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目前为止，我讨论的是人际关系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一个人参与他人的讨论，因为考虑到自己所作判断对这些人的潜在影响，他会说出或者不说这个判断。为使我的解释达于完整，我必须接着讨论不那么普遍但也很有趣的非人际的例子。

我考虑的是一个人在日记中吐露的判断，他很小心不让别人看到。不管主人多么小心，日记经常都会向传记作家泄露主人的秘密，但即使这些日记也没有显示出绝对的自我例外判断的迹象。对此我必须解释，因为这看上去与我先前说的不合。日记的主人在作判断时，相信这是别人不知道的；因此也不会邀请别人参与判断，好像这个邀请只是现在的我对以后的我发出的。于是他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无须在意任何社会压力的情形中，否则这压力会使他隐瞒自己的判断，包括绝对的自我例外的判断。即使这样，他仍然避免作后一种判断。为什么呢？

答案仍然很简单：绝对的自我例外判断是无意义的，这一点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人们失去了作类似判断的动因，无论在日记中，还是在别处。为了证实这个答案，首先我将考虑不是绝对的自我例外的那些判断，注意到使它们被包括在日记中的动机；其次我将说明这样的动机不会为绝对的自我例外的判断而生发。

举一个不是绝对的自我例外判断的例子：一个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是完全敌意的。在同别人的谈话中，他不敢作出这种敌意的判断；但是在他小心保管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许多类似的判断和许多说明理由。他会有什么样的动机呢？

极有可能，他盼望将来有一天向别人发表他的判断。也许他将秘密地行动或逃往另一个国家。于是他会在某种他的判断有机会发生作用的场合中重述他的判断。而同时，他的日记也具有一种彩排的性质——为他以后面对观众时所要扮演的角色进行彩排。

这个人的确有在日记中保留类似判断的动机。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那种有着绝对自我例外的态度的人时，情形便截然不同。他没有这样的动机，如果有，并不嫌麻烦地在日记中写下符合其态度的判断，他会意识到这场彩排终究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前面已然见出，无论何时何地，没有哪个观众能忍受他所扮演的绝对自我例外的角色。

关于那个敌视统治者的日记主人，我要再说几句。他的判断也许来自一个更深或更强烈的动机。他也许有意要在脑海中坚定他的敌对态度和那些支持理由，这样，他就不会被新闻报道说服而放弃自己的意图，就不会因听从一时的鲁莽冲动或放纵自己的懈怠而最终半途而废。因此，他的秘密判断相当于问题的解决。他在作判断时，不仅想到了他可能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后果方面或其他方面），也想到了他所理解的自己人格的完整性。

该怎么说那个动机呢？它能使一个人固执于各种任意妄为的自我例外态度吗？我怀疑，这并非不可能。一个人可能与献身社会公益的那种人完全相对，他也许总不愿考虑他人的需要。可以找到这样的人，但不一定是在监狱中。即便他也不可能，即使是在日记中，作出绝对的自我例外的判断。他可能——避免使用“正当”和“不当”的字眼——这样写道：“我必须反对那些试图阻挠我的人；我必须继续从他们那儿渔利而不让他们从我这儿渔利。”如果让他说：“不管环境如何，任何事情在我做来都是正当的，在别人做来则都是不当的。”他也许不舒服。因为在坚定其绝对的自我例外态度的过程中，他将一直与自幼年时就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作斗争。他发现这很不容易，尤其是当他依靠“正当”和“不当”这样的字眼时，事情就更困难了。这些字眼使他想起了别人在人际例子中使用它们时的不同目的，这些目的使他像别人看他那样来看他自己。他可不愿这样。另外，他的利他意图在同他的自我中心态度的交锋中也会败北。这后一种态度才是他自己努力要发扬光大的。

在我所说的两种分别关于彩排和解决的动机中，前者——为绝对的自我例外的判断——完全退出，后者也强烈打算退出。这很能说明下述事实，即：一个人会让他的判断——即使是在日记中，即使他的态度是自我例外的——符合西季威克的规则。动机的缺乏过滤掉了那些与原则对立的判断（而不是态度），只留下原则本身岿然不动。

关于这个比较，我本应适当地再说几句，以证实可以用类似方式处理其他的动机，如果还有其他动机存在的话。然而，我所说的已足以揭示，个人日记的“私密性”也不能使他置身于社会之外。如果他没有面对真正的读者发表他的判断，无论如何，他也面对想象中的读者写下了这些判断，而这些想象中的读者会持续地影响他所写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