己又说不出来的、但他们非常想让我们说出来的、而我们自己也愿意这样做的，可我们说得并不见得比他们更好的话语。他们委派我们做牧师，完成大学指派给我们的同样的任务。
然而，我们也同他一样是人。我们不能说出上帝之语。说出上帝之语严格地说意味着在启示和信仰的领域说话。说出上帝之语意味着以上帝话语说话，而这种话语只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是上帝成为人的话语。我们可能说出这些话语，但这并不是在说出上帝之语，用这些话语作为对真理的一种表达。我们的实质性任务是强调上帝成为人，但要用类似于上帝之语来这样说，就像上帝自己在说一样。这将是对受惊吓的良心所带给我们的问题的回答。这将是对人们关于人性救赎问题的回答。这正是应当在我们的教堂里和我们的讲演厅里用喇叭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从我们的教堂和讲演厅传到了街上，那里我们时代的人们正在等待我们，而不是经文抄写者教诲他们。我们占据自己的布道坛和职业交椅的理由是对他们强调了这一点。一旦我们不这样说，无论我们看似多么有道理，我们都是在欺骗他们。具有真正超越性的惟一答案，因而也能解决内在之谜的答案是上帝之语——注意，上帝之语。真正的答案几乎并不在于对问题的否定，或者仅仅是突出和强调它，抑或是无所畏惧地断言问题本身就是答案。这样的断言或许真正远离了争论，但我们要提到的是，它使用了一种使现在更为有限、更为模糊的方式。问题必定是答案本身，必定是诺言的实现，是饥饿的满足，是盲人重见光明，聋哑人恢复听力。这就是我们应当给出的答案，而这刚好也是我们无法给出的答案。
在寻找这一答案的方向上，我看到我们可能走的三条路，以一种洞察力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到达这三条路的终点。这三条路是教条主义之路、自我批评之路和辩证法之路。我们可能注意到，它们彼此是无法分开的，只在理论上可以区分开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宗教导师曾经从它们中仅仅选择一条路来生存，例如我们将看到路德行走在这三条路上。
第一条路是教条主义之路。一个人或多或少地直接从《圣经》和教义中学会选择这条路，走这条路的人会遇到熟悉的基督教学的、耶稣救世学的和末世论的观点，这些观点出自上帝成为人的命题。在这种程度上他的需要被满足，他的问题得到回答。路德在布道中强调说，我赞成我们走这条路胜于往回走或者依赖于历史，甚至是《圣经》的历史；胜于以一种纯粹的思考和崇拜形式获得满足，胜于忘记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胜于忘记我们作为牧师的职责是说出上帝之语。
正统派理论无疑有许多可以流传下去的东西，但它无论如何都对什么是过剩的，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它在这方面超过了许多反对派。这一的确并非构成人们纯粹习惯和精神惯性的方面是正统派理论为什么仍旧受崇拜、在教会政策甚至国家政治中如此有影响力的主要理由。在这方面它是相当出色的。
我们可能注意到，有这样一些时候，最虔诚的异教徒也欲望偏离自己心理习惯而进入一种肯定的状态，一种几乎是与自己意志相抵触的状态，那时他并不想去谈论宗教，而是谈论上帝；而在这些场合，他只能使用教条主义的表达。
当牧师被给予最终的见识——牧师的主题不是成为上帝的人，而是成为人的上帝时——甚至当这种见识只是偶尔在他脑海里闪现时，他获得了一种客观性的体验。他不再把客观性看成用于分析《圣经》和教义的纯粹的心理工具。他发现从前自己鄙视和仇视为“超自然性的”一个词缓慢而确定地成为合理的和有目的的。他理解这个词，因而从里面，从背面讲到它。他认为被写的东西必须被写出。他在那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得到确信和运动的自由，这一世界如此之遥远和生疏，以至于他不允许自己梦想在那里永远会有在家里的感觉。最终他或许能够在使徒事业中，以这种事业的坚忍不拔找到比任何被置于这一位置上的短命的现代主义更多的真理、更进一步的深刻、甚至是更多的理智。
但是，显然即便是一个人最强有力、最生动地被想象为超自然主义时，他也不能说出上帝之语。他只能承认自己想去这样做。正统派学说的弱点不是《圣经》和教义中的超自然的成分，这是它的强项。更准确的事实是，正统派学说，连同我们所有人一道——只要我们自己的方式是教条主义的，有一条对于这种成分——例如甚至是作为成分本身的上帝一类的“词语”的客观描述之路。我们有自己的神话，并且实际上接受了它们：一种正在起作用的信仰！我们所有人都在路德那里相遇——例如在他关于三位一体理论的教义中——在那里我们只剩下束手就擒，放弃思考，摘下帽子，点头称是了。尽管我们感到，由此并不构成杀戮妓女的理由，在惊恐中我们也记起是我们，而不是路德在公共领域，甚至更为通常地在私人领域如何经常这样做。为什么正统派学说不这样做？因为这种人们关于上帝问题的答案被简单地废除了。人不再是一个问题，代之这个问题的是，他成为一个答案。但是，只要他仍旧是一个人，他就不能摆脱问题。他作为一个人本身就是问题。任何答案都必须肯定他的本性，这本身就构成一个问题。在一个人按照他所相信的上帝的要求并没有说出上帝之语之前，就要把握“上帝”这个词或任何别的东西。事实是，一个人无法相信只在他之前被奉行的东西。他无法相信不在他之内，和在他之前的任何东西。他不能相信对他没有自我揭示的东西——它尚未构成穿透他的力量。上帝本身并不是上帝。他可能是某种别的什么东西。只有自我揭示的上帝才是上帝。成为人的上帝才是上帝。但是教条主义者并不这样说出这种上帝之语。
第二条路是自我批评之路。这里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种非常清楚的，清楚得令人不安的关于上帝成为人的说明。在这条路上，任何欲望与上帝发生关系的人都被命令作为人来死亡，放弃自己全部的独特性，他的自我、自我的身份，被命令为安静地、不确定地、直截了当地达到这样的结局——最后变得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在天使走近自己时那样的善解人意：注视着主的女仆——请按照你的语言命令我吧！上帝并非这样或那样：他不是对象，不是某种东西，不是对立物，不是次要的。他是一个纯粹的存在——没有任何性质，充斥于所有物中——只能受到人的特定的个体性所妨碍的所有物中。让人的个体性最终被解放出来，灵魂将确信上帝。
这是一条神秘主义之路，一条必须被慎重考虑之路！谁能在中世纪的最神圣精神激励路德前往的路上有片刻的回头呢？我们必须慎重考虑这种神秘的意识——上帝从不在人的成长方面帮助人，而只是在人跌落时才提供基本的帮助。这种神秘主义者意识到，人的确欲望一个本身不是自己的神。我把这条路称为自我批评之路——尽管它也可以被理解成理想主义之路——因为通过这条路一个人把自己置于判断之下，并且否定了自身，因为它如此清楚地表明，必须被克服的东西是作为人的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或那一时期都被发现在这条路上，我们将不能完全地放弃这条路。即便是路德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们有必要总是告诫一个人——由于自己的文化和对文化的向往而膨胀起来的人，在自己的道德和宗教素养方面像泰坦一样达到天堂的人说他必须等待，必须一步一步地变小，他必须学会变小，最后变为无，他必须死。在这样的人之灾难的观点中存在着某种最终的真理。无论人们从整体上对神秘主义提出什么样的异议，人们都可能不会忽视这种没有伤害的学说。
在教条主义最弱的地方神秘主义最强。这里发生了某种事；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由于信仰的命令保持站姿，我们在这里受到严重的攻击；上帝在这里成为如此有能量的人，以致人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人的东西留了下来。但是，这甚至还要比异教徒对理性和人的意志的崇拜要好些，好得多。
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说出上帝之语。这种神秘论，就我们都是神秘论者来说，一直没有肯定地断言，什么东西毁灭和进入人体，人将陷落的深渊是什么，他将让自己屈服的黑暗是什么，他站在“否定”之前，这种否定就是上帝；然而这却是我们无法证明的。我们断定自己能够肯定的惟一部分，我们能够证明的惟一部分是，人是否定性的，被否定了的。但是，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绝不能比他出自的那种否定性更具有否定性。因而，除了以某种方式把问题的标记夸大到惊人的程度，竖立到超越出生活的边界之外，这种自我批评之路能够做什么呢？一个令人不安的概念！
的确，人们理解到这一点总是好的——他们转向我们求助的问题比起在生活的任意困惑中，他们已经想象到的问题要激进得多。人们看到这一点确实也总是好的，即在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巨大距离内人们无法控制的光芒之下，看到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对文化的想法，并且在他们需要请求上帝时，清楚地看出自己实际上在要求什么。但是，让我们记住我们所涉及的自我否定（即便甚至是自杀！）并不像现实性一样如此巨大和意义深远，因为所有其他人否定的自我否定只能指出，这种自我否定立即渗透于上帝的肯定性之中。人的批评越锐利，人的问题作为问题被强调也越锐利。但这仅仅是表明——尽管它是正确的表明——如果人被否定了，上帝之语如何可能被说出。然而，这并非是说出上帝之语。完全不是。甚至路德和克尔凯郭尔对基督教的攻击也完全不是说出上帝之语。十字架被竖立起来了，但是复活还没有被宣讲；因此它实际上还不能是基督的十字架。它是某个他者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并不需要由我们竖立起来！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上帝还没有成为人。人以一种报复成为人，但在这一方面没有得到拯救。主体性把自身提升到步入天堂的更高位置，像一个荣耀的，但又是破碎的圆柱。只有当上帝本人成为人，以自身的饱满进入我们的空虚，以他的是进入我们的否时，上帝之语才有可能被说出（因为正统派学说只了解过多的客观性）。但是神秘论和我们都无法说出这样的上帝之语。
第三条道路是辩证法之路。它是保罗和改革派之路，从本质上说，它也是目前的最佳道路。教条主义和自我批评的伟大真理是以它作为前提的，但它也是它们的碎片，它们纯粹关联的本性。这条路从开始时便严肃积极地一方面承担起发展上帝观点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承担起对人和所有人类事物的批评；但是它们现在并不被看成是独立的，而是既不断地关系到它们共同的前提，也一直关系到真切的真理，这些真理的确不可能被命名，但是它们存在于自身以及所给出的意义和解释之间。这里有一种对事实的不可动摇的见地，真切的真理——任何真正的关于上帝的表达的确定内容是上帝（但是为真正的上帝！）成为人（但是为真正的人！）。
然而，这种必然性目前将如何使真理的两面依赖于这一被建立起来的活生生的中心呢？真正的辩证论者懂得，这一中心不能被理解或注视，即便他能够帮助，他也不会帮助，他允许自己被引导着给出关于中心的直接信息。人们了解到的全部这样的信息，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不是真正的信息，而总是或是教条的，或是自我批评的。人们只能走在这块狭窄的岩石边上：如果他试图稳稳地站立着，他将或者倒向右面，或者倒向左面，但他必须要倒下。人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是不停地走——这对于那些无法摆脱眩晕的人们来说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从一面看到另一面：从肯定一面看到否定一面，从否定一面看到肯定一面。
我们的任务是解释“是”与“否”，在或是有一个固定的“是”，或是有一个固定的“否”的情况下，刻不容缓地以“是”来解释“否”；谈论上帝创造中的光荣，例如直接强调上帝在创造中完全不为我们所知的方面（如《罗马书》第八章）；谈论死亡和今生今世的短暂性仅仅是为了记住弥留时满足我们整个来生的庄严；谈论在上帝的意象中，人的创造仅仅是只此一次地给予警告说，正像我们所认识的人一样，人是堕落的人，我们知道，人的悲哀要胜于他的光荣；另一方面，谈论罪恶只是为了指出，如果罪恶不必让我们宽恕的话，我们便不会知道它。按照路德的看法，人对上帝的证明理由只能被解释为行为正当的犯罪。然而，当一个人意识到，他是一个不敬神的人，而且没有更多内涵时，他猛然间会认清这一事实，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有罪的人。当一个人真正意识到所有人类工作的不完美时，他能对这种意识作出的惟一可能的反应是热切地去工作——但当我们完成了自己所有的职责所要求完成的工作时，我们将不得不说自己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仆人。目前的生活价值仅仅在于与永恒未来的关联中，与日后希望的关联之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主的未来并不在今天的大门口时，我们便是纯粹的空想家。一个基督教徒是万物的主人，不屈就于任何人——一个基督教徒是万物的奴隶，屈就于所有人。我不必再说下去了。有耳聆听的他将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是答案本身，因为答案本身就是问题。一旦我们已经听清了它，我们便会在答案中获得快乐，为的是与此同时提出我们新的、更有智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能不断地提出问题，我们便不应当有答案。
如果他是一个“平面”，一个旁观者的确将被困惑纠缠，对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理解。现在他将为答案的超自然主义和无神论而哭泣；现在他将从答案中看到古老的马西昂和今天虔诚派的弗兰克，准确地说他与从坟墓中升腾出来的马西昂并不相同；现在他将把答案称为谢林的身份哲学；现在他将为这个世界的否定而颤抖，这一世界剥夺了他的视觉和听觉；现在他将变得恼火起来，因为这个答案对世界的肯定难以置信地与他自己的想法不同；现在他将反对肯定的态度，反对否定的态度，反对两者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一个是“空间”的辩证法论者将如何满足他的批评家呢？事实上，他不必说，“我的朋友，你必须理解如果你问关于上帝的问题，如果我的确想告诉你关于他的事情，辩证法便是你期望从我这得到的一切。我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事情，让你看到无论是我的肯定还是我的否定，都不能自以为是上帝的真理”。在每一个“是”与“否”之间有一个立于中间地带的真理，无论“是”也好，“否”也罢，都没有比证实这一真理的存在包含更多的内容。因此，我从不在没有否定的情况下肯定，从不在没有肯定的情况下否定，因为肯定和否定都不能是最终的。如果我对你寻求的最终答案的证实不能让你满意，我表示抱歉。我对它的证实或许还不够清楚——我没有以“否”来限定“是”，以“是”来限定“否”，我没有足以尖刻到抛开所有误解——足以尖刻到让你看到，除了“是”与“否”，“否”与“是”所依赖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被保留下来。然而情况或许也是这样：你对我答案的拒绝出于你没有真正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出于你没有问及上帝——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能彼此理解了。所以辩证论者可能作出回答，而且他显然也是正确的。
但是，或许他是不正确的，因为甚至辩证法的方法都有内在的缺陷。当辩证论者试图相信他依赖于自己的提问者去问真正的关于上帝的问题时，这一弱点便显露出来。如果他真的说出上帝之语，如果他给出同时也是问题的答案，他便不会让自己的提问者摇头，或者认为自己尚未问到点子上。他自己更可能对这一事实摇头——显然他自己尚未找到正确的答案，这一答案也将是其他人的问题。他的表达基于一种可能性的预想，基于对在那个中心存在的活生生的原初真理的预想。然而，他的表达本身并没提出这样的预想。它不能，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预想。它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否定，而这两者的确都涉及这种原初的预想，但都以它是自己所是的那种断言形式。肯定的断言发出清晰的声音，否定的断言也是如此，但在最终的分析中，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对所主张的相同事物的进一步断言都是极度模糊的。
人类的表达如何才能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令人注目的含义呢？它如何能够被证明呢？这是在任何辩证法思考中，以特有的生动性提出的问题，因为这里所完成的一切都能够被用来促进其中的意义和得到证明。但在一些场合，当辩证的表达似乎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时——对于一些柏拉图式的提问者，保罗式的提问者，改革派的提问者来说，似乎已经取得成功了——这并不是由于辩证论者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他所作出的断言，因为这些事实上都是成问题的，比他那大多数愤怒的批评家所怀疑的还要成问题。是因为在中心地带的活生生的真理，以及上帝的现实性本身断定和提出了他的断言所依赖的问题，给出他所寻求的答案。同时也是因为这既是正确的问题，又是正确的答案，尽管有他那含糊不清的和清晰的断言。
但是，这种可能性，这种当人们说出上帝之语时，上帝自己出来说话的可能性并不构成这种辩证法之路的一部分；相反它出现于辩证法穷途末路之处。显然一个人是在没有神灵的强迫下去聆听辩证论者的断言的。在这方面，比起教条主义者和自我批评家，辩证论者强不了多少。教条主义者和自我批评家的真正弱点，他们在说出上帝之语方面的真正的无能为力，他们在说出别的什么东西方面总要依赖的那种必然性，在辩证论者那里，甚至好像被提升为一种更高的权力。因为这种非常的原因——他把一切都与活生生的真理本身联系起来，而在他自己的论述中对于这种活生生的真理不可避免地缺乏只是必然成为一种更为痛苦的例证。即便他的论述并不伴随着那种给予所有事物以自身真理性和意义的东西，即便上帝本身不会通过他来说出一句真正的话语——上帝自己的话语，那么也由于这种事实，辩证论者本身也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只能作出让步说自己无法说出上帝之语。上帝可以为自己说话，但这与其他人——教条主义者，自我批评论者，或许甚至是更为质朴的先知们所说的话无关。人们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辩证神学家应当具有特殊的能力把人们引入只能由内开启的大门。如果人们想象辩证神学具有一种特别许可证——至少在为上帝的行动路线做准备方面，那么就让他记住，辩证神学和它的自相矛盾对于这一目的所能作的并不超出一个简单明了的词：信仰和人性。在与上帝王国的联系中，任何教学法都可能是好的，也都可能是糟糕的；一个板凳可能高到足以用暴力抵达天国，而一架最长的梯子或许短得无法做到这一点。
人们能够理解的所有这一切，人们所能进行的对所有这些可能路线的探讨（我只讲了那些值得认真思考的路线），总之使一个人能够成为牧师的东西——所有牧师都已含糊或清楚地理解或者探究过的东西——难道没有被淹没在困惑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