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部队就要出发，今天上午队里没事就向队长请了假，回家去看妈妈和弟弟。一进院就看见常大娘正坐在自家窗前洗衣服，不等我开口就先招呼我：“小琪回来啦？你妈没在家，去逛庙会了。”我忙问：“去哪儿逛庙会呀？”“大南关的娘娘庙，我是昨天去的，四月十八是正日子，人山人海的。原来听说不让开，不知怎么又让开了，这不，咱这院的跟前院的，她们几个老姐妹会在一起去的，这一逛不得大半天？你又白回来一趟。”常大娘直替我惋惜。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不等了，我妈回来您跟她说一声就行，告诉她过些日子我再回来看她。”“中，有工夫常回来，免得你妈惦记。”常大娘站起来要送我。
我急忙阻拦：“您别动了。”我边说边往外走。
自从参加政工队，我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回来，抹着眼泪走，而这次回来心情尤为沉重，一直摆脱不掉那件事的纠缠，我真怕见了妈妈会忍不住扑到她怀里，把满腔苦水都倾泻出来。妈妈一定会刨根问底，我怎么可以把实情告诉她？妈妈已经够苦的了，我怎么可以让她承受更大的痛苦？我想妈妈，想弟弟，可又怕面对他们。我知道他们也一定想我，想见到我，见到我一定非常非常快乐。可是当他们了解了我的不幸后，还会快乐吗？就让我一个人承受吧。
我低着头快步前行。我不敢抬头，怕别人看到我还汪着泪水的眼睛。
“安琪，你怎么啦，这样匆匆忙忙的？”多么熟悉的声音。我猛然抬起头，啊，我跳着脚喊起来：“于志强，真是你吗？”我毫无顾忌地扑向他，屈辱，仇恨，悲痛，思念，种种积聚的郁结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他没有躲避也没有推拒，任我倚在身上放声大哭。
于志强轻轻扶开我，盯住我的眼睛问：“安琪，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没有，没有，没怎么。”我止住哭，羞赧地擦去脸上的泪水，“你看我，把你的衣服都弄脏了。”我想去擦他的衣服，又急忙缩住手。
他宽解地说：“不要紧，一会儿就干了。”又急着问：“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啦？”“没怎么，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想你嘛。”话一出口脸就倏地热起来，而且一定很红，我忙低下头再不敢看他。
“没事就好，我也很想你们呀，大家都好吗？”他总是这样，只说“你们”而不说“你”，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唉，我只能说“什么事儿也没有”，不然又能怎么样，我能把发生的一切，包括我不想说也不敢说的事情都说出来吗？有些谎是非说不可的呀！
“都挺好的。”我敷衍地说，“这些日子你到哪儿去啦？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没出什么事吧？”我到底问了一直憋在心里的问题。
“反正没离开沈阳，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没少胳膊没少腿。”他嘻嘻地笑，笑得很甜很开心，“走，找个地方好好聊聊。”于志强提议去中山公园，他说那里僻静，我自然高兴。
中山公园在日伪时代叫“千代田公园”，是专供日本人休憩游乐的地方，上小学时老师领我们来过，那时公园里树木葱茏，花草繁茂，凉亭、画廊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那些电动木马、小火车让我们迷恋、留连。尽管我们游兴浓浓，却不敢放肆地蹦跳说笑。老师一再告诫我们要循规蹈矩，不可乱说乱动，好像我们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园中的游人也多为日本人，一般的中国人很少去，因为都怕小鬼子，都怕招来无妄之灾。如今这座公园已非昔日景象，树木多被砍伐，道路坑坑洼洼，大片的草坪已变成光秃秃的土地，处处垃圾成堆臭气熏天，游人寥寥，满目凄凉。我们转了又转，好不容易在公园中央的水池旁找到了一个几乎断腿的石凳。
落座后于志强先说些感激我和姜瑞田的话，接着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他说他也是从小就喜欢文艺，歌唱得好，又能写会画。“八一五”光复时，学校里进了八路军工作队（当时各中学都进了八路军工作队），工作队就让他组织合唱队，排话剧，出墙报。他跟工作队里一个叫项前的人情投意合成了好朋友，同时也接受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对有了一些认识。八路军从沈阳撤出时，项前劝他跟着走，可是他奶奶正卧病在床，他舍不得奶奶就没跟去。临别时项前把他介绍给一个朋友，后来才知道那个朋友是一个叫“青年读书会”的组织的组织者。从那以后于志强就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读书会向成员介绍各种书刊，读后还要定期组织讨论、交换心得，一直到考进政工队他都还跟读书会的朋友有联系。他说读书会的人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像兄弟姐妹一样。
我忽然调皮地问：“于志强，你跟我讲这些就不怕我去告密？”“不怕，因为我们也没做坏事，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我相信你不是那种卖友求荣的坏人，坏人才告密。我撒过传单，但我不是，我仅仅是个同情者，我相信传单上说的那些话。同样，你虽然还不了解，但你没有仇恨的理由，从你和姜瑞田向我通报消息、帮我逃走，我就认定你们都是好人，或者说不是跟我们敌对的人。”“你现在住在哪里呀？在做什么呐？”“这个可不能告诉你。”他神秘地一笑。
“你还在做那些有危险的事情吗？”“在他们眼皮底下做他们讨厌的事，你说能没有危险吗？不过还是那句话，为了正义一不怕、二值得。”他的神情严肃起来，“安琪，正在干着伟大而神圣的事业，是在为推翻反动、腐朽的旧世界，创建民主、自由的新世界而斗争。我作为一名同情他们、多少能为他们出些力的小卒子，我感到光荣和自豪。你不止一次地问我为什么总打胜仗、****总打败仗，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就因为代表正义、代表进步。快了，新中国即将站在每个人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于志强无比激动地凝眸远望，脸上漾着幸福的微笑，就像他已经看到了那艘迎面驶来的航船。
我被深深感染，不由得赞美道：“你说得真好，简直就是一首美妙的诗。”他莞尔一笑：“不错，这的确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诗章，不过那可不是我写的。”我急着问：“是哪位诗人？”“他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还是伟大的杰出的建筑师，他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缔造着一座崭新的大厦——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他就是中国的领袖。”于志强无比崇敬地说。
听到这个名字，我惊讶不已：“原来是他？我知道，我见过的。”于志强瞪大眼睛：“什么？你见过？”“我怎么会见过他呢？我是说光复那阵儿，在学校的教室里见过他的画像，是八路军工作队贴的，一共两幅：戴着八角帽的那幅工作队叫他‘'，戴着跟****一样的帽子那幅，工作队叫他‘朱总司令'。真有意思，我就没少写过骂他们的标语，什么‘****不死，内战不止'，什么‘打倒****，和平建国'。”说起这些我直想笑。
于志强神情凝重地说：“这都是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知者不怪。真正挑起内战、破坏和平建国的是国民党反动派。”“你是吧？”“我还不够格，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实现这个理想。”“怎么，参加还挺难吗？”“你当入国民党呐，填张表就行了。”他忽然转换话题，“听吴静文说，上次在医院你看见我跟她在一起就误以为我们怎么样。现在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没这回事。吴静文在长春的一个亲戚，跟我的一个在沈阳的朋友认识，吴静文到沈阳后就去找他，给他捎来一封信和一些东西，赶巧我又考进政工队，这样就都成了熟人。那天在医院吴静文跟我在一起，谈的就是这些事情。你听明白没有？”我又点头又摇头，依然是满腹疑团。他又说起队里的事，“安琪，我想提醒你，队里有几个人你要特别提防，在他们跟前不要乱说话。”我急问：“谁呀？”“梁大戈、徐伟、韩德曾、何队长。女队员里的胡美丽也不可靠，跟何队长关系密切，跟徐伟的关系更不一般，是那种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些事情吴静文非常清楚。那个梁大戈是国防部保密局的，过去叫军统局，是专门对付和进步人士的特务机关。”我心里说，二十几个人的政工队怎么这样复杂？我又重复着在心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话：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跨进了这个错误的大门，唉，真是悔上加悔！我于是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只要自己不做泯灭良心的事就够了。他又说国民党已经是穷途末路，所以会更疯狂地对付和亲近、同情的人，对梁大戈这些人要特别警惕。你今天见到我的事，吴静文去医院的事，她在沈阳有朋友的事，都不要对别人说，包括姜瑞田。我不是不相信他，这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我说我不想在政工队干下去了，“于志强，我跟你走吧，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笑了：“又说小孩子话，你跟我上哪儿去呀？再说也没那么严重，赴什么汤蹈什么火？你还不能离开政工队，你想，离开政工队首先生计就是问题。别着急，快了，天快亮了，打倒国民党主要靠的军队。”“可是我们还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事情，整天宣传呀鼓动呀——”“你放心，不在乎这些，也不怕这些，因为那些‘消灭****'‘肃清赤特'的空洞口号没什么用，也没什么人相信。至于你们的所谓鼓动工作，更是瞎折腾。你不是也说过，唱的那些歌不是情呀爱呀，就是哥呀妹呀，不把大兵唱趴下才怪呢。”说到这儿他憋不住呵呵地笑起来，我也憋不住跟着笑。
“安琪，相信我，一定会胜利，好日子一定会很快到来，到那时你就可以为新生活歌唱，为新生活写作，一定有你大展宏图的那一天。”“你怎么这样信心十足？”“当然，有一首古诗我非常欣赏。”“什么诗？你快说。”“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我知道，这是一首爱情诗，说的是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就是所谓的海誓山盟，对吗？”“对。不过无论是对爱情、友情，还是对理想、信念，都应该是坚贞不渝的。当你认定你的理想、信念是正义的，你就应该为之奋斗到底至死不渝。我坚信中国代表正义，所以我坚信她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要追随她，为她的主张、她的事业奋斗下去，至死不渝。”于志强为什么要说起这首爱情诗呢？仅仅是因为欣赏它吗？会不会还有弦外之音？……我又在胡思乱想了。他又说了些鼓励我、安慰我的话，我几乎是听而不闻。
我们又不得不分手，虽然我是一万个不情愿，甚至幻想就这样留在他的身边该多好，可是如今我已经不配了，我已经失去爱他和被他爱的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