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①。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②,而民弥贫;民多利器③,国家滋昏。人多伎技,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④。
注释
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正,有人解释为清净之道;奇,有人解释为诡诈。以正治国是正确的,以奇用兵也是正确的,但二者皆“有为”,都不如无事治天下。赵佶说:“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变,无事者道之真。国以正定,兵以奇胜,道之真无容私焉。顺物自然而天下治矣。”《杂说》曰:“正可以治一国而已,奇可以用五兵(整个军队)而已。唯其无事(无为)者,然后可以取天下……然而汤放武伐,亦可以无事乎?曰:然则汤武者,顺乎天,应乎人,其放伐也,犹放伐一夫尔,未闻有事也。”
②忌讳:禁忌,不让干这不让干那,这里指统治者对人民正常生活常常干预。
③利器:提高效率的工具。
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自化,自我化育;自正,自我管理。李隆基说:“无为则清净,故人自化;无事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则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
译文
以正规手段治理国家,以非正规手法用兵,都不如以无为来治理天下。我如何知道无为可以治理天下呢?下面讲的就是根据。天下忌讳的事过多,老百姓就更加贫穷;百姓手中的现代化工具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的技术越先进,奇怪的东西就越兴起;法令越严明,盗贼就越多。所以圣人说:我无为而百姓自会化育,我喜欢清净百姓就会自我管理,我不去扰民,民众自然会富裕,我没有私欲,民风自然会返璞归真。
度阴山曰
西周初,周公把姜太公封到齐地为侯,把儿子伯禽封到鲁地为侯。姜太公五个月后回来报告政情。
周公问:“怎么如此快?”
姜太公答:“我简化了政府的组织,礼节都随着当地的风俗。”
三年后,伯禽风尘仆仆来报告政情。
周公问:“怎么如此慢?”
伯禽回答:“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这是个大工程,所以来晚了。”
周公预言说:“如此看来,后代各国必将臣服于齐啊!处理政事不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一定归顺他。”
后来的历史证明,周公预言完全正确,齐国始终是无人敢惹的超级大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各国中都数一数二。而鲁国则成了三流国家,常常被人看作陈旧不堪,既弱又冥顽不灵。
姜太公的治国理念是无为。他简化政府组织,让百姓自我管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他顺着百姓的心而用心,不仅关怀他们的身体,更关怀他们的心理。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有一定的独立精神。
而伯禽则用“有为”来治国。他以绝对权力按自己意志教化、启蒙、改造民众,没事找事,把自己累个半死,在百姓那里也很少得到好口碑。
有为的君主,并非没有善心,而是用错了地方,把自己的私欲当作是天下人的私欲,为了证明自己,常常滋事扰民,劳民伤财,还自以为是在为天下人做好事。
元人张养浩说,中国永远都是这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何会这样,因为无能的统治者智力不好,都有病;有能力的统治者智力太好,都有为。
古代统治者很多都认为百姓不能自我管理,总想做老百姓的家长,管这管那,还经常絮叨着,我是为你好,你怎么不领情呢?
如果从风险角度来看,无为治理下的组织风险高,还是有为治理下的风险高呢?
西汉前期,帝国有两位治军风格迥然不同的将军,一个叫程不识,一个叫李广。程不识治军,完全按照守则执行,对军队编制、行军队列、驻营分布等要求近乎苛刻。哪怕是在非战时,程不识也按战时条例管理军队。守卫边疆时,匈奴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从他那里取得偷袭的好处,当然,由于程不识很谨慎古板,所以也不会给匈奴造成危机。
程不识这种稳重的治军用兵风格,让人无处下手,所以他不会失败,但也正因为他稳重过了头,所以也没有机会取得大胜。于是,程不识终生军功有限。
而另一位将军李广恰好相反,这位被匈奴称作为“飞将军”的神将带兵时没有任何规则,除了安排几个守夜哨兵之外,部队可以在驻扎区自由活动。李广行军无严格队列阵势,哪里舒服就在哪里驻扎,他还把文书簿册简化得几乎没有。但他对士兵是关爱万分,所有当战斗一来,他只需跳上战马冲锋,所有士兵就会紧随其后,以一敌十。这种散漫、靠着个人情感维系起来的战斗团队,常能出其不意,以少胜多,建立让人意想不到的军功。
显然,程不识是有为,李广是无为。哪个更好?东汉战神马援评价二人的治军风格说,如果你效仿程不识失败了,还能成为严令之人;如果效仿李广失败了,那将万劫不复[效伯高(程不识)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李良(李广)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者也]。
我们现在回到老子本章的结论中,他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这都是“无为”,它的核心是不折腾,不强加给他人以绳索,极少甚至没有私欲。无为一定有它的好处,比如姜太公治理下的齐国子民,可能就很喜欢这种政府对他们的放养模式,再比如,作为任何一个士兵,可能都喜欢李广式的极为舒服的治军模式。
但这并不能绝对证明,“有为”一无是处。正如马援所说,学习程不识的有为方式,即使学不成,因为有各种规定,各种圈圈,还能把人限制在一定程度内,不至于一败涂地。但如果学李广的无为方式而不成,那就是洪水滔天,一发不可收拾。
无为和有为,并非冰火不容,真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正奇各有千秋,选择哪种,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才是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