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洛蒂赶上了从查令街以北开往汉普斯特德的24路公交车。坐地铁的话会更快些，但她不坐地铁。地铁上总是人挤人，空气又不流通。再者，待在狭小的空间里总令埃洛蒂不舒服。她从小就讨厌狭小的空间，这些年来她也就习惯了避开这样的地方。但是，没法儿乘坐地铁是个遗憾。一想到地铁这个概念，她就喜欢得紧：那可是19世纪创造出来的典范，想想地铁站里选用的砖瓦和各式的字体，想想那里积淀的历史和蒙上的尘埃。
交通慢得令人难挨，尤其是在托登罕宫路附近。因为兴修横贯铁路，那一带的挖掘工作使人们可以看到一排联排房屋的后身。房屋都是砖砌结构，风格属于维多利亚时期。这是埃洛蒂最喜欢的一处风景，让她可以瞥见历史一隅，而且真实得触手可及。像往常一样，她想象着，那些很久以前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那时，圣贾尔斯南部还是贫民窟的所在地。肮脏的贫民窟里拥挤不堪，巷子七拐八拐，随处可见污水坑，小酒馆里进进出出的是赌徒、妓女和流浪儿。那时，在七晷区污水管交纵的街头，查尔斯·狄更斯每天都出来散步，炼金术士们则忙于招揽生意。
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人都对神秘之事抱有浓厚兴趣，小詹姆斯·斯特拉顿也一样。他在日记里写了许多有关他拜访一位住在科文特花园的巫师兼先知的事，他和这个人在一起混了好长一段时间。
对于一个银行家来说，詹姆斯·斯特拉顿在写作上算是有天赋的，他的日记笔触生动，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时还将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生活刻画得妙趣横生。他为人和善，是个好人，致力于改善无依无靠的穷苦之人的生活。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和未来定是要得到改善的，好让大家在晚上都有个像样的地方可以躺下来睡上一觉。”这是他给朋友写信，争取让他们也参与到他的慈善事业时，写下的一句话。
在金融领域，他受到同行的尊敬，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聪明富有，见多识广，是晚餐聚会上的常客。从任何一个维多利亚时期所能想到的标准来看，他都是位成功人士。不过，在情感方面，他却总是形单影只。他很晚才结婚，婚前谈过几次短暂而荒唐的恋爱。其中一次，对方是个演员，但和一个意大利发明家跑了；还有一次，对方是个模特，却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在他四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还深深地喜欢上自己的一个仆人，她叫莫莉，是个文静的年轻女孩，他经常在小事上为她做些善意之举，却从未向她吐露过自己这份不渝的情感。在埃洛蒂看来，他差不多是在故意选择那些不会也无法令他幸福的恋爱对象。
有一晚，埃洛蒂和皮帕在一家西班牙餐馆享用餐前小吃时，埃洛蒂提到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他干吗要那么做呢？”皮帕皱着眉头问道。
埃洛蒂也不确定，他在信件中并未明言，也没提过自己曾对某人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或是有什么痛苦深藏心间。即便如此，她就是禁不住感到他的私人信件看似愉快，却潜藏着某种伤感。她觉得他是个寻觅者，于他而言，真正的圆满是永远无法企及的。
每当埃洛蒂说起这些时，皮帕总是一脸的怀疑。对此，埃洛蒂早就习惯了。整日与另一个人留下的物品为伴，让她感到自己同工作难舍难分，这种感受让她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去形容。对于当代人那种一直公开表露自己内心感受的冲动，埃洛蒂是无法理解的。对于她自己的隐私，她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她赞成法国人提出的概念——被遗忘的权利[1]。可她的工作，乃至她的热情所在，却是保存某些人的生活，甚至是让他们的生活重新鲜活起来，可他们都是些对生活已没有选择余地之人。在写下自己的思想和日记内容时，詹姆斯·斯特拉顿并未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只言片语，而对于阅读过大部分这些内容的埃洛蒂来说，他却连她的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你一定是爱上他了。”每当埃洛蒂想要解释的时候，皮帕就会这样说。
可这并不是爱。埃洛蒂不过是欣赏詹姆斯·斯特拉顿，想要保护他留下的遗产。他在走完一生之后又获得了一次生命，埃洛蒂的工作就是确保这新的生命受到尊重。
就在“尊重”一词在埃洛蒂的脑海中成形之际，她想到那本素描簿就放在她的包里，她的脸不禁红了起来。
她到底中了什么邪？
她感到既害怕又期待，这种期待是糟糕的、美好的、让人有负疚感的。在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档案室工作的十年间，她从未这样刻意违背彭德尔顿先生立下的规矩。他的条条框框是不容置疑的：把物品带出保险库比对他大不敬还要糟，可她干脆把东西塞进包里，带上了21世纪的伦敦公交车，这不亚于对神明的亵渎，是不可原谅的。
即便如此，在24路公交车过了莫宁顿新月站在卡姆登高街上行驶时，埃洛蒂还是匆匆环顾四周，在确保没人看她时，把素描簿从包里拿了出来，快速翻到了画着河流和房子的那一页。
她再一次感到了从心底泛起的熟悉感。她知道这个地方，在她母亲讲的那个故事里，这栋房子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不过，对于缩在妈妈怀里，嗅着她身上水仙花香水味的埃洛蒂来说，这个故事本身便是一扇大门、一道咒语，可以让她从此时此地脱身，前往想象的国度。母亲去世后，这个故事的世界成了她的秘境。不论是在新学校的午休时间，还是在家中漫长而寂静的午后，抑或是被黑暗逼得透不过气的夜晚，她只需把自己藏起来，闭上眼睛，便能跨过河去，穿过森林，进入这栋被施了魔法的房子……
埃洛蒂在南区绿地站下了车，在伦敦地铁车站旁的小摊上买了些东西，便沿着柳树路，赶紧朝盖恩斯伯勒花园走去。天气还算暖和，不过有点闷。父亲的小房子以前是给园丁用的小屋。等她来到房门前时，她觉得自己好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哈啰，老爸，”她一边说一边亲了亲他，“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哦，亲爱的，”他迟疑地看了眼盆栽说，“经过上次的教训，你还要给我拿这个吗？”
“我相信你。再者，卖盆栽的女士说，这种植物一年只需要浇两次水。”
“天啊，真的吗？一年浇两次水？”
“她是这么说的。”
“真神奇。”
尽管天气热，他还是做了他的拿手菜——香橙烤鸭。他们和往常一样在厨房的餐桌上共进晚餐。他们家几乎从不在餐厅吃饭，除非是在特殊的日子里，比方说，圣诞节，或者生日，或者是像埃洛蒂的母亲邀请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夫妇来过感恩节那次。
他们一边吃一边聊着工作。埃洛蒂在为即将开幕的展会做策划，父亲忙着他在合唱团的差事，最近他在给当地一家中学上音乐课。在他讲起两个学校里的学生时，脸上闪现出喜悦的光芒。其中一个是小女孩，小提琴几乎和她的胳膊一般长；另一个是小男孩，他自己跑到练琴房，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恳求着要学习大提琴。“他的父母并不喜欢音乐，你懂的。”
“我猜，你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教他了？”
“我不忍心拒绝他。”
埃洛蒂微微一笑。只要事关音乐，她父亲就成了老好人。拒绝一个小孩子，不跟小家伙分享自己所热爱的音乐，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父亲身上。他认为音乐具有改变人生的力量——“埃洛蒂，音乐改变人们的心灵。”——在他谈起大脑的可塑性，谈起核磁共振扫描显示出音乐与共情之间存在着的联系时，那股兴奋劲儿是他在干任何其他事情时都不会有的。看着父亲观赏音乐会时的样子会让埃洛蒂心中一紧：在剧场里，他就坐在她身旁，目光仿佛凝住了一般，整个人一动不动。他曾经也是位职业音乐家。“只是第二小提琴手。”每每谈到这个话题，他都会这么说，而后，他便会不出所料地继续说道，“完全没法跟她比。”声音中透着一丝敬意。
她。埃洛蒂的视线转向了房厅另一头的餐厅。从她坐的位置看过去，只能看到几个相框的边缘，但她甚至不必抬头看，就知道哪张照片挂在墙的什么位置上。这些照片的位置从未变过。这面墙上的照片里都是她母亲的身影，也就是劳伦·阿德勒。引人注目的黑白照片上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女人，有着一头又直又长的秀发，怀中抱着一把大提琴。
小时候，埃洛蒂仔细观察过这些照片，它们已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照片里是母亲在演奏时的不同姿态，专注的表情衬托着她的五官：高高的颧骨，凝视的目光，灵巧地在琴弦上舞动着的手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要不要来点布丁？”
父亲从冰箱里拿出一块颤悠悠的草莓布丁。突然间，埃洛蒂注意到，与母亲的样子相比，父亲已经这么老了，而母亲的青春和美貌，已经像琥珀一般，凝固在自己的记忆中。
天气很好，父女俩便把甜品和红酒杯端到了房顶的平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绿地。有三个男孩子在扔飞盘，他们是三兄弟，最小的弟弟在两个哥哥之间来回跑着；还有一对成年人坐在附近，低头交谈。
夏日黄昏的霞光令人昏昏欲睡，埃洛蒂不想破坏气氛。她和父亲都善于惬意地享受与安静为伴。可过了几分钟后，埃洛蒂试着打破了沉默：“你知道我今天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父亲的下巴上沾了一块奶油。
“小时候的那个睡前故事，故事里提到一条河，还有一栋带风向标的房子，风向标的图案是月亮和星星。你记得吗？”
父亲哈哈地笑了起来，有一丝丝惊讶：“天呀!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当然记得啦。你过去就爱听那个故事。我有好久没想起那个故事了。我一直觉得，那个故事对于小孩子来说，会不会有点吓人，但你妈妈觉得，孩子要比大人想得更勇敢。她说童年是令人害怕的，听听吓人的故事就不觉得那么孤单了。似乎的确如此。每次她去外地演出，你都因为我给你讲的是别的故事而不高兴。我一度觉得自己在你这里是多余的。你会把那些故事书藏到自己的床底下，这样我就找不到它们了。然后，你会让我给你讲黑暗的森林深处那片空地和河边那栋被施了魔法的房子的故事。”
埃洛蒂笑了。
“我试着讲了，可你并不喜欢，一边跺脚一边吵着说‘不对!’或者‘不是这么讲的!’”
“哦，天啊!”
“这不是你的错。你妈妈特别会讲故事。”
父亲陷入了一阵伤感的沉默之中。埃洛蒂通常会有意识地不去打扰父亲缅怀往昔，但这一次她小心翼翼地试探道：“老爸，我在想，那个故事会不会是哪本书里写的？”
“要是写在哪本书里的话，我也就不必费劲去安抚怎么哄也哄不好的孩子了。没有那样的书，那个故事是编出来的，就是家里人传下来的故事。我记得你妈妈说，这个故事是她小时候家里人讲给她听的。”
“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但也许是妈妈搞错了呢。不管是谁讲给她听的，也许，那个人是从某本书里看到这个故事的呢。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画着插图的童书。”
“我觉得有可能，”他皱了皱眉，“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埃洛蒂突然感到一阵紧张，她从包里把那本素描簿抽出来递给了父亲，然后翻到了画着房子的那一页：“我今天在办公室发现了这个，就在一个盒子里。”
“真漂亮……显然是出自画家之手，字写得也很好……”他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迟疑地看向埃洛蒂。
“老爸，你没看出来吗？这是故事里讲的那栋房子呀。这里画的和故事里讲的一模一样。”
他又看了看那幅画：“嗯，是画了一栋房子，而且我看到还画了一条河。”
“还有森林，还有那个带太阳和月亮的风向标。”
“是啊，可是宝贝儿，符合故事里的描述的房子，我敢说有几十个。”
“也这么如出一辙？得了吧，老爸。这就是那栋房子，细节上都吻合。而且，画家呈现出来的感觉和故事里那栋房子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你肯定看得出来吧？”埃洛蒂突然升起一股占有欲，她把素描簿从父亲那里拿了回来。她的解释确定无疑，这种确定已经再无附加的余地了。那幅画是在她接手的档案中找到的，可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又为什么会如此，她对此也说不明白。不过，她就是知道，那是她母亲讲的故事里的那栋房子。
“抱歉，宝贝儿。”
“没什么可抱歉的。”话音未落，埃洛蒂觉得眼泪都要冒出来了。真是荒谬!自己竟然会为了睡前故事像个孩子一样哭鼻子。她赶紧找了个话茬儿(管它是什么呢)继续和父亲聊起来：“蒂普和您联系过吗？”
“还没。你也知道他，他不怎么信得过电话。”
“我周末去看他。”
父女俩再度陷入沉默，可是这一次，沉默让人既不自在也不享受。埃洛蒂看着温暖的光在树叶上嬉戏。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烦躁。就算那是同一栋房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么是画家为某本母亲读过的书画了些画，要么是有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栋房子，然后编进了故事里。她清楚自己不该纠缠这个问题，应该想一些愉快轻松的话题——
“据说天气会不错。”她父亲说道。与此同时，埃洛蒂突然大声说：“那栋房子有八个烟囱，老爸。八个!”
“哦，宝贝儿。”
“这就是故事里讲的那栋房子。你看房子上的尖角——”
“我亲爱的女儿。”
“老爸!”
“这都讲得通。”
“哪里讲得通？”
“是因为婚礼。”
“什么婚礼？”
“当然是你的婚礼呀，”他露出亲切的笑容，“人生大事总会让人想起过去，再加上你想念你妈妈。我本该想到的，你现在会比任何时候都想念她。”
“不是的，老爸，我——”
“其实，有样东西我一直想要给你的，在这儿等我一下。”
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通向屋子的铁艺楼梯时，埃洛蒂叹了口气。他的围裙只系了腰部的细绳，鸭子做得也太甜，可他就是那种让人没法一直对他生气的人。
她注意到，有一只黑色的鸟正蹲在烟囱管帽上看着她。它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然后便飞走了，也不知是得了怎样的号令，反正她是听不到的。绿地上那三兄弟中的老幺开始大哭起来，埃洛蒂想到了父亲刚刚讲到的事：他在给自己讲睡前故事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她却要闹脾气；她还想到了后来那些只有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岁月。
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我一直给你留着这个呢。”父亲一边说，一边出现在楼梯上。她以为父亲是去拿那些她让他收拾出来的录像带，可他手里的盒子很小，比鞋盒大不了多少，录像带可装不进去。“我知道会有一天……到那时就该……”他的眼中开始泛起泪花，他摇了摇头，把盒子递给了她，“来吧，看一看。”
埃洛蒂掀开了盒盖。
盒子里是一堆浅象牙色的欧根纱，荷叶装饰边缘饰有细丝绒。她立刻知道了这是什么——楼下那个镀金相框中的照片，她以前可是仔仔细细地端详过好多次。
“她那天美极了，”父亲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出现在教堂门口的那一刻。对于她会不会来，我都开始半信半疑了。之前那几天，我被兄弟嘲笑得体无完肤。他觉得那是个不错的玩笑，恐怕我不该那么轻易就放过他。我真不敢相信她会说‘我愿意’。我确定我当时有点蒙——哪会有这么好的事？”
埃洛蒂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母亲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可对父亲来说，那仿佛就在昨天。那时埃洛蒂才六岁，可她仍然记得父亲看着母亲时的眼神，记得父母十指相扣地走在一起；她也记得那天的敲门声，记得警察低沉的嗓音，记得父亲的恸哭。
“天要黑了，”他一边说，一边拍了拍埃洛蒂的手腕，“你该回家了，宝贝儿。来吧，下楼去——你要找的那些录像带我都找出来了。”
埃洛蒂合上了盖子。她要留他自己和那些沉重的回忆为伴了，但他催促她走是对的：回家的路程可不短。再者，埃洛蒂在很多年以前就意识到，父亲的悲伤无需她来抚慰。“谢谢您，一直给我留着这块面纱。”她说道，起身轻轻吻了吻他的脸颊。
“她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埃洛蒂微微一笑，但在她跟着父亲下楼时，她不清楚母亲是否真的会为她感到骄傲。
埃洛蒂的家是一套整洁的小公寓，就在巴恩斯街一栋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顶层。公用楼梯间里闻起来有股炸薯条的油脂味，这是因为楼下有一家鱼肉店，但走到埃洛蒂家这段楼梯平台时，只能闻到隐隐约约的一丁点儿味道。这套小公寓里只有一个开放式的客厅，一个小厨房，以及一间形状奇特的附带浴室的卧室。不过，窗外的风景能让埃洛蒂心花怒放。
卧室有扇窗户可以俯瞰另一排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后身：旧式的砖墙，白色的、可以上下拉动的框格窗，立着泥制烟囱管帽的平屋顶。透过排水管之间的缝隙，埃洛蒂可以瞥见泰晤士河。更妙的是，如果她坐到窗台上，还可以一直望到上游的河湾处，那里有架横跨泰晤士河的铁路大桥。
这扇临街的窗户就在房间里那面窄墙上，街对面那栋房子和埃洛蒂这栋一模一样，也是一间公寓。埃洛蒂到家时，住在对面的夫妇还在吃饭。据她所知，夫妇俩是瑞典人，这似乎不仅解释了他们的身高和美貌，也解释了他们富有异国情调的用餐习惯——北欧人的晚餐都是在十点钟以后。他们的厨房长凳上方有一盏灯，看起来是用绉绸做的，洒下来的灯光是淡粉色的。坐在灯下的夫妇俩，皮肤上泛着一层光。
埃洛蒂拉上了卧室的窗帘，打开灯，将面纱从盒子里取了出来。她可不像皮帕那样对时尚了如指掌，但她知道这块面纱并非凡品。因为年代久远，面纱的设计属于复古风，再加上它的所有者是大名鼎鼎的劳伦·阿德勒，这就更令人垂涎。不过，对于埃洛蒂来说，它的珍贵之处在于，这是母亲的物品，她留下的东西本就少得出奇，而她的私人物品也出奇地少之又少。
片刻犹豫之后，她将面纱拎了起来，试着戴在了头顶上。她把固定面纱的发插别好，欧根纱便在她的肩上披散开来。她的双手自然垂落在身体两侧。
在阿拉斯泰尔向她求婚时，埃洛蒂感到受宠若惊。他求婚的那天是他们相亲的一周年(他俩的介绍人是埃洛蒂念书时的一名男同学，现在就职于阿拉斯泰尔的公司)。阿拉斯泰尔带她去了剧院，然后又带她去苏活区一家精致的餐厅吃饭。当衣帽间的服务员给他们收外套时，他在她耳边低声说，大多数人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在这里订到位子。侍者去为他们取甜点时，他拿出了装着戒指的蓝色小盒子。盒子是椭圆形的，上面还系着丝带。这就像是电影里的场景，埃洛蒂仿佛能从银幕的另一端看到自己和阿拉斯泰尔：他英俊不凡，一脸的期待，微笑着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穿着新裙子，那是皮帕上个月为她做的，当时，她要在斯特拉顿集团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致辞。
坐在他们旁边餐台的一位老妇人对同伴说：“真可爱。瞧!她脸红了，因为她深陷爱河。”埃洛蒂当时觉得，我脸红了，因为我深陷爱河，于是当阿拉斯泰尔向她挑了挑眉毛时，她看到自己微笑着告诉他，我愿意。
窗外，漆黑的河面上，一条小船吹响了雾笛。埃洛蒂把头上的面纱拽了下来。
在她看来，这就是求婚的经过。人们都是这样订婚的。按照邀请函上的信息，六周之后，就要举办婚礼。因为阿拉斯泰尔的母亲说，格洛斯特郡的花园在六周之后会展现出“夏末最美的一面”。于是，埃洛蒂也将成为一到周末就和人们聚在一起谈论房子、银行贷款和学校的已婚人士中的一员。讨论这些是因为她大概会有孩子，然后，她便会成为母亲。可她不会像自己的母亲那么才华横溢、那么出色、那么迷人、那么难以捉摸。不过，她的孩子会在需要建议和安慰时指望着她，而她也会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因为大家似乎都是如此，不是吗？
埃洛蒂把盒子放在了房间角落里那把棕色天鹅绒椅子上。
一阵犹豫之后，她又把盒子塞到了椅子下面。
她回来时，把从父亲家带回来的手提箱放在了门口，现在它仍然立在那儿。
埃洛蒂本是想今晚就开始处理这些录像带，但她突然觉得累了，而且是极度地疲惫。
她洗了个澡，然后心怀愧疚地关了灯，懒洋洋地躺在**。她明天要开始看那些录像带了，她别无选择。阿拉斯泰尔的母亲佩内洛普从早餐之后已经给她打过三次电话了，埃洛蒂任凭这些电话被转去了语音信箱。可如今，阿拉斯泰尔会随时宣布“妈妈”周日要做午餐，然后埃洛蒂便要坐上路虎车的副驾驶座位，穿过绿树成荫的车道，被送到位于萨里郡的那栋大房子里。在那儿，等待着她的是被人问东问西。
她接到的婚前任务只有三项，挑选一段录像是其中之一。第二项任务是去一趟举办婚礼的地方，那儿是佩内洛普最好的朋友开的，“当然，你只需要去说一声你是谁，至于其他的事情，都留给我。”第三项是和皮帕保持联络，她主动提出要设计礼服。到目前为止，埃洛蒂连一项任务都还没有完成。她发誓，明天要把这些有关婚礼的杂念都扔到一边。明天。
她闭上了眼睛，从楼下的鱼肉店传来了微弱的声响，有深夜造访小店的顾客来买炸鱼薯条。毫无预警地，埃洛蒂的思绪飘回到另一个盒子上，放在她办公桌底下的那个盒子。她想起了相框中那个看向镜头的年轻女人，还有画着那栋房子的素描画。
那种奇怪的感觉再一次令她感到不安，就像是她瞥见自己无法理解的记忆那样。她在自己的脑海中看到了那幅素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但不知怎的又不是母亲的声音：顺着蜿蜒的小路，穿过开阔的草地，他们来到河边，心底藏着秘密，手里握着剑……
就在她终于睡着，意识缓缓退去的那一刻，她脑海中那幅素描画同阳光照耀下的树林和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交叠在一起，一阵暖风拂过她的脸颊。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却莫名地知道那里就像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