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是作为对现代性课题的一种深刻回应而诞生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反省，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层背景和问题意识。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很显然，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必然与其现代性批判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对此进行专门考察，正是本节的主要内容。
（一）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原则的“联姻”：现代性的深层逻辑
“现代性”是当代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但也是一个最为歧义丛生的概念。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定位，可谓是众说纷纭。如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鲍曼“流动的现代性”、吉登斯和贝克“矛盾的现代性”、伯曼“辩证的现代性”，等等。应当说，这些对现代性的不同定位，都抓住和反映了现代性的不同方面和特征，却没有抓住现代性的真正实质。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不是表面上看到或显示出来的东西，而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所以说，现代性决不是表面的“现象”问题，而是深层的“逻辑”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原则的“联姻”，正是现代性最为深层的逻辑。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经过了文艺复兴、完成了宗教改革之后的“启蒙的时代”，也即一个上帝自然化、人本化的“祛魅”的“资本的时代”。可以说，“理性”与“资本”是马克思所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依赖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而且依赖于这种扩张本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谋取方式”，即理性形而上学依靠启蒙而开展出来的、对存在者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正是由于资本与形而上学“共谋”的“这种双重的经纬，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1]。在马克思这里，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具有内在“姻亲”关系的，资本具有形而上学本质，形而上学也具有资本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特有的“双重现实”出发，来揭示和批判其“秘密”和“实质”的。对此，海德格尔晚年在一个讨论班上曾专门强调，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或根本不理解）了这个时代的“双重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懂得”这“双重现实”。[2]
在现实领域，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了机器大工业；同时也使人摆脱共同体束缚而编织进市场体系。在这一时代，人不仅受“头脑创造物”——观念的统治，而更受“双手创造物”——资本的统治，并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因此说，资产阶级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将一切时空领域中的东西都连为一体，形成了总体化的社会进程，这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建构。对此，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资产阶级现代的体验结构之转型概而言之是工商精神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在主体心态中，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和颠倒。[3]也即利奥·施特劳斯所强调的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彼岸的《圣经》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4]而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指认的“商品形而上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这一“形而上学”的实质，马克思还形象地比喻为“桌子跳舞”，[5]以及“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6]。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获得形而上学附体及形而上学获得资本支撑的形而上学的“资本显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一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在商品经济的现实运作中，这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必然性。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即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马克思发现，当生产的目的从直接的使用价值转向间接的交换价值之时，一种“同质化”的抽象力量——资本逻辑就发生了。这也就是说，本来生产的目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现在却抛弃了这种特定的、具体的使用价值，转而追求一种抽象的等价之物——价值。而资本作为这种价值抽象的最高点，把这种同质化发挥到了极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都在围绕“资本”而旋转，都通过交换关系和交换原则而被磨平和同质化。这样，“资本的同一性因此便从这种同质化的时空中喷薄而出”，而这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关系所造就的同一化时空，实际上就是理性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和力量的现实体现，也即资本逻辑在时空中具体展开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但这却是一个颠倒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在这里，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7]。这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资本逻辑与同一性形而上学相“联姻”的特殊历史。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以商品为例具体分析了资本的这一巨大“形而上学本质”：它确实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8]。所以真正说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相互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马克思语），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最绝对可靠的出发点正是资本的同一性，资本的同一化的过程与怀抱包罗万象的笼而统之的哲学的企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形而上学是打在资本的额头上的该隐的记号。”[9]这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十九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10]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丝丝缕缕的关联：正是那个抽象的“一”——绝对精神幻化成了“资本”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普照的光”的统治地位。总之一句话，在资产阶级由以开展出来的世界中，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可以说，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是一对“隐性伴侣”。
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乃是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将资本改造为由理性形而上学武装起来的“现代资本”，还将形而上学重塑为凭借资本力量而不断繁殖的“现代形而上学”。这恐怕正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需要继续消解形而上学的主要原因，也正是马克思辩证法仍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前提。资本借助形而上学的同一化力量，冲破了血缘、地域、民族、国家、语言、宗教、文化等界限，使历史第一次具有了世界历史性质。而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建构起了同一性的抽象的“无形之网”和强大的“无底黑洞”，最终导致了“个人受抽象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的实质和深层逻辑。
（二）“个人受抽象统治”：现代性的深层困境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所导致的是人现实的主体性的丧失，而这种丧失最集中地表现在“个人受抽象统治”。
按黑格尔的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本来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用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人成了自己的主人。但马克思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形，“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人的主体性自由并未真正实现。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他所面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根本事实就是“抽象成为统治”。但这个“抽象”到底是什么？按马克思紧接着的自己的界定，“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1]。由此可以看出，“抽象”具有双重内涵：一为理论层面，抽象实际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即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大全的“一”。在这一意义上，“抽象”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二为现实层面，抽象就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也即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看不见的手”。在这一意义上，“抽象”又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而二者共同结合成了作为“普照的光”的“非神圣形象”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同一性逻辑”，是一种漠视差异性、特殊性和个性，即否定和压制“他者”的逻辑。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一切差异性、特殊性和个性都被视为虚幻不实的存在，一切他者都必然被同一性的原则这把剃刀专断地削平。所以，资本逻辑在本性上就是一种压迫性的“极权主义逻辑”。[12]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抽象成为统治”成了现代性最为重要的特征。
而“抽象”之所以获得“统治”地位，在马克思看来与资本的本性有关。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无限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逻辑的强大的抽象同一性之网中。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抽象的力量”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具体体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同一性“暴政”下，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人的一切棱角和个性都被夷平了，世界被彻底“同一化”了。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桌子跳舞”的隐喻的真实意蕴：资本逻辑的同一化魔力，颠倒、控制了一切。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现在它却成了主体，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原理”[13]——抽象成为统治。而抽象之所以能实现统治，马克思认为又在于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这两者之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之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并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进取—扩张的力量。对此，国外学者沃克曾形象地把资本的抽象力量比作“抽象的病毒”：“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14]而资本作为“抽象的病毒”，也正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痼疾。所以马尔库塞强调指出：“抽象是资产阶级自己的杰作。”[15]而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一部资产阶级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抽象的历史”[16]。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抽象成为统治”也正是资产阶级社会“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凝练概括。在这里，物与物的关系赢得了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主宰地位，这种颠倒的表象作为历史规律把人约定在物的必然王国中，那个抽象的“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无人性完全把人的逻辑淹没在资本逻辑的总体发展之中了。在这里，不是抽象本身的无情，而是抽象的立脚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发展的无情。对这一点，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有所感叹：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由于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致使资本成了一种无形的抽象力量，取代和控制着人的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否定这种抽象关系对人的统治，特别是这种统治又采取了物的形式，仿佛表现为不是人的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但这实质上却是一种更为恐怖的统治。“无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17]因此，马克思哲学的终生目标，就是瓦解资本的逻辑，打倒拜物教，推翻奴役人的一切关系，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最终通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18]。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马克思独特的“资本辩证法”才能奏效。
资本与形而上学“联姻”的历史后果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在确立了主体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人的解放的“目标”又变成了人的解放的“陷阱”。这也就是说，人刚从“神”的“怪影”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了“非神”的“魔掌”。而这种“非神圣形象”，在后来马克思的视野中，就是与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绝对精神具有内在“姻亲”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现实幽灵”——资本逻辑。对此，黑格尔曾深刻指出：“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作实存的主体，——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19]而马克思也强调个人现在不得不又陷入了“抽象的统治”，人再度失落了。因此，在这种“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抽象对人的统治”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命运。但马克思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基本质疑：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承诺通过理性将所有的人带向自由和解放，这一普遍主义的叙事果真具有它所声称的“普遍性”吗？资产阶级“自由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以理性为基础和尺度，在人间实现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千年王国，这种承诺果真具有它所声称的纯净和透明吗？它所宣称的自由和解放，究竟是属于谁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在思想史上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在理性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而在马克思这里，这些所谓的特殊者就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资本家”[20]。所以，启蒙理性实质上是一种与资本逻辑“联姻”的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在理性形而上学的支持下，“资本”成了霸权，以之作为现代人个性解放的根据和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当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一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缝隙。[21]在思想史上，马克思成为最先洞察到资本的虚假性和自反性、并揭示了这一价值偶像中所隐含的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的思想家。对此海德格尔曾指出，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揭示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22]。应该说，这是对马克思在思想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的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理论变革的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概括。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绝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们那样，仅停留于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是深入其后，揭示人与资本的矛盾，从而为人类冲破资本逻辑及其意识形态束缚，为人类论证和确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开辟道路。所以说，只有通过对“抽象”的扬弃，才可能走出现代性的矛盾和困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最早于“资本的时代”就起来反抗资本统治的第一人，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辩证立场。[23]
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本真精神，就集中体现在它对资本主义的基点——“资本逻辑”所造成的“抽象成为统治”和“理性解放的神话”的揭示及超越上。
（三）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深层旨趣
“抽象对人的统治”导致了对人的现实的主体性的丧失。因此，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也就是拯救人现实的主体性。而这一点，正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深层旨趣。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内在本性就是无限制的自我增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而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紧接着指出，就在于资本“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4]。因此，资本的形成和增殖绝不是表面上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由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是在于商品的“生产”，也即广大工人的劳动：“劳动转化为资本……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25]所以马克思强调“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26]。对此，马克思还进一步解释道，工人的劳动“通过同资本的接触，这种能力成为实际的活动——它不能自己进行活动，因为它没有对象——从而成为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就资本来说，这种活动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保存和增殖资本这种实际的和有效的价值。……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资本之所以能够无限增殖，是因为资本作为死劳动占有和控制了工人的活劳动所致。若没有工人的活劳动，资本就只能是死的、僵化的抽象物。针对这一点，马克思还专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做了深刻地说明：“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27]而针对资本这一“疯狂的自我增殖”本性，当代欧洲著名的思想家齐泽克称之为“资本唯我论的自我受精”[28]，是非常深刻的。
但是，当资本家“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29]。而资本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成了资产阶级社会里控制一切的魔力，这种魔力致使资产阶级社会变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物，在兴妖作怪”[30]。而人、人的劳动等都成了资本增殖自身的工具和手段。在这一意义上，科西克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一个“伪世界历史”，“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它是一种“伪具体”[31]。所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的这种无限增殖也正是形而上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里统治一切的“同一性力量”的实质和体现。资本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影响和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32]。而这种力量的“本能”就是对利润最大化的无休止的追求。在这里，资本逻辑代替了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成为最高裁判者：一切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所以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必然处于永不停息的动**不安之中，因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此情势之下，一切稳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变得不确定了，一切可靠的价值准则都被动摇了，任何想找到一个坚实的价值立足点的希望，在资本裹挟一切的**力量面前，都被无情地击碎了。对此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了。这其实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所揭示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点的资本逻辑的“自反性”——“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33]。所以说，资本虽然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然而资本的创造物却像一个魔鬼一样，挣脱了人的控制，把人的生活带向了毁灭的深渊。
但对资本的这种同一性逻辑和自反性力量，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甚至是马克思之后的一些理论家或经济学家，却没有认清问题的实质，而是仅将其看作资本的天性和普遍永恒本质。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其伟大就伟大在他不但看清了这一点，而且还揭示出了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本身”。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分析，逐渐认识到，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使自身无限增殖，而这就要求资本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但这种界限又是和资本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的本质”就是“自相排斥”，也即“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34]正因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3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认为，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36]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在“启蒙的辩证法”基础上所揭示出的“资本的辩证法”——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和高于其他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对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和自反性的发现与揭示。在这一点上，苏联学者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从资本逻辑“这个统一体内部的矛盾中引出彼此外在的对立面之间的两极性的”[37]。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必须从资产阶级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去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所以马克思“最终把资产阶级的秘密追踪到它剥削劳动的诡诈的方式，但是，他做到这点，并不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谴责，而是通过使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理论。他创新了劳动力的概念，并表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额是可以测量的。他接着把剩余价值与利润联系起来”[38]。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外在否定，而是要进入到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意识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界限，并从内部解构这个社会的存在方式。这正是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意义上说，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上的瓦解和颠覆，要是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维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39]应该说，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的终身事业。马克思用一生的精力，通过对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支柱——“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最终揭开了罩在资本身上的“神秘面纱”：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进而资本逻辑最终将自取灭亡。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明确的断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产阶级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0]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是“在批判性和具体人道主义方面最为彻底的革命世界观的逻辑”，而且只有这样的批判才能使我们透过社会的“资本现象”看清真正的人被抽象统治的“现实”，才能使我们透过客体化了的静止不动的结构，揭示出人类自主活动的“可能性”。也正是这样，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才能这么深刻地深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规律，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并阐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势必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那个历史倾向”[41]。所以，破除“抽象”对个人的统治，重新寻求和恢复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便成为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深层旨趣和马克思时代的历史任务：“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42]
（四）现代性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
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原则的“联姻”，构成了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而“抽象对人的统治”，正是这种“联姻”的深层后果。因此，要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拯救人现实的主体性，同时必须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深入的批判。
这里所说的“理性形而上学”，是指作为西方传统哲学核心的以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为终极追求的特定哲学形态。这种形而上学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其基础开始，“途经普罗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一直延续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43]，在漫长的哲学史中经久延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理解事物的固定思维范式。概括而言，它具有如下三个最基本的特点：（1）它把寻求终极实在、最高本体和世界的“最后本质”作为人的思维和生存的最高宗旨和目标；（2）它把寻求单极的、同一性的“一元化原则”当作解决思想和生存问题的基本原则；（3）它把寻求非时间、非语境的“非历史”的、“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作为思维和生存的最高支撑。这三者表明，所谓形而上学思维范式，就是一种试图从一元化的、非历史的终极本体来把握人与世界的思维范式，是一种迷恋于最终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统一性的思维范式。寻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寻求一元化原则的“总体主义”、寻求永恒在场者的“非历史主义”，这三者构成了其最根本的特质。
对于上述形而上学，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较少直接提及并予以讨论。但他对形而上学的反叛精神却很早就表露出来。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原子偏斜运动的阐发，用“偶然性”去对抗“命运的必然性”，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在“必然性神意”之外的独立空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国家观背后的“逻辑泛神论”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形成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重要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辟一节，以“黑格尔辩证法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为主题，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44]，但是，这种批判仍然“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45]，正是这一“神秘化”的方面，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向了“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46]。这一“神秘化的方面”，实质所指的就是黑格尔辩证法背后的形而上学阴影，正是这一点，使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被窒息并导向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与“虚假的批判主义”。
马克思较早地集中提及并专门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著作是《神圣家族》，在该书中，马克思批判布鲁诺的历史观，指出在布鲁诺那里，“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47]，马克思对于以形而上学实体充当“历史”和“真理”并从此出发来控制和压迫“现实的人类个体”的哲学倾向进行了明确的否定。另外，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批判的成果，“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正像费尔巴哈在他第一次坚决地站起来反对黑格尔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48]。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对形而上学的重大打击之后，形而上学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尤其在黑格尔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于是“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同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与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49]。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使17世纪以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威信扫地”，而在19世纪，则是费尔巴哈通过与思辨哲学的斗争，实施了对形而上学的又一次重大打击。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施特劳斯与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中所深藏着的黑格尔哲学根源，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施特劳斯片面地发挥了前者，而鲍威尔则片面地发挥了后者。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