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叙述主义的某种复兴，再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以对历史命题和历史认识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为特征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风光了，“科学性”的话语权力逐渐消失，科学分析本身也变成了众多话语中的一种，不再享有压倒其他话语的优势地位。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深教授丹托（Arthur C.Danto）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分析的历史哲学渐渐衰落了。[34]我基本同意这个估计，因为相对于20世纪40～50年代关于历史覆盖规律解释的热烈讨论，目前的确有某种“后分析哲学”的味道。但是，我所指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范围要比丹托所指的更广，因此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落的理解也更深入。
丹托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所指范围的理解，与学术界大部分人的理解相比，似乎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人们多认为，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就是不再讨论思辨的历史问题，而是探索史学家编史实践和思想所具有的逻辑结构和认识论前提。例如，英国学者加德纳在为他编的论文集《历史哲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与他们思辨的前辈不同，大多数现时代的历史哲学研究者，把第二位的探究形式当成目标，不是试图阐明和估价人类的过去本身，而宁愿寻求阐明和估价史学家有特点地描述或理解那种过去的方式。”[35]在这种意义上，波普尔（Karl R.Popper）、伯林（lsaiah Berlin）、沃尔什（W.H.Walsh）、德雷（William Dray）、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加德纳及丹托本人，都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家的范畴。然而，按照丹托的说法，分析的历史哲学是从1942年美国哲学家亨普尔在《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39卷）发表其著名论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开始的。[36]这就是说，只有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用覆盖律模式解释历史的哲学家，才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实际上，亨普尔模式只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种模式，并非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全部。因此，丹托所论证的，只是实证主义的覆盖律模式或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衰落了，并不能证明全部分析的历史哲学衰落了。亨普尔认为，历史解释在形式上等同于自然科学解释，基于这个原则对历史认识进行分析的哲学理论当然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但是，还有比这种理论类型历史更长久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即起源于柯林伍德和狄尔泰（尽管这二人都不属于当代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家）的分析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历史认识与历史理解在形式和性质上都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
把自然科学视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类科学的理想典范，是18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的观点；这就是说，如果人类科学能够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话，它们在方法和表达形式上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和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许多分析的历史哲学家是这种观点的现代传人，如波普尔、曼德尔鲍姆、纳格尔（Ernest Nagel）等人。无论如何，亨普尔模式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他形式不是与之对立，就是作为变种的补充而已。在20世纪40～50年代，西方历史哲学家们围绕着亨普尔的中心主题——覆盖律和历史解释——开展了热烈讨论，分析的历史哲学也达到了其鼎盛期。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潮流的改变，分析的历史哲学中实证主义的模式开始衰退，科学的历史因果解释不再是历史学的典范。在这里，我们准备分析一下这种分析的历史哲学式微的原因。
（一）理论与史学实践的脱节
亨普尔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科学解释都具有共同的形式。然而，一个科学解释必须是这样的解释，即所解释的东西可以逻辑地从此解释演绎出来；对这个原理的任何削弱都会使其丧失科学性。但在争论过程中，即使拥护亨普尔模式的人，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原模式的严密性。可是，亨普尔本人似乎认为，讨论的结果并没有导致他有必要对自己的历史理论进行大的修改。因此，当他于1964年出版自己的论文集《科学解释面面观》时，甚至没有为自己的论文进行辩护，似乎他的历史解释理论已经是无懈可击的了。
实际上，按照亨普尔的观点，由于所解释的对象的区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科学解释。一种是对事物普遍性的解释，一般规律不承认任何例外；另一种是对单个事件（如一次山崩，一次政治谋杀，一次战争）的解释。前一种属于理论科学的解释，后者则属于历史科学。第二种解释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其他先于所引发事件的陈述；二是由经验证据所建立起来的普遍规律。这时，纳格尔也以特殊的阐述进行了这种区分。纳格尔指出：“像物理学这样的理论科学，既建立一般的陈述，也建立单一的陈述，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物理学家将运用以前建立起来的两种类型的陈述。而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目的是就有关所发生的事情和特殊行为的内在联系的有根据的单一陈述做出断定；尽管这个工作只有通过假定和运用普遍规律才能获得，但历史学家并不把建立这种规律视为他们任务的一部分。因此，历史学和理论科学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医学诊断和生理学，或地质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差别。例如，地质学家寻求查明地质形成的分层序列，这样做时，他可以把各种物理学规律运用到他所遇到的物质上；建立机械或放射性衰变规律并不是地质学的任务，作为地质学家，他可以运用这些规律。”[37]在形式上，历史解释和地质学解释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此，人类历史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
然而，在分析的历史哲学较严格的模式和历史写作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因为按照严格分析的观点，除非历史解释能满足亨普尔理论的要求，否则它们就无法得到检验，从而被认为是纯粹主观的东西。众所周知，历史写作的实践与亨普尔的模式相去甚远，这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家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为了减轻二者之间的张力或矛盾，哲学家们做了许多工作。丹托的《分析的历史哲学》（1965）一书试图证明，在亨普尔构建的解释和叙述之间有某种均等性。他的本来目的是以此来维护所谓的“覆盖律模式”，抵抗极力想取代它的叙述性模式；但是，丹托的工作已经弱化了亨普尔模式的严密性。雷克斯·马丁（Rex Martin）1977年出版他的《历史解释》，对亨普尔的模式进行了公正而又明智的论述。他试图“把人性科学和历史主义，更具体地说，‘覆盖律’和理解（verstehen）的见解，放在中间立场上统一起来”，其目的“是要发现每一方有什么价值，通过它们的积极因素，形成处于它们之间的中值见解”。马丁认为，“历史哲学，为了获得关于现在的建设性哲学，最好应通过调解其自身过去的不和谐而展开”[38]。丹托和马丁均在分析哲学的传统内，调解或减弱历史实践和覆盖律模式之间的张力，但结果却引出了分析模式的式微。
或许亨普尔模式能够在两个基础上得到辩护：一是亨普尔的解释只是逻辑地适用于它们所解释的内容；二是它们只是借助于可制造的证据才能得到证实。然而，纯形式的逻辑分析对历史学家没有多少用处，同时社会历史现象基本不能像实验室里那样重复证据。因而全部分析的历史哲学，就像证实性原则（Verifiability Principle）一样，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领域之内，没有强劲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分析的历史哲学似乎是要取消历史学的独特性。这样一种推进死亡的理论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历史学理论上的需要。历史是人类自己最重要的经验表达，但在分析哲学的气氛下很难为思考历史留下空间。鉴于此，美国学者多纳甘（Alan Donagan）认为，应当“考虑历史学家实际认为的那些解释。那些接受亨普尔理论的人，尽管没忘记历史解释，但他们很少注意历史学家为自己提出的主张”[39]。如果社会科学中的规律只断定倾向性，那么它们的作用就不具有确定性；由此，冲突中的集团或政党都能声称预见到某种倾向，而不影响他们事后解释的“真诚”。部分为了避免这种困难，加德纳（Patrick Gardiner）曾提出进一步的改进方法，以挽救亨普尔模式。加德纳指出：“历史学家，就像将军和政治家，倾向于估价而不是推断。……实际上，（例如）在称呼以历史学家的‘判断’提供的解释时，存在着关键点。”不过，这些估价或判断并不是“在缺少任何‘更好的’估价或判断的情况下得出的，或被接受的：我们毋宁应当坚持，它们的形成表达着历史探索的目标，而不是通往这个目标旅程中的阶段”[40]。然而，在多纳甘看来，加德纳在双重意义上无法使自己的观点成立：“如果他否认历史解释的梗概只表明通往更好的解释的道路，那么他必须放弃亨普尔的证实方法，这种方法是要发现它所指向的方向上更好的结论。如果他知道任何其他证实方法，加德纳则没有允诺这点；他唯一提到的是，实践成功的证实，这个方法或许能运用于判断将军或政治家的估价中，但明显不能运用到历史学家的估价上。因此，尽管他不承认，如果历史解释只是评估或判断，那么它们就是‘错误意义上的主观的东西’。”[41]
显而易见，亨普尔理论的信奉者事实上已经陷入了二难困境：要么历史解释提出的是虚假的假定，要么它们只是难以用更好的解释取而代之的梗概，或只是堕落成主观评价的东西。为了应付这个难题，纳格尔提出，“尽管时常有怀疑历史中特殊因果归属有效性的合理基础，但是，似乎没有理由把这种怀疑转化为全盘的怀疑论”[42]。可是，一方面，为历史学实践留出的活动余地，必然与规律普遍性和科学推理的严密性相冲突；另一方面，这种灵活策略既不能与真正的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契合，也不能描述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如果按照纳格尔的说法，历史解释不应建立在规律本身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大多数为真实的近似的一般化上，那么人们就会争辩说，它们将因令人烦恼的例外而成为不能驳倒的东西。因此，多纳甘指出，“一种反对意见似乎是决定性的：一种建立在近似的一般化之上的解释，并不适用于它所解释的东西，所以这必定缺乏一种先验条件，这条件或许不允许有它所解释的东西的替代物”[43]。由此可见，纳格尔的一般化解释与具体的历史解释是相去甚远的。
当然，历史学家有时也以亨普尔模式说明历史行为的条件，因而他们也运用普遍的假设来引导他们的探索。但是，普遍的假设“其功能是指导史学家寻找某种东西，而并不保证他们发现它。……并不是历史学家不运用一般化，甚至不是他们在任何解释中也不用它们，而是他们不用它们解释历史行为”[44]。历史是人们对历史行为和经验的说明，这种说明主要在于历史行为出现的独特原因。因此，历史解释与自然科学解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解释，不应用“科学的人道主义”（Scientific Humanism）的概念把历史归类于自然科学的分支。鉴于此，多纳甘满足于这样一些情况：“①历史行为的解释，就我们现存的知识状态而言，是不依赖于普遍规律的；②许多这样的解释是可证实的和已经得到证实的；③它们在普遍规律下的小前提，尽管可能是先验的，但目前纯粹是想象的产物；④社会科学还没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规律，它们所完成的大多数规律无非是历史方法的成果。虽然这些事实并不排斥‘科学的人道主义’，但它们却鼓励我们不固执于它。”[45]显而易见，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与历史研究特别是历史写作相脱节，这既不能从历史实践中获得动力和滋养，也会导致人们的冷漠和反感。正像罗蒂（Richard Rorty）所说的，“‘逻辑分析’概念自身转向慢性自杀”[46]。
（二）新叙述主义的冲击
20世纪的哲学最具特色的特点，是哲学家们为语言现象所吸引。罗素（Bertrand Russell）开创并在逻辑实证主义那儿得到发展的理想语言的分析，逐渐让位于后期维特根斯坦（Luclwig Wittgenstein）、赖尔（Gilbert Ryle）和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等人社会维度中的语言。因此，历史哲学自20世纪50～60年代起也转向对历史文本的研究。
在转变的潮流中，丹托曾就微观叙述写过东西，他把历史哲学的碎裂视为哲学史的碎裂。丹托的目的是强调，“历史解释的问题本身就属于历史，因此它有其自身的历史，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够而且应当接受其自身的检验：如果一个历史解释的理论不能解释其自身的历史，它也就不能在别处获得哲学上的赞同”[47]。就此，丹托提问：尽管有许多人直截了当地反对亨普尔，为什么他未曾改变他关于解释的观点？或许在亨普尔看来，反对派们的理解（Verstehen）是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与他的模式有完全不同的作用。“Verstehen”的观念时常与“内在理解”（internal understanding）的观念相关联，它要求体验和共鸣的行为，跳跃自我的屏障，进入他人的世界。由此可见，历史规定着适用于我们的世界，或者说，理解大概属于所谓人文科学的方法。然而，根据亨普尔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世界绝对不只是分层次的一套信念，这种信念是支配着人们的视野的观点；世界不能依人们视野改变而改变。显然，在亨普尔看来，就他提出的问题而言，反对派的观点既不相关，也缺乏说服力。
亨普尔非历史地讲述他认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真理的东西。丹托却询问，那种非历史观点的历史是怎样的，他努力将其与特定的历史时刻联系起来思考。显而易见，丹托坚持认为，我们应历史地解释这样的见解，即历史解释本身只是逻辑分析问题，历史与之无任何关联。比如，在神经科学方面，所有新的理论必须通过科学而获得，但是科学本身是一种人类活动；科学是人们所相信、所观察、所检验、所演示、所表达的东西，就像那些民族心理学的范畴一样。如果我们历史情境化地思考我们自己，民族心理学就必然出现。如果有实证主义者特征化了的科学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并不包括科学本身。“因此，科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不完善的或不充分的。”[48]或更准确地说，以完全外延性语言构成的科学，必须通过内在的精神活动才能形成，因而它本身表现为观察、猜测、检验，等等。
丹托认为，如果规律确实由因果解释所承担，那么就必然有四种不同的规律。它们分别是：①心理—精神规律；②心理—物理规律；③物理—精神规律；④物理—物理规律，即物理学的规律。然而，这四种类型的规律应当是：①相信某位姑娘爱我，因为我读过她写的信，在信中她说她爱我，而且我相信这信是真的；②相信我看到一条蛇，这导致我不由自主地战栗；③听到门开了，这引起我担心有人破门而入；④低血糖导致我的昏迷。在心理—精神和心理—物理情形中，至少我们可以要求规律只对照个体世界的背景，也就是说，对照被解释个体的信念体，它是由观点组织起来的。在物理—物理规律中，我们不需要这些背景考虑，或者我们只需要此世界构成方式的背景：不是W（x）或W（y），而是W，这或许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所指的世界。当然，此世界包含在拥有他或她自己的世界的个体X和个体Y的其他事物之中。[49]
对丹托来说，在任何情况下，由于观点对个体的世界来说是本质性的，但在自然科学中并没有地位，因而历史解释将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解释。这并不是由于后者可用覆盖律，而前者不能用，而在于它们各自运用不同的规律。“……由于观点是历史地引导的，也就是说，由于历史存在的世界通过历史的定位加以把握，因此，新的历史哲学实际上仿佛是通过历史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新理解。”[50]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丹托提出，正确理解历史叙述的功能，有助于重新阐明与历史中客观性和预测的地位有关的种种困境。显然，尽管丹托不反对历史学运用规律解释，但他的观点已经构成覆盖律模式的科学解释和叙述形式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分离。这就是说，叙述性成为历史认识的重要特征，不能把历史的这种特征还原到普遍规律的层次。
叙述性历史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它出现了某些复兴的迹象。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斯通在《过去与现在》杂志第85卷上发表《叙述的复兴：关于新的传统历史学的反思》一文，对叙述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和叙述主义的复兴现象进行了考察。以往，历史学家总是在讲故事，因此历史学曾经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分支。但是，大约从1930年开始直到斯通写他的论文时的50年间，因为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影响，历史学的这种讲故事功能名声扫地。美国的新史学和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工作，都造成了讲故事功能的衰退，它越来越被视为“只叙述事件的历史”[51]，缺乏科学性和学术品味。叙述被当成把资料组织成编年序列的工具，并把次要的情节集中到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故事上，但这种叙述必然忘记探索历史的真正过程和原因。与新史学或年鉴学派不同，斯通不把叙述当成单纯的文物报告，而是认为“叙述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原则指导的，它拥有主题和论证。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完全避免分析”“放弃推测，人们就不能讲故事”[52]。斯通认为，科学的量化认识取得了很大成果，史学家不能再简单地满足于“或多或少”和“成长与衰退”这样的模糊字样了，这样的判断必须以量上的分析为根据。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叙述史经历着某种复兴的过程。
阐述叙述主义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在叙述性的研究中，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是比较激进的一位，他的《元历史学》为叙述的认知地位开辟了新的视角，实际上海登·怀特已经把历史写作在本质上看作是叙述性的。海登·怀特确认了历史修辞的四种比喻法：隐喻（基于相似的原则）、借喻（基于邻近的原则）、提喻（基于事物的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和反讽（基于对立性）。在他看来，进入神话是历史学运用语言的必然代价。这样一来，“历史意识就将公开重建它与伟大的诗意、科学和哲学关注的联系”[53]。
由于叙述主义的复兴，近几十年来历史哲学的理论倾向，变得越来越远离了“科学”。历史的分析不仅与科学的分析在性质上大相异趣，而且也越来越与所谓的“社会科学”相抵牾。原来依赖逻辑和社会学模式的历史解释，渐渐地把文学的手段扩充进自己的内部。历史哲学家不再对历史陈述的真值感兴趣，而是更关注于词语所产生的意义；他们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客体方面，而是热衷于作为事件整体的叙述。历史学与其说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不如说与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科学哲学的历史学转向
出人意料的是，当一部分历史哲学家论证科学方法不适应历史学的时候，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却出现所谓“历史学的转向”。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库恩（Thomas Samual Kuhn）提出了一个如此强有力的历史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按照这种观点，与其像亨普尔那样把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倒不如把历史看作所有科学的发源地。这立刻引起学术界时尚的变化：人们倾向于历史地而不是逻辑地看待科学，科学成了演化着的系统而不是无时间性计算；科学理论与其说与自然规律相关，不如说与观察者相关。库恩开辟了思想史的新阶段，具体说是科学史的新阶段。在过去，亨普尔等人是要证明在历史学和科学之间有着重要的连续性；现在，即后库恩时代，更加重要的是，要认清科学的历史性质，客观知识的信念被彻底动摇了。
由于库恩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起，科学史的研究开始把许多作为伟大偶像的科学家置入社会的历史背景之中。譬如，从历史的角度看，牛顿不仅是科学进步的英雄，而且他的宗教观也曾怂恿他沉湎于炼金术之中；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如果牛顿生活中没有宗教成分，他就不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牛顿的世界观中，太空是上帝的感官系统，在其中上帝与他创造的万事万物相接触。另外，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似乎也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厌恶穷人和蔑视落后民族的意识形态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显然，科学研究都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背景因素和历史条件，因此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理解。当然，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在理解科学的历史性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同时，也应考虑到理性思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渗透。科学的发展历程与西方帝国主义和男性至上有某种时空上的联系，但也正是这种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旧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怀疑。然而，无论如何，科学再也不能自认为是超历史的真理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分析的历史哲学要求史学家把科学当成研究工作的典范，必须意识到科学的历史不应局限于讲故事，而应发现事情的因果关系。但正是科学告诉人们，知识及作为知识主体的人本身也是各种不同因果关系过程的产物，因此科学和科学家并不能超越历史的约束，更不能凌驾于历史之上，科学和科学家都是历史的产物。
在后库恩时代，欧美学术界兴起了严重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意味着所有的科学都有统一的程序方法，正是这种方法使它们成为统一的。但是，库恩和哈金（Ian Hacking）都反对或解构科学形态及方法的统一性。在其《可能性的显现》中，哈金就对休谟那儿来的“归纳问题”进行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考察。在他看来，了解怎么推理就是弄懂客观讨论的范围是如何可能的。人们可以在不相信任何命题内容的情况下了解这些命题的推理类型。因此，推理类型规定着客观讨论的领域，但在这些领域之间却不存在任何共同的基础，这些领域可能是不可公度的。哈金以推理类型的多样性挑战科学的统一性，他主张的是不可公度的客观探索的领域的增生。[54]在谈到科学哲学的新变化时，拉吉赫曼（John Rajchman）指出：“库恩科学不统一的主题和哈金推理类型增生的主题，提出了哲学和科学史之间关系的另外一个概念。科学哲学放弃了确定科学合理性的一般理论的企图；科学史放弃了以单一的宏大叙述寻找科学起源的企图。二者都源于这样的假定，即不同的科学和不同类型的推理拥有不同种类的外在历史。”[55]
科学分析的哲学越来越趋向多元论，分析程序的逻辑统一性逐渐让位于情境化的多样的合理尝试。保尔·爱德华（Paul Edward）主编的《哲学百科全书》（1967）已经成为科学的哲学历史，哲学的科学化被科学的哲学化所取代。福柯关于科学的考古策略进一步敲碎了科学永恒真理的迷梦，科学的逻辑不过是一部分人试图借此获得高人一等优势地位的权力话语。在许多人的眼里，人并不能发现和客观自然界相符的真理，而是为了需要发明真理，真理是人们的陈述，因此真理永远在流变，正像空气和水在不停地流变一样。在福柯看来，声称掌握真理，无非是一种伪装，目的是获得足够支配他人的权力。这样一来，作为思想的世界就变成了作为意志的世界，科学本身似乎越来越成为十足人类的努力而已。亨普尔虽然仍旧生活在这个时期，但他属于正在消失的哲学文化。
（四）后现代历史观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者总是把“事实”或“客观实在”置入括号之中，认为任何历史叙述都无法超出表达事实的话语之外。这并不奇怪，因为甚至有人把自然科学也降低为一种话语，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话语享有更多的特权。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都是西方支配其他种族，男人支配妇女，知识分子支配群众的形式和手段。这些话语并非必然遭受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就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某种表现方式，都是用来以真理或知识的名义控制群众的工具。
当代后现代主义的宗师大都是法国思想家，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等，但他们的谱系却多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儿。例如，福柯围绕着疯狂、监禁、性欲和医疗写出一系列准历史著作，目的就是要说明现代人的自我主体是各种体制的纪律和话语制造出来的，真理只是权力意志的话语。德里达则认为，自柏拉图以降，西方思想家都囿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二分法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无法跳出善与恶、真与假、存在与虚无、言谈与写作的对峙模式，以至人们在进行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时却声称在寻求真实的东西。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实践，影响到历史哲学的发展进程，其中许多人本身就阐述自己后现代的历史哲学观。不久，后现代主义又影响了美国学术界，以罗蒂（Richard Rorty）为代表的学者加入了这个阵营。不过，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才有少数激进分子开始欣赏后现代主义浪潮所喷涌出的浪花。后现代主义者都怀疑西方的启蒙传统，他们接受了尼采关于知识是掩饰权力意志的一种发明的教导。他们的口号是打碎统一性，割断连续性，搅乱固定性，嘲笑客观性，解构一切真理幻想的基础。历史不是按直线形式展开，它要经历无常的断裂、多样性、差异性，在混乱的进程中人们并不能发现其中的真理和意义，因为历史本身并不蕴含真理与意义。历史记录本来就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经验，按照这种资料形成的历史叙述就离客观真实性更远了。真实性永远被语言掩盖或扭曲了。文化就像一个文本，我们没有直达文本之外客观世界的道路，文本自身也是不透明的。
史学理论家出身的后现代主义者，以海登·怀特和安克施密特最有影响。在《话语的转义：文化批判论文集》（1978）中，海登·怀特认为，“我们的话语总是倾向于从我们的资料滑向我们用以试图把握它们的意识结构；或者，与此相等的事是，资料总是抵抗我们试图改变它们的意象的连贯性。不仅如此，就这些论题而言，对不同的观点所作的规定，它们如何被讲述，以及我们能有的种种知识来说，总是存在合法的基础”[56]。海登·怀特本人的这本论文集，主要就是讨论所有话语（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的转义因素，即人文科学中话语的转义功能。“tropics”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的“tropikos”“tropos”，原义是指在道路和方式上的“转向”，它以“tropus”的样式进入印欧语系，在拉丁语中意指“隐喻”或“言语形象”，特别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基调”或“节拍”。从怀特的论述看，尽管他极力否认自己是“极端的怀疑论者”或“悲观主义者”，但他似乎强调社会科学分析话语与日常文学话语及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在转义功能上的相同本质。他的结论是：“我从未否认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的可能性；我只是否认，科学知识（就像在物理学研究中实际达到的那种）是可能的。然而，我试图证明，即使我们不能获得关于人类本性的严格的科学知识，我们却可获得关于这种本性的另外一种知识，即那种文学和艺术一般在极易识别的例子中提供给我们的知识。”[57]
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在《历史与比喻法：隐喻的兴起和衰落》（1994）一书中，主要研究了历史哲学中语言转向所带来的变化。他指出，“文本逻辑上区别于（单个的）命题，所以，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的文本）绝不能完全还原成历史探索的结果（和关于历史事态的单一命题）”[58]。既然历史著作不能再现历史真相，那么建立科学分析的历史理论就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因此，后现代历史哲学滋长了不利于科学分析方法的理论氛围。实际上，海登·怀特和安克施密特等人不仅摧毁了宏大叙事的元叙述，也摧毁了专业历史学的元叙述。
元叙述（metanarrative）是支配历史写作的纲要，是历史解释的最后根据。国家统一和民族史诗的神话，西方现代化和历史进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元叙述。后现代主义在抨击元叙述的同时，也抨击元叙述形式本身，指责元叙述形式带有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实际上，正是对科学解释的羡慕，历史叙述式微了，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几乎致历史叙述以死地，但历史学仍旧保持有叙述性质。每部历史著作都有开端、过程和结尾的情节结构。科学历史理论贬低叙述形式，是因为这种理论认为叙述是历史写作的幼稚形式，并因此使历史与小说难分轩轾。后现代主义批评元叙述，是揭露叙述的真实本性。分析的历史哲学批评叙述，目的是为了让历史超出叙述的层次；后现代主义批评叙述，目的是说明历史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元叙述而已，元叙述是狡猾的宣传手段。然而，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元叙述，是认识到历史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又无能为力的一种破坏性元叙述。后现代元叙述将知识的主体和客体解构，从而否定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差别。可是，破坏而不重新建设，解构而不重构，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宣布一切元叙述的彻底终结，实际上是“一种特别霸道的历史叙述”。[59]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解，既然历史不过是包藏着元叙述的意识形态，那么，如果后现代主义真的终结了元叙述，它也就终结了历史。因此，后现代历史学就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元叙述仍旧是历史学的重要认同或整合力量，即使元叙述在本性上是可疑的，但人们仍可以不断寻找更好的叙述形式。元叙述本身就具有历史性，新的经验总需要新的理由和根据。后现代历史观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它却以破坏性的方式与科学分析争夺历史学的话语权力。
综上所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影响力确实相对下降了。但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退，并不说明这种理论模式毫无建树。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升了历史的科学性质，之后历史著作再也不能只以讲故事的形式出现了。后现代哲学尽管恢复了历史写作讲故事的功能，但这是在把科学话语本身也说成是某种故事话语的情况下实现的。科学分析成了话语，但这种话语本身对历史研究来说成了必不可少的。尽管因果规律分析不能穷尽人们对历史的追求，但这种分析仍旧是历史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的历史哲学被冷落了，但我们不能冷落科学的分析方法本身。
[1] 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2]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3] E.H.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4] 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5] 卡尔·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田汝康，等：《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译序一。
[7] 参见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导言。
[8] C.G.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哲学译丛》1987年第4期。
[9] E.H.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10] E.H.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11] E.H.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12]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3页。
[13]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页。
[14] Patrick Gard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80.
[15]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7页。
[16]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
[17] 参见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
[18] Patrick Gard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38.
[19] L.明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
[20]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21] Patrick Gard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38.
[22] Patrick Gard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38.
[23]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243页。
[24]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25]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91.
[26]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246.
[27] A.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201.
[28] A.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237.
[29] Renier，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p.246.
[30] Renier，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p.128.
[31] Renier，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p.136.
[32] Louis O.Mink，Historical Understandi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64.
[33] 参见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页。
[34]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p.70-85.
[35] P.Gardiner e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Oxford，1974），p.3.
[36]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70.
[37] E.Nagel，‘The Logic of Historical Analysis’，in Feigl and Brodbeck eds.，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1953），p.689.
[38] R.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Ithaca/London，1977），pp.252-253.
[39]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17.
[40] P.Gardi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London，1952），pp.95-96.
[41]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19.
[42] E.Nagel，‘The Logic of Historical Analysis’，in Feigl and Brodbeck eds.，Reading in the Phi 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1953），p.700.
[43]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21.
[44]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33.
[45]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p.33-34.
[46] R.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apolis，1982），p.227.
[47]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73.
[48]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83.
[49] 参见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p.83-84.
[50]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85.
[51] L.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the second version（London/New York，1987），p.7.
[52] L.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the second version（London/New York，1987），pp.74-75.
[53] H.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London，1973），p.434.
[54] I.Hacking，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Cambridge，1976）.
[55] J.Rajchman，‘Philosophy in America’，in John Rajchman and Cornel West eds.，Post-Analytic Philosophy（New York，1985），pp.xxi-xxii.
[56] H.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London，1978），p.1.
[57] H.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London，1978），p.23.
[58] F.R.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Berkeley/L.A.，1994），p.4.
[59] W.Reddy，‘P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Implications for an Historical Ethnography’，Cultural Anthropology，7（1992），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