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四题

一方文化养一方人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换言之,一方文化也养育一方人。我曾说过,长江流域的文化可分为三种形态。三峡之上的上游,是巴蜀文化;三峡至江西孤山这一段,是长江中游,乃荆楚文化;自安徽而下至上海,为长江下游,对应的是吴越文化。

这三种文化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巴蜀得源头之清,发而为天籁,故那里的人,散淡而有追求,幽默而不刻薄。下游的吴越,尽得水利,故彼处的苍生,在谨慎中求优雅,于勤奋中得自适。散淡而又幽默的人,神闲心静,爱财富更爱安逸的生活。故巴蜀之地,郊野多灵异山水,城市多酒肆茶楼。女孩儿眉眼生动,爷们儿怡然自乐。谨慎而又勤劳的人,有意无意,都在培植温良恭俭的乡风。故此处,多士大夫,多艺术家。自南宋之后,引领生活潮流者,多半产自吴越。到那里一走,盈耳的吴侬软语,会让你想起“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诗句。

比之巴蜀和吴越,荆楚地方的人,便显得霸气有余而矜持不足,亢奋尤多却敬畏较少。这也是地理使然。在上游,长江不疾不徐,故有诗人吟唱“蜀江水碧蜀山青”,七个字,就勾画出一个天府之国的妙处。在下游,长江也很从容,同彼处的女子一样,感情收束而不泛滥,故有《春江花月夜》那样的绝唱。唯独在中游,长江野性十足,历史中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虽然李白在这里留下“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豪唱,终究缺了“胜似闲庭信步”的雅致。在上游,长江如少女,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在下游,长江像少妇,一动一静顾盼生姿;在中游,长江就像狠婆娘,呛你、辣你,叫你无法悠闲,也无法优雅。

大海里生长捕鲸的勇士,荆楚大地生长狂人。人与水和谐,人幸福水更妩媚;人与水斗法,人辛苦水更放肆。长此以往,代代相续,文化的品格便不知不觉地形成。这种文化上的选择,并非由自己做主。

鄂与楚

用测字来预卜人的祸福,是中国古代方术的一种。科技高度发展的今日,此术虽已式微,但尚未绝迹。日前,听到一则故事,说有人测了“鄂”字,左上为两“口”,左下为一个“亏”字,右边为“耳”旁,意谓两张嘴说话,只有一只耳朵听,这样一种情势,当事者岂不吃亏?

汉之前,就有“鄂渚”之说。今日的鄂州,即汉之鄂县。三国时期孙权曾建都于此,改鄂县为武昌,取“以武而昌”之意。但把整个湖北简称为鄂,历史并不久远。此前如唐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认为自己是湖北佬,故吟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稍后的杜甫,自四川买舟而下,出南津关后,吟唱“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两人均称湖北为楚。明朝初建,朱元璋袭元之制,不称省而称道,全国共有十三道,湖北属于湖广道。这湖广实指湖北与湖南,与广东广西毫无关涉,但不知为何不叫“两湖道”而称“湖广道”。明朝二百多年,湖北湖南是一个省,但长沙与武昌,却依然是两处中心。为了称谓方便,便出现了“湘鄂两地”之说。“湘”为湘江之简称,成为湖南的代称;“鄂”为鄂城之简,成为湖北的简称。用“湘”来代指湖南,非常恰切,毕竟,湘江是湖南境内最大的河流。但用“鄂”来代指湖北,却并不是最准确的。究其因,湖南湖北皆为楚地,若说“湘楚两地”,则把湖南排除在楚地之外,显然不妥,故拈出一个“鄂”作为湖北的简称。此后相沿袭用,现在想改也改不了。其实,若以“荆”来代,则荆山荆江,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意蕴,不言自明。但“荆”字似嫌格局太小,故先贤弃之。

著名的楚文化史专家刘玉堂先生,两年前就提出建议,改“鄂”为“楚”。但当道者有顾忌,认为将湖北简称为楚,会引起邻省纠纷,因为楚文化地区不仅仅是湖北,还有湖南、安徽、江西、河南也有一部分,湖北独称为楚,人家会怎么看?至今,“惟楚有才”的对联,还悬挂在长沙岳麓书院的大门上呢。其实,这担心大可不必,人家湖南,近些年提出的口号是“振兴湖湘文化”。真正还在打造荆楚文化品牌的,就是我们湖北人了。

从字形上看,“楚”也比“鄂”好,楚由“林”与“疋”两字构成。树与布,寓山清水秀、物阜民丰之意。凡事欲和谐,必先稳当、吉祥,“楚”字便有这种寓意,不像“鄂”字,让人用测字的方式一解,听了便觉泄气。

惟楚有才

几年前去长沙,唐浩明先生领我参观岳麓书院。我站在大门口欣赏那副闻名遐迩的对联。唐先生说:“对不起,这是湖南人自大。”我笑着回答:“湖南人有自大的本钱。不过,这对联为何只有一半呢?”唐先生问:“怎么只有一半,那一半怎么写的?”我说:“完整的一副对联应该是:惟楚有才,才满江汉间;于斯为盛,盛在明清后。”我念出后,看到唐先生愕然,连忙笑着解释:“这是我开玩笑,临时凑上的。”唐先生夸我有捷才,说联句续得好。后来,我应邀为江陵的张居正旧居纪念馆写一篇短赋,开头两句,便用了上述联语。

湖南湖北同属于中部,又属于楚文化地区,两省都是中国的人才高地,出的都是那种经邦济世、倒海翻江的旷世奇才,都属于狂人,如明清之后的张居正、曾国藩、黄兴、蔡锷之类。至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果缺了两湖,简直就没法写了。

两湖的人才虽有差异,但异少同多,都是亢奋激励之士。每读《易经·乾卦》第一句爻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便认为这爻辞作者不是周公,不是孔子,而应该是两湖人士。自强不息,是楚地人才的最大特点。

但若深加探究,便会发现,楚地的人才,大都诞生在社会的转型之际,特别是改朝换代的转折时期。秦之末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是楚人;元朝末世,最先揭竿而起的陈友谅,是楚人;清之末世,打响推翻专制第一枪的,亦是楚人。楚多才子,但更多的是英雄。那一年,我访问红安,应县长之请,写了一首诗:“我爱红安五月花,杜鹃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龙将,尽出寻常百姓家?”虽是反诘,却道出一个特点:楚之人才,多英雄气而少书生气,多草莽气而少贵族气。即便是饱读诗书的大才子,如屈原、米芾、熊十力等,也都狂狷必然由我,俯仰绝不随人。所以说,惟楚有才,这“才”如何为顺世所用,当道者可深思之。

放风筝的心态

时下,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口号不绝于耳。这是文化复兴的表现,亦是国家兴盛的表现。但若方法不对,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这好比放风筝,风筝做得再好、再显眼,放得再高,但若手中的线断了,风筝就会乘风飞去,风一停,风筝又会停落,遭受风吹雨打。所以说,振兴文化不能像放风筝,只是借时代的风力,图一个好看。建设文化,首要的是让文化落地生根。培植文化的土壤,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毋庸讳言,湖北是文化资源大省而非文化产业大省。如果我们抓文化建设而不能转化为产业,则文化无落实之处;但是,如果抓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则文化被降格为商人谋利的手段。我想,这也不是当道者所心仪的愿景。

说到底,培植文化也存在着义与利的价值取向。孔圣人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固然说得太绝对,但的确道出了一般世情。当下世界,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日本的卡通与动漫,不但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也同时向全世界输出了它们的价值观,这是出乎利而止乎义。反之,看我们的影视传媒业,值得骄傲的地方并不是太多。若当道者强调市场,则制造的节目一味媚俗或趋赶潮流。以盈利为最高目的,可谓利生义死。若强调主旋律,则其作品又成为扁平的宣传品,缺少欣赏价值,导致利尽义枯。目下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有泛滥之势。究其因,乃是引导者仍然有放风筝的心态,而从业者又缺少道德上的自律。

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消息,某省某市某名山胜水,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宣传当地的电视剧或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这种做法似已成为时尚。执事者认为这样做是体现公平、公正,是科学的方法。我大不以为然。请问:中国和世界的文学艺术史中,那些不朽名著和艺术杰作,有哪一部是用重金海选出来的?这是用不尊重文化规律的方式来做文化上的事,不值得提倡。何况,文化与科技领域不同、规律不同,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文明指向亦不同,用科学攻关的方式与工程招标的办法来对待文学艺术,可谓大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