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讲，“语言学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2]。现代逻辑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具有了一种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言进行分析进而解决传统问题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现代逻辑技术，一方面，它采用的是数学的方法，既不同于经验的方法，也不同于哲学的思辨方法，这就为建立形式的语言，并且在形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算从而整体地、系统地处理哲学问题提供了可行的先在前提；另一方面，它对与哲学关涉较深并且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和概念，如量词、存在、必然、可能、真值以及个体、对象、关系等进行符号化、量化的处理，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语言学转向。当然，语言学转向作为一场革命性的运动，是由哲学思维的内在发展和时代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其动因主要有：
1.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出现，使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实在不仅仅表现于直观的物质客体，而是一方面表现于抽象的形式化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于远离经验的微观世界中。这样，面对人们很难直接去把握和证实的肉眼所不可见的实体，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和测量已远不能适应新的物理学革命的要求。同时，科学的发展证明，科学理论所描述的独立于我们思想或理论的信仰的实体是客观地存在着的。科学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关于存在的主张。这样，科学理论的描述及其形式化体系成为人们评价的重要方面。科学理论的语词（即非观测语词）应作为特定假设的相关表达方式来考虑，它应当实在地被解释或说明。因为，“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指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3]。事实上，任何科学知识都是通过特定的科学语言系统获得其自身存在的物质外壳，从而展现它描述、解释和把握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本质。所以，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从形式上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这样，科学语言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被凸出地显现出来。
2.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存在一个语言的表述和解释问题。“语言学转向”的革命意义并不在于彻底否定传统，它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并不在研究对象上，它同样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但是它改变了研究的策略，这就是把哲学不当作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既然思想或信念其实就是语言，我们只有通过语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存在的思想，那么，对于传统诸多纠缠不清的涉及实体或对象的地方，采用“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的方法，即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而用统一的语言语词进行表达和重新解释并达成一致，从而避免无益的争论，这无疑是一种有利的必要的策略。这也充分表明，传统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并不是错的，也不是因为有新的衡量标准而失去意义，它只是由于误用语言或被语言误导而没有意义。运用现代逻辑技术，建立精致的形式语言，抽象的哲学思维与语言使用完全可以具有充分的一致性。
3.逻辑的自洽性与语言的规范性的一致性要求。传统哲学的迷茫和无途、现代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从不同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的变革并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一方面，现代逻辑技术的普遍深入和发展，要求在所有知识领域进行符号化和量化的推广和演绎，从而保证逻辑发展的普遍性、自洽性和一致性，这就提出了不具有历史性质而具有逻辑性质的要求；另一方面，哲学面对自身所处的理论困惑，除了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形式化语言，用规范性的语言处理各种难题之外，别无他途。在这种内在要求和外在影响的推动下，转向强调语言分析便成为自然而必然的选择。
4.逻辑和语言与经验的统一性问题，即科学理性与经验的一致性问题，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伴随着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的革命，哲学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验认识论方法，在对科学理论的解释方面，遇到了不可解决的困难。对于科学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东西（即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4]。同时，理论事实不是孤立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对经验进行完全数学化表述的规律“网络”，假设系统必须受到作为整体的经验的检验，无论是理论事实或与这些事实相关的联系，都不能孤立于网络的其他部分而独立地被决定。事实上，世界不但不能在经验之外存在，而且也不能在逻辑之外存在。超出于逻辑之外的也就是超出于世界之外，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在逻辑（语言）、理论、经验之间保持一致的张力，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5.社会语言学向逻辑语言学的发展，要求寻找它的应用层面。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同20世纪以来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发展分不开的。逻辑和语言的结合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自然语言的歧义性和模糊性在描述科学理论和进行科学解释时，造成意义混乱必须寻求精确语言的内在要求。逻辑语言学的完善和成熟，要求外展它的方法、功能、作用，并试图在所有领域构筑科学的统一语言，这就促成了“现象主义的语言”向“可观察的语言”的转变，从而试图以量词来限定物质实体，通过理论术语向观察术语的对应性还原，来解决哲学理论所面临的困境。
总之，20世纪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从关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关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场运动对于整个哲学思维尤其是科学哲学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是人类理性不断寻求认识的“阿基米德点”的又一次新探索，它在现代科学革命尤其是数理逻辑技术的影响下，把认识的基点定位于“逻辑—语言”的基础上。它关注于“语词—世界”之间的抽象关联、“语词—规则”之间的形式关联、“语词—现象”之间的经验关联以及“语词—实体”之间的具体关联，这就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起点。由此，建立精确的形式语言成为人们共同的理想，语义分析方法成为最广泛的方法论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哲学革命不仅是单纯认知方式的革命，而且是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的革命。在它的直接影响下，20世纪科学哲学成为哲学研究的主流，一个“分析哲学”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