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等后教育的含义
中等后教育是中等教育之后最高阶段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轨，全日制教育和非全日制成人教育两类，其中中等后全日制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也被称作高等教育，非全日制成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也被称为继续教育，本文中的中等后教育主要是指高等教育。中等后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学院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和高等职业技术专科学院两大类，涵盖的学历、学位包括专科文凭和本科学位、研究生学位、博士学位等。[18]
中等后教育在各国都不是强制的义务教育，但联合国于1966年颁布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文件中，都强调公民应该享有平等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权。尽管全民教育没有关于中等后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但《教育2030行动框架》目标中有不少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容，尤其强调高等教育公平，具体目标包括：“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职业与技术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到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增加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可获得的高等教育奖学金数量，包括职业培训、信息通信技术、技术、工程和科学项目的奖学金。”[19]
二、“一带一路”国家中等后教育整体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国家中等后教育或者说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各国间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一些国家的顶尖大学在国际排名中崭露头角，但“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影响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数据分析
1.学生规模及分布
图4.3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4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2016年.
从上图中2014年有数据可查的45个国家来看，中东欧及北美和西欧国家整体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高，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特别是希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110%，意味着高等教育理论上能够容纳全部的学龄人口；绝大多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亚、南亚和西亚及阿拉伯国家没有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尤其是南亚国家整体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低，南亚毛入学率最高的斯里兰卡和印度，2013年和2014年的毛入学率都在25%以下，毛入学率低于15%的4个国家中，南亚国家占了3个，毛入学率最低的是中亚的土库曼斯坦，2014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8%。
私立高校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差异很大。私立高等教育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积极作用，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制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拉脱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爱沙尼亚等国私立高校在校生比例高达80%以上，而文莱、乌克兰、克罗地亚、斯里兰卡、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塔吉克斯坦私立高校在校生比例不足10%（图4.4）。
图4.4 私立高校在校生比例最高和最低的10国（2013年、2014年）
注：图中爱沙尼亚、新加坡、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土耳其是2013年的数据，其余国家是2014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2016年.
2.性别平等状况
图4.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性别均等状况（2013年、2014年）
注：中东欧的波兰、爱沙尼亚、马其顿、土耳其、摩尔多瓦，南亚和西亚的印度、尼泊尔、不丹，阿拉伯国家的科威特、叙利亚，北美和西欧的希腊，2014年的数据缺失，图中采用的是2013年的数据；其余国家都采用的是2014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2016年.
分区域来看，中东欧及北美和西欧国家整体上性别均等指数偏离标准值基本上都不到0.5，女性毛入学率略高于男性。特别是希腊，性别均等指数高于标准值不到0.01，男性和女性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高达110%，是“一带一路”国家中男女毛入学率最高、差值最小的。中亚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少数国家性别均等指数小于1，如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老挝，大多数国家都大于1。南亚和西亚大多数国家的性别均等指数都小于1，该区域性别均等指数最低的阿富汗也是整个“一带一路”国家中指数最低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差异最大，性别均等指数最高的卡塔尔高出标准值5.32，是“一带一路”国家中性别均等指数偏离标准值最大的；最低的埃及（含西奈半岛）低于标准值0.1。
3.学生迁移情况
各国高等教育学校对于优质生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生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迁移越来越频繁，国际留学生的规模也逐年增大。全球留学生总数从2000年的200万增长到2013年的410万，翻了一番，留学生占到高等教育在校生的2%左右。美国、英国等传统的留学生目的地仍然对追寻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一些新的国家和地区也在竞争中逐渐扩大留学生市场的份额。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2013年，美国（19%）、英国（10%）、澳大利亚（6%）、法国（6%）、德国（5%）和俄罗斯（3%）6个国家的留学生数占到总数的将近一半。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传统的留学目的地的地位受到了新兴目的地的冲击，包括中国、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新西兰等新兴留学目的地2013年的留学生总数占比7%。[20]
“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流动规模也较大，如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和越南等都是输出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学生大多数也流入欧美地区高等教育实力较强的国家；“一带一路”国家高校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尽管有限，但随着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高等教育实力不断增强，这些国家接纳的留学生近年正不断增加，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也占据一定份额。
此外，“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流动的国际学生也有相当规模。以“一带一路”国家中人口数量较大的俄罗斯为例，在高等教育阶段，2014年俄罗斯接收的国际留学生共17.8万人，其中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占到96%；2014年俄罗斯赴其他国家留学的学生共4.5万余人，其中赴“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占近43%（表4.3），可见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层面交流密切。
表4.3 “一带一路”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留学生迁移数最大的10个国家（2014年）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2014年中国赴其他国家继续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留学生共计约73.8万人，中国留学生数最多的1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加拿大、韩国、中国香港、法国、新西兰和中国澳门；其中赴“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的中国高校学生数共计约2.5万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5个“一带一路”国家分别是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图4.6）。“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与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相当，仅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3.4%。
图4.6 赴“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数（2014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2016年.
4.高校排名情况
教育机构依托数据库发布的大学排行榜近年不断多样化，既有综合性的排行榜，也有分区域或分类别的排行榜。尽管排行榜的排名不尽科学和完美，但可以从中窥见各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情况。从QS、Times和US News世界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排名机构发布的2016年最新全球大学综合排名来看，“一带一路”国家进入三大榜单前150名的高校非常少，仅有新加坡、中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的个别高校跻身前150名，所有“一带一路”国家高校在三大排行榜中均未能冲进前十位（见表4.4）。“一带一路”国家高校在排行榜上的数量和位次都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表4.4 “一带一路”国家进入三大排行榜前150名的高校（2016年）
相对来说，中国上榜的高校数量较多。QS排名前150位的中国高校有8所，其中中国内地的5所高校中有4所排名都在前100；入围US News排名前150位的中国高校有7所，其中有4所内地高校；入围Times排名前150位的中国高校有5所，其中有2所内地高校。内地高校中排名最靠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3个榜单的排名都在前60位。新加坡上榜的高校数量虽然只有2所，但两所高校的排位都很靠前。俄罗斯、印度等国上榜高校数量较少，在不同排行榜上的表现差别较大。
（二）小结
从上述数据分析来看，“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整体上中东欧及北美和西欧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较多，能够覆盖大多数民众，且性别等教育公平状况较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如新加坡等，堪比中东欧及北美和西欧国家水平，发展水平较低的老挝等，高等教育刚刚从精英化进入大众化阶段；南亚和西亚、中亚及阿拉伯国家整体上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差，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化阶段，入学机会较少，特别是土库曼斯坦、阿富汗等区域内的短板国家，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国家中的最低值所在。对于部分亚洲国家来说，进一步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仍然是艰巨任务。
在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同时，如何兼顾教育公平和质量，是“一带一路”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除了性别平等，高等教育也不能忽视贫困及偏远地区学生、有身体障碍和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以及母语非官方语言的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等弱势群体。此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也值得“一带一路”国家加强重视。通过治理结构、办学体系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提升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质量，通过内在的创新，提高对外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一带一路”国家高校在各大排行榜中的显示度，是许多国家高校正在不断探索的事情。
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一带一路”国家与其他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迁移的留学生规模显著扩大，同时各国高校在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开始实施之后，高等教育如何承担起新的责任，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国际化人才，包括专业技能人才、小语种人才、“一带一路”国家研究人员等，对“一带一路”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三、“一带一路”国家中等后教育创新措施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于科学技术的创新。高等教育承担着推进科学发展、科技创新的职责，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因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各国都较受重视，各国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也关注到教育的公平与质量。
（一）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求高等教育规模的整体提升，也要求机会的公平分布。“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区域间差别较大，不少国家近年来在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高高等教育覆盖率，以及推动高等教育公平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教育2030行动框架》目标中提出高等教育覆盖所有男性和女性，这在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并不是难以实现的目标，比如，希腊2014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10%，但对于一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的亚洲国家来说难度很大，尤其是阿富汗、土库曼斯坦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前低于15%的国家。
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就需要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从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源来看，可以把“一带一路”国家大众化路径大体分为政府投入为主型和民间投入为主型两种，“一带一路”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模式属于后一种。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允许不同社会组织、企业等创办高等教育机构，并且对私立高校的学生提供政府补助，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私立高校通过录用自费生、收取高额学费来补充办学经费，有效地化解经费不足的挑战。[21]中国是在人均GDP较低水平上通过快速扩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进程最初阶段，高等教育投入水平低。过去10年中，通过收取学费、吸引社会资金成立基金会等方式，中国高校经费逐渐改为“社会投入为主、财政投入为辅”[22]，提高了投入水平，在扩张规模的同时，开始注重质量的提升。
在整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在一些国家也得到了重视。针对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和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别较大，以及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印度政府出台了《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2012—2017）》，提出通过实施远程教育教学项目、创建社区学院等多种方式，适度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到2017年将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30%；同时，提出要消除性别、城乡、区域、阶层的人为差别，加强对弱势群体学生的财政支持力度，大幅增加公共部门财政经费，提高奖学金数额，进一步普及国家奖学金和政府担保学生贷款自主项目；将低入学率地区示范性学院、社区学院和多科技术学院创建工程拓展到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另外，为解决长期以来印度高等教育领域各执行部门协调不力的局面，在“十二五”期间，印度政府将其各部门所有与高等教育公平相关的行动计划整合为“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计划”，将所有残疾人全纳教育行动计划整合为“国家残疾人全纳计划”。[23]此外，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通过立法等途径，支持少数民族语言在教育系统中的应用，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从而保护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捷克的波兰族有一整套波兰语的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层次也和其他教育层次一样，提供母语教育或双语教育。匈牙利2011年出台的《国家高等教育法》规定，允许少数民族学生使用其民族语言接受高等教育。[24]
（二）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
随着高等教育教师、学生、资源在国际的加速流动，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大多数国家都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同时“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也越来越深入。
“一带一路”不同区域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不同。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或一体化进程早早启动。1999年，29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提出到2010年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之间实现三级学位制度、学分互认和转换、学历学位证书互认、无障碍申请去其他签约国学习等，欧洲高等教育区内各国间的交流合作将更便利和深入。到2015年，“一带一路”国家中，21个中东欧国家、希腊、塞浦路斯、哈萨克斯坦等，都加入了这个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改革计划。[25]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签约国根据相关协议对原有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更好地参与到高等教育合作与竞争中。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等亚洲国家也有各自的国际化战略规划。中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开办中外合作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培养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26]中国近年来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的数量和水平都发展迅速，到2016年共批准了7所中外合作大学，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还有一些大学正在筹建中。中外合作大学凭借其英语教学环境和国际化等优势，生源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源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都逐步得到了社会认可。[27]此外，中国高水平大学注重师资的国际化水平，强调新进教师的国际化教育背景，大力支持在职教师赴其他一流大学进行访学，并且将国际访学列入职称评聘条件中。中国政府及高校对于学生的短期国际交流、访学及攻读学位等也有许多资助项目，有国际化教育背景的学生比例近年不断提高。
“一带一路”战略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开始实施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高等教育合作和交流不断深入，政府之间以及高校之间的合作更加频繁，各国通过建立联盟等方式，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在2015年的“一带一路”国际教育发展校长论坛上，与会的“一带一路”高校校长和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教育发展大学教育联盟，搭建起国际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平台。[28]除了综合性的联盟，中国与俄罗斯于2013年成立中国-俄罗斯经济类大学联盟，旨在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培养“外语+专业”的经济专家和复合型人才，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更迅速、更有成效地发展。[29]此外，中国与马来西亚政府于2009年11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高等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探讨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可能性，就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达成协定，增进了两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30]
（三）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水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及其国际竞争力，因而各国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一带一路”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很少，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国家，在经历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之后，越来越关注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中，提出了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强调保障欧洲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为签约国高校提高自身教育质量提供了动力支持。俄罗斯于2003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在新的体制环境下，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大力改革，紧抓高等教育质量。俄罗斯一方面承袭苏联重视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传统；另一方面，立足于新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制定《高等教育国家教育标准》，推行新的高校综合评估模式、规范高校排名等措施，不断完善高等教育质量的外部保障机制。[31]哈萨克斯坦于2010年成为“博洛尼亚进程”正式成员国，2011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制定并出台了《2011—2020年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按照进程的相关要求制定高等教育改革任务，提出完善高等教育管理、进一步改进提高高校教师专业能力、加强企业与教育机构合作、完善教育评估质量监控体系等具体措施，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要求。[32]
博洛尼亚进程之外的国家也有各自的质量提升战略。新加坡的高校竞争力排名靠前，新加坡政府逐年增加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并有效地干预高等教育事务，上至高等教育的发展策略，下至高校教师的聘用，扮演了“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角色。在经费投入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优先支持部分高校的发展。为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中国高校在世界的影响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相继实施“985工程”“211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工程，2016年开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新一轮建设，政府集中资源，重点投入部分优质高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