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资本的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话，那么资本的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则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获得收益的主要有三种方式：资本、土地和劳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一地租，劳动一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含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需要我们深入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但是，如果我们想发现生产领域的秘密的话，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结果及其分配方式出发去分析。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总括性论述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的倒数第三段。“在资本一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一利息),土地一地租，劳动一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①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得非常明确，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资本—利润，土地一地租，劳动一工资”这样的分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这种收入方式使得“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成为可能，并且演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一利息，土地—地租，劳动一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是同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②生产当事人尤其是工人，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处在被剥削和奴役的地位。因此，这个公式(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③。关于获取利润、利息和租金的方式是正义的，这种信念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要求的资本主义正义概念的一个部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的重要特征，并且被工人和资本家所共同持有，而这种信念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希望破除的幻象。
马克思曾经指出，三位一体公式呈现出了“一种既整齐对称又不一致的特征”。所谓“整齐对称”是指：三位一体公式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呈现为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平等的参与者，并且，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各自都应该根据其贡献而对社会总产品分享相应的份额。三位一体公式把生产的三个要素平等化了，它以统一而对称的方式来呈现它们。而三位一体公式之所以是内在“不一致”的，乃是由于，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被看作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要素。从社会的角度看，生产过程的总产出应归功于过往的和当前的劳动。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现象掩盖了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掩盖了剩余劳动转换为利润、利息和租金的过程。
在当代社会中，资本一利润、土地—地租和劳动一工资依然是三种财富的获得方式。其实，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可以归结为一类收入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土地一地租亦可归入资本一利润中去。这是因为，如果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的合法性源泉，那么,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对别人劳动的剥削，都属于剩余价值，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就可以分为两种：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合法性收入只能通过劳动获得，如果依靠资本的增殖获得了收入，那么这种收入就是对别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是非正义的。
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如果我们放弃资本收入的话，也就等于放弃了资本本身。如果说整个社会是按劳分配的话，虽然也会产生收入差距，但是不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收入是加大现代社会两极分化速度和比例的根本性原因，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而劳动收入虽然可以造成财富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非常有限的。所谓勤劳致富的观念就是若想创造更多收益，必须勤劳工作，这一观点不断渗透在广大劳动者的价值体系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断提高。这表现在教育水平与社会需求相一致。技术的进步催生出各类新兴职业，要求专业技术型人才。若在稀缺人才岗位中，社会的高需求而赋予工人更高的薪资，这样稀缺人才与普通工人之间出现收入不平等现象。劳动收入只是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如果继续追问工资分配状况(劳动收入的制定标准)就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当今工资分配的依据是什么?工资分配由谁来规定?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考察了前10%人群的工资，发现这一类人群大部分是在某岗位中的高级管理者，并且工资的制定是由这些高级管理者来制定。那么劳动收入并非完全由贡献的大小而制定，而是这些高级管理者为自己制定收入标准。这些“超级经理人”的出现不仅会引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且会愈加严重。这就是说，不能像以往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那样，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穷人与较富人群之间的差距，而真正的动因仅仅在于那前10%的富人。
前10%的富人不仅在劳动收入分配中占据优势，而且在资本收入中与其他人拉开了更大的差距。他们将他们的收入进行再次分配，投入到房地产、证券等行业中，其回报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不断循环，他们可以在社会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若长期发展下去，我们很有可能回到19世纪的“美好时代”。因为这一部分人在他们去世后会把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子女，即便需要缴纳遗产税，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后代继续占据前10%的位置。他们不需要勤劳致富，而是通过继承的财富继续在市场中投入，以获取更高的利润。19世纪的小说所描绘的社会与当今社会现状极为相似。19世纪的社会是由金钱所笼罩的社会，资本财富高度集中。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哪怕从事最高收入的职业也无法跻身于前10%的行列。唯一的方法就是继承财富。为了继承财富，完全丧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超级世袭社会”会使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皮凯蒂不仅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中分别找出“超级经理人”和“超级世袭社会”是造成不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是“超级经理人”,还是“超级世袭社会”,这两者都意味着获得资本收入是财富高度集中的主要途径，从而也就是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因此，现代社会应当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也就等于把现代社会的不平等限定在合理性的界限内。但是，在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关系中，我们无法界定资本收入的界限。资本收入是应当高于劳动收入呢，还是应当低于或等于劳动收入呢?我们无法判定哪种情况更加有利于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一方面不至于使社会的经济发展丧失活力，另一方面也会让社会的不平等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一边界被皮凯蒂揭示了出来，他不去寻求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把这一问题转化了资本收益率(资本收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皮凯蒂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二者关系中找到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g。①
无论是收入平等和财富平等都是指相对平等，而非平均主义。因此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也是要将r与g缩小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按照常规的逻辑规律来看，如果g变小，那么r也会随之变小。但我们不能忽略二者之间变化的速度。在当今社会化的进程中，g变小的速度远远小于r变小的速度。换句话说，当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财富分配的增长速度要大于收入分配的增长速度。财产继承者将一部分资金进行投资或在市场流通，所收益的资金要远远比那些通过劳动积攒下来的财富要多很多。社会的财富集中到这一部分人手中后，不仅会在经济上造成行业垄断，而且极易在政治上形成寡头社会。只要rg,社会的不平等就会大大的加剧，并且有形成寡头社会的风险。因此，资本收入的边界应该是rg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的根源。一旦rg的话，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不平等的加剧状态。
在皮凯蒂看来，21世纪的不平等问题与19世纪的极端分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十分相似。虽然当今财富的集中度并没有像19世纪那么高，但是21世纪不平等的问题却更加根深蒂固。皮凯蒂指出：“未来的世纪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观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