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虽然新一轮改革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围绕姓“资”姓“社”等展开激烈争论，但新一轮改革的难度更大，任务更重。这是因为，我国过去的改革主要解决的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现在要进行的改革需要解决的则是“分配不公”“效率与公平不对称”“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中国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都是处在一个这样的节点：一方面，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中心任务，需要着眼于新一轮的生产力发展态势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当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已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发挥社会主义因素的优越性。新一轮改革，需要注重顶层设计，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要求。

（一）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多重难题

毋庸讳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习近平同志指出：“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正确认识这一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

立足最大实际的论断具有多种语义。首先，它说明我国的改革仍然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其次，它也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仍然低，30多年来尽管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发展程度仍不高，仍然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发展。再次，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没有变，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也就不会有所改变。换言之，当前的历史节点并非某些人所谓的“重启改革”，而是全面总结过去摸索中的正确经验用以指导改革。最重要的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还意味着发展中的问题仍然严峻。可以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多重的。

第一，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世界中仍处于低位。不可否认，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横向来看，我国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68845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16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外汇储备也居世界第一。纵向来看，截至2013年我国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695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也增长到8896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我国人均GDP、人均国际贸易额、人均外汇储备、人均收入等仍然不高。以按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为例，2013年我国在世界仅排名在第99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时也低于巴西、伊朗、泰国、阿尔巴尼亚等发展中国家。随着改革以来基本民生领域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推进，我国居民开始承受着生活成本快速上升的沉重压力。

第二，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和生态约束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有所加重。在过去的快速发展中我国更多地依靠外延式增长手段，这种路径依赖导致我国现有发展水平是建立在巨大的物质资源消耗基础上的。数据表明， 2014年我国石油消费量的64%依赖于进口，而铁、铜、铝等重要原料有一半需要进口。增长基础的粗放导致的生态效应和环境代价也很明显：当前我国300个主要大中城市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有雾霾，内陆水系很少能达到一二级水质，土壤的化肥农药和重金属污染也日益严重。显然，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收紧对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挑战。

第三，生产和消费失衡的矛盾开始显现。生产和消费失衡反映的是总量失衡而非结构失衡问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面临的难题之一。200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46.44%，2013年这一比率已下降到36.17%，十三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不仅远远低于世界60%多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产能过剩的现象却日益严重，不仅从相对过剩转向绝对过剩，还从钢铁、有色金属、水泥造船、汽车、机械等产业领域蔓延到风电设备、光伏、多金硅等新兴产业。如：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尽管占世界的50%，水泥产量占世界的64%，然而产能利用率仅有72%。产能过剩既导致恶性和盲目竞争，影响到企业效益和工人的就业，甚至还迫使部分企业将资金转向房地产、金融等领域进行投机，加重了经济转型的难度。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拉大对改革成果的侵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后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尽管2009年以来连续第六年下降，但2014年仍高达0.469。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急速拉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表明，1994—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96.2元增长到26995.1元，增长了672.1%，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则从1221元增长到仅仅8895.9元，仅增长了528.6%。城乡居民的收入不仅在绝对值上的差距在拉大，而且在相对值上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非公有经济发展后面所隐含的居民财产差距，贫富差距显然将更为严重。这种现象与共同富裕的要求是相悖的。

第五，国际竞争面扩大与创新能力不足失衡成为新的矛盾。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刚刚打开国门之时，两者之间有着三个本质的差别：首先，附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跃升，我国传统的“资源换投资”“市场换技术”效应正在削弱；其次，随着西方应对经济危机的“再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区域经济合作（如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趋势的加强，围绕国际市场的争夺将日益激烈，再走出口导向型的老路已不可能；再次，从全球范围来看，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竞争已露端倪，将成为大国竞争的利器。相对而言，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更显突出。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该年度我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为22096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只有6603亿美元，仅占29.8%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科技竞争中的劣势，显然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节点意义

客观地看，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问题是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涉及对推进改革面临问题的定位和判断，又关系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出路。就全面深化改革面临问题的判断而言，实际上目前已经引发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述问题是旧计划经济的残余带来的，其目标直接指向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以及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管制。诚然，当前我国的国有经济和事业单位仍未完全摆脱行政化倾向，城乡分割依然存在，政府审批权力过于集中、审批范围过大，市场失序、重要生产要素价格尚未理顺等问题还没有完全通过改革加以解决，但这并不是彻底市场化改革的借口。换个角度看，消费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乃至创新能力低下等问题，显然与所谓的旧计划经济残余无关，更不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所造成。相反，这些问题却往往与市场经济固有弊端相联系。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节点意义来看，解决上述问题仍然需要回溯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前一类问题主要关系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问题。而后一类问题则关系到如何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的问题。显然，与改革开放初期单向度地引入市场机制促进生产力发展不同，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任务是双向或双重的：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仍然需要加大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发挥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加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因素，或者说是增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完成前一项任务，可以更好地实现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和增效益的目标。而做好后一项工作，则有助于化解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避免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高房价、高药价、乱涨价、低福利、贫富分化、就业困难、食药品安全、行贿受贿严重、劳资冲突频发、城镇化质量不高等问题。具体而言，使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推动经济现代化和国家管理制度现代化的同步实现。国家管理制度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现代化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国家制度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是一般性规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和国家事务管理面临的问题更复杂，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更加繁乱，这就需要建立更加完备、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国家制度体系对其加以调整。制度体系的更加完备、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既意味着它将不断降低国家治理的费用和治理成本，也意味着它将更具有执行力，更意味着它可以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这将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改革初期的增长优先转向“五位一体”的发展。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集中体现为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新一轮改革更加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客观地说，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我国在现代国家制度方面天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制度学习”效应，即借鉴先行国家经验来避免或少走弯路。与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为垄断资本服务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由于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将更符合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更具有变革性和活力。

第二，致力于由相对富裕和先富带后富向共同富裕的转变。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诉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分配公平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实现。不过，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时，我国曾经受到西方经济学思想观点的干扰。在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曾经以“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来论证分配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认为分配公平会随着经济发展自发地实现。在实践中，有人甚至喊出了将效率公平置于分配公平之上的口号，这种现象在近些年来才逐步扭转。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更是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长期的历史数据分析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应。实际上，私有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主和劳动工人之间的巨大收入鸿沟，从长远看是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的。因而，全面深化改革中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推进劳动和资本共享型的企业制度和合作制经济，是转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确立公有制经济战略和公益导向，都将有助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格局的形成。坚持按劳分配，发扬经济民主，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参与管理权

利，将大大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鼓励创造的环境，使共同富裕议题提上日程。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在当前转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体现出来，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奋斗目标，具有特定的政策含义。一方面，它使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从理论上与西方国家虚伪的福利制度相区别，另一方面，它又从实践层面有力纠正了单纯市场决定论的全面市场化主张，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实现。

第三，开启创新驱动引领社会主义国家大国崛起的新局面。科技创新引领大国崛起是经过历史反复印证的经验。从蒸汽机、造船和航海技术、铁路技术和运输革命到航空工业革命，从石油工业发展到化学工业和生化技术革命，从电子通信技术革命到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革命，从电能技术到核能工业发展，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引起国际经济关系的大重组和部分国家的率先崛起。在当前世界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速的趋势下，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将使得新一代IT技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语音计算不断被引入现代经济生活，使得3D打印等数字化制造过程成为新的工业化热点。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为我国加入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创造良好的条件。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充沛的资源，也有雄厚的物力基础，完全可以在大数据时代占领先机，在绿色能源等新能源技术和太空技术方面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当前我国高铁技术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已经充分展示出我国在科技创新上的潜力和巨大应用能力。可以预见，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调控能力基础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我国可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的大国竞争中率先崛起，使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第四，转向经济全球化倒逼机制下的自主开放。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带来开放的利益，又常常使落后国家被锁定在增长陷阱中。客观地说，在开放中跨国企业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活力，2001—2013年的十二年间，我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从468亿美元增长到1176亿美元，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不过，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多以污染企业、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等为主，既破坏生态环境，又因能源资源消耗过大导致进口依赖严重。2013年，我国煤进口量达3.27亿吨，累计进口原油2.82亿吨，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同期，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由于处于国际生产体系的价值链底端，生产和贸易利益却微乎其微。尽管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但在高技术领域和新型服务业领域，我国却面临着各种无形的封锁。与贸易大国极不相称的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中往往没有相应的价格话语权。全球化形成的这种倒逼机制，使我国发展服务业和新型产业的紧迫性越来越强，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压力日益加大。可以相信，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通过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扩大开放，掌握价格话语权和开辟本国资本的国际投资空间，将有利于我国逐渐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在资本开放上坚持本国核心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保持本国利益优势。

第五，更加展现中国特色的内涵。一般来说，尽管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不同的认知，对中国模式成功原因也存在诸多争议，但在以下两点应当说是共识大于分歧：一者是其社会主义目标的取向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二者则是中国道路中对旧文化的改造和人类先进文化成分的借鉴。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无疑，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使中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基本前提，而对旧文化的改造则是在前者基础上激发劳动人民创造性的重要条件。全面深化改革同样将继承这一重要的历史遗产，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将其化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之一。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中国特色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相互关联的，虽然它并不直接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产生冲突，但其本身却构成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中国梦的战略构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新时期中国文化进入国际话语权体系的一个展示。

（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内涵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目标选择与发展途径的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选择是中国道路的必然结果，根据初级阶段国情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同样是中国道路的客观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中国梦宏伟蓝图的基本保证，它的主要内涵来源于中国道路，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指向与中国道路历史选择的统一。全面深化改革根源于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道路之所以行得通、走得宽，就在于它根植于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的历史选票，根植于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支持。中国道路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在本质上要区别于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其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即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新路。俄罗斯学者久加诺夫比较了中国道路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异同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性探索，为中国改革开放并走向世界竞争奠定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而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历史性探索，使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社会主义的主题得到了新的阐释，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给世界各国提供了观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视角。中非关系专家丹尼尔·拉志指出：“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时期其他现成经验不同的理念和新的发展援助的来源。”

显然，中国道路遵循的方向，是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事业，而这也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只会和苏东国家一样，犯方向性的错误。全面深化改革唯有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进一步激发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条件，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高效率和新优势。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的新征程，这一新征程不能脱离中国道路的语境而前行。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实践主体、利益关系、价值目标等均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当前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的也正是这些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因素。换言之，既强调对中国道路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坚守，又注重对重新凝聚发展共识和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积极探索和创新突破，这才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第二，最大公约数思想与中国道路实践主体的统一。中国道路深刻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前进动力的论断。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人民群众的集体选择都是决定事业成败的终极因素，这种集体选择是一种凝聚大多数人意志的历史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中国道路的开辟和前行，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同样，全面深化改革只有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才能不断取得成果。

人民群众是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因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利益群体。寻找最大公约数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人民当家作主内涵于中国道路的价值目标之中，这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在深化改革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作为重要落脚点，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体现，从而也确保了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道路在价值层面的内在统一。

需要看到的是，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不可否认，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人民整体利益有了质的提升。但也要看到影响群众利益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例如：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群体之间还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劳动者利益被忽视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产生负面效应；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生态建设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又如，在居民收入上当前我国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在拉大，特别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交织；在国内资本和外资利用上政策存在不合理倾斜、重技术引进轻自主创新的思维还广泛存在；等等。只有从扭转这些现象出发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使改革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群众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赢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既是坚持群众路线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要求，更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的重要保证。

以最大公约数思想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人民当家作主内涵于中国道路的价值目标之中，这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价值追求的中国道路，其力量之源来自于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效率和合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也是推动改革全面深化的力量之源。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在2014年“两会”安徽代表团上，他强调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只有通过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进一步围绕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深化改革，才是维护人民群体整体利益的基石。实际上，

正是由于中国道路下的制度框架约束，我国才得以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杂音和干扰，有效防范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模式，避免了踏入苏东国家和拉美国家经济改革陷阱的命运。这是中国道路的经验结晶，也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得出的重要结论。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共同富裕是中国道路的必然指向，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体现，从而更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心课题。同样，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也蕴含在中国梦的战略设想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道路的出发点和历史归宿，是人民创造历史、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国梦需要新的发展动力，这个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一方面，坚持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道路，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另一方面，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不断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凝聚人民，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因此，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源，从而也必然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主体。

第三，民生建设思想与中国道路价值目标的统一。中国道路是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解放之路，更是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之路。民生改善是国家富强之本，民族振兴之基。中国道路的价值目标始终是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分不开的。中国道路体现的是作为国家整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目标，也体现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具体的、切身的利益。应当说，经济、文化、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系。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加强民生建设，在更广泛地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力求更普遍地改善民生，这是对中国道路价值目标的具体化和明确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加强民生建设和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为归宿，这是对中国道路价值目标在历史新时期的全新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见，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生建设思想，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民生观，其直接的指向则是以幸福指数为标志的民生内涵。这一内涵既包括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也涉及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既体现为人民精神文化消费能力的增强，也包括着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可见，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生建设思想，是经济发展、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完善、社会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良好的综合性概念 ，是对狭义民生内涵的充实、丰富和拓展，更能全面反映出中国道路价值目标的真谛。

加强民生建设是中国道路新征程的重要内容，既内在于中国梦的战略设想之中，又体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任务。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和拥护改革开放，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他们得到了具体的实惠，民生问题得到了具体的改善。可以说，改善民生是我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强进一步民生建设，是由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均表明，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从长期看并不成立，单纯地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发地促进分配公平。相反，分配不公导致的一系列民生问题还往往会拖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使发展成为无源之水。因而，期望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再来改进分配问题，或者普遍地改善民生，是一种天真而又短视的想法。显然，民生建设等不得也拖不得，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已经大幅提升的今天，更应该将民生建设作为突出而又紧迫的问题来解决。只有解决人民群众最困难、最现实、最关心的问题，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统筹改革，中国道路才能走得更稳、更宽广。

民生建设的路线图体现的是中国道路价值目标在历史新时期的实现过程。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民生工作面广、量大、头绪多，一定要注重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做。”这就为我国围绕民生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设计了科学的路线图。一方面，正如改革初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民生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只能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得到解决，因而需要注重稳定性、连续性和累积性；另一方面，将民生问题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可以增强其紧迫性，同时也可以有效克服脱离民众基本利益、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倾向。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道路视野下的民生问题在深层意义上是关系到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根本问题，它同时还构成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而，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生建设思想完全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个人化”方案。马克思主义认为，活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由劳动者的素质和作用决定的。民生问题涉及到就业、住房、消费、养老、教育、医疗、生态等各个领域，是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也决定着劳动者素质和作用的发挥。民生建设滞后，必然会影响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不利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客观地看，在过去的改革中，我国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重经济增长轻民众福利的倾向。扭转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确立守底线、保基本的民生保障机制，既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又有利于给企业施加压力，促进其提高劳动者素质、改进技术和有效利用资源。显然，在经济新常态下，民生建设可以成为我国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加速器。

第四，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任务与中国道路内在规律的统一。中国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它不是一条移植的道路，而是由中国内部因素主导生成的发展之路。中国道路既立足中国国情，又是主动对世界形势的适应性变革。同样，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从做好自己内部事情入手，并不断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中国道路既要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使命，也要面对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相应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也要反映这种客观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这是坚持中国道路必然得出的结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的就是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一方面有赖于全面依法治国，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另一方面则要对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进行调整，通过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保证各方面制度的更加科学和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是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显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从中国道路的发展规律看，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才能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从而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效率和竞争力。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设计中，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不可或缺。这就意味着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使国家治理转向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来治理的轨道上来。

坚强的政治保障是中国道路的基石，也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中国道路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在新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也是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和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的统一，是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各项改革措施才不会落空。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另一方面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有利于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可以促进执政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进而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任务越繁重，就越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中央和地方关系、地区和部门间的关系以至政府和企业关系，一直是影响积极性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好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促进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并不矛盾。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见，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目标既非新自由主义者眼中摒弃国家调控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非某些人指责改革向旧体制回归的所谓“半统制经济”。正如中国道路中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相互联系一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有机整体。发挥好两者的有机结合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设想的实现是指日可待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