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历史哲学方面，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的酝酿与发展是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密切相关的。结构主义方法试图把社会分析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结合在一起，使双方相互平衡，它论述人类个体、动机和行为怎样与文化、结构和社会变革相互作用。为了这样做，本质上应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但是，结构存在于个体行为之前并是后者的条件。行为的一般性，对结构的产生、再生产和逐渐变化来说，也是必须的；这必然导致新结构的产生。因此，新英格兰大学的经济史高级讲师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hristopher Lloyd）指出，“历史和变迁的维度对结构主义方法来说是本质的”[1]。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自身就包含着解构的方面，绝对主义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内在必然性。

然而，在后结构主义盛行之前，历史学家很少对结构主义感兴趣。20世纪70年代后，历史哲学发生了转向，历史哲学的中心概念不再是因果和解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充足理由”往往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群体所支持的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信念而已。寻求解释的唯一合理性标准的企图，在理论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它堵塞了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这种企图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因为这是一条通往压制与奴役的道路。由此，人们不仅怀疑黑格尔所代表的元叙述，而且开始怀疑严格的合乎理性的历史命题分析是否合理，这就出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瑟·丹托所说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退与没落”的状况。[2]

当代后现代主义的宗师大都是法国思想家，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但他们的谱系却多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儿。例如，福柯围绕着疯狂、监禁、性欲和医疗写出一系列准历史著作，目的就是要说明现代人的自我主体是各种体制的纪律和话语制造出来的，真理只是权力意志的话语。德里达则认为，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思想家，都落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二分法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无法跳出善与恶、真与假、存在与虚无、言谈与写作的对峙模式，以至人们在进行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时却声称在寻求真实的东西。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实践，影响到历史哲学的发展进程，其中许多人本身就阐述自己后现代的历史哲学观。稍后，后现代主义又传染了美国学术界，以罗蒂为代表的学者加入了这个阵营。不过，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才有少数激进分子开始欣赏后现代主义浪潮所喷涌的浪花。后现代主义者都怀疑西方的启蒙传统，他们接受了尼采关于知识是掩饰权力意志的一种发明的教导。他们的口号是打碎统一性，割断连续性，搅乱固定性，嘲笑客观性，解构一切真理幻想的基础。历史不是按直线形式展开，它要经历无常的断裂、多样性、差异性，在混乱的进程中人们并不能发现其中的真理和意义，因为历史本身并不蕴含真理与意义。历史记录本来就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经验，按照这种资料形成的历史叙述就离客观真实性更远了。真实性永远被语言掩盖或扭曲了。文化就像一个文本，我们没有直达文本之外客观世界的道路，文本自身也是不透明的。

实际上，巴尔特的《历史话语》可以被看作第一次以结构主义的观点对历史话语进行系统分析。结构主义一般认为有一种表现某种事物存在方式的正确语序或结构；然而，后结构主义不再认为有一种表现事物存在方式的正确无误的语序，而是建议人们关注文本的语境；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根本不能指称语言自身之外的事，历史真相和历史知识只是特定社会制度的政治话语构成的功能而已。尽管这是一篇短文，但却预示了后来历史哲学思考的富有成果的研究，并体现了年鉴学派史学方法的日益成熟。另外，也体现了法国对叙述所进行的结构分析超出了英语世界的视野。巴尔特声称，“历史学的符号不再是真实的，而是可以理解的”。L.高斯曼（Lionel Gossman）在为《历史写作》一书所写的论文中，小心翼翼地阐述了巴尔特的论点。但巴恩（Stephen Bann）在承认巴尔特论点的力量的同时，也为历史学自身的独特性而辩护。显然，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的解释与叙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修辞特点，仍是历史哲学讨论但却难以下最终结论的问题。但是，在西方世界一直很强劲的相对主义方法，使人们对近现代科学方法和历史领域中的元叙述的信心越来越动摇了。具体说，巴尔特、福柯和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在欧洲大陆的工作，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和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等人在英美的活动，使后现代思潮所推动的激进相对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也进入了历史哲学的视野。

一般说来，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潮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法国表现得要比在英美强劲些，原因不外乎英美历史上就是经验主义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以来又成为分析哲学的地盘，人们对激进相对主义有较强的免疫力。相比之下，英国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接受后现代主义比美国同行在时间上更晚，态度上也更勉强。比如，直到1991年5月，牛津大学所办的历史研究杂志《过去与现在》才发表了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一篇约400字的笔记，批评历史理论界向后现代主义献媚的现象。英国对后现代主义反应的滞后，原因也许在于，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向来积极从整个欧洲吸收精神营养，而英国作为岛国，民风向来矜持保守，同时老牌帝国的辉煌历史也使英伦学术界养成了不可名状的虚荣心，对外来传统从来都是漠不关心或谨慎应付。然而，正像英国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P.乔伊斯所说的，“……漠不关心不是中性的。漠不关心具有政治意义……”[3]，对后现代的态度不仅是认识论的，而且也渗透着伦理学的眼光和政治纲领。英国学者对后现代的冷淡的政治蕴含，除了大英帝国的正统历史很难解构之外，按乔伊斯的看法，与英国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有一定关系。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客观性成为历史学家的基本信念，要动摇这个信念需要更多时间的冲击。

后现代主义是反启蒙理性的，因而在启蒙理性影响越大的地方，也就存在愈加有利于后现代意识萌发的语境。然而，在关于启蒙运动在当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的最近论述中，罗伯特·沃克勒（Robert Wokler）注意到，用英语讲“启蒙”时有些荒谬，似乎在概念上它总是矛盾的。他提到，《牛津英语词典》把启蒙运动定义为：“对权威和传统不够尊重的表面的理智主义。”相应的，哲学家是“错误地哲学化了的人”。结果，与在法国和德国不一样，在英国启蒙并未当作有关理性和社会秩序争论的基础。因为启蒙在英国（英语）相对不显眼，所以后现代主义对英国的冲击比起对欧洲大陆来说也轻得多。[4]戈登（Gordon）则观察到，英国文化中对历史与哲学的边疆相对认识不足，因而英国哲学家对历史哲学也相对不感兴趣，思想史与哲学家之间的联系也很弱。所以，历史中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在英国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的“哲学转向”。由于英国历史与哲学的长期离婚分居，后现代性在英国不被人注意就是不难理解的了。[5]

任何一种思潮，都可能挟“新转向”的威力而迅速传播；后现代主义也一时冲击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层面，改变了人们的话语习惯。表现在历史话语中，就是历史话语自身特性，特别是其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致命消解，不仅客观解释的基础烟消云散，甚至宏大的诗性叙述也土崩瓦解了。许多后现代历史哲学家认为，我们处在后现代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无法逃避这种现实，因此我们只能按后现代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精神状态。譬如，奇切斯特研究所高级讲师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就认为，面对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我认为就此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赞成或反对的意识形态或见解，准确地说，后现代性是我们的条件：它是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命运”[6]。我们在此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者也在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思考，不仅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来寻求抵御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自己也许未曾意识到这点，而且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忌讳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难怪有些后现代主义者为自己的思想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或按照流行的公式称自己为后马克思主义。乔伊斯则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批判当代社会的左派力量，从而与来自右派的新自由—保守主义的社会批判相平行。一时间，学术界大有争“后”恐先之势，唯恐自己少了“后”（post）之标签而落伍。

然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有极端主观主义的色彩，因为后现代主义在清除了对真理的迷恋时，并没有把自身的原则当作新的真理。但是，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当代社会正以后福特主义的柔性生产方式与福特主义的刚性生产方式相对立，也以后资本主义时期与消解差别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社会形态上以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政治上有后殖民主义，思想界有后启蒙、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权主义、新实用主义以及后社会主义思潮，等等。后现代性就是上述所有因素的综合表现。但是，在文化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纯自然现象，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知识分子话语实践的产物。在历史学中，后现代意识产生于这样一种认识逐渐积累的结果：从来没有，将来也没有作为某种本质的表达的“过去”；所谓过去是因自身缘故被认识，无非是资产阶级将其自己的利益表达为属于历史本身的一种神秘方式。结果，人们意识到全部现代史似乎只是自我修饰的有疑问的利益表达或意识形态，历史化的过去并无一个“过去”本身与之相对应，历史观点全凭表述者看问题的角度而定。因此，基思·詹金斯说：“事实上，历史现在看起来只是关于无基础和情境化表达世界的无基础的、情境化的表达而已。”[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