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多维度审视

（一）从近代中国命运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一方面表现在要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另一方面表现在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始终面临的两大历史性使命。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实质上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各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最大考验。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曾指出，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地球的球籍问题。可见，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振兴发展，都必须放在世界视野下审视。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因而，我们的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有不少苏联模式的烙印。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因赫鲁晓夫上台导致苏联自己揭开了盖子，在实践中我国也发现苏联经验的局限性。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提出要“以苏为戒”，并主张要独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种探索中我国既取得很大成绩，又发生了重大曲折和挫折。1956年2—4月，在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汇报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论十大关系》，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十大关系就是和苏联模式的十个不同。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理论化概括，并从哲学层面和认识论的高度，特别是从矛盾论的角度，初步解答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两次讲话，标志着一个初步的但是比较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思路的形成，其成果体现在党的八大的报告中，一是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斗争，并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大跃进”遭致重大挫折后的反“左”特别是反右倾斗争后强调全党认真读书，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思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应当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发展道路既针对和有别于苏联模式，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一方面，在我国经济体制中，苏联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基本点仍然存在，如所有制结构的纯粹公有制，管理体制的单一计划经济，不积极参与对外交流的封闭式发展等；另一方面，我们在苏联模式的框架内，又结合中国实际，做了一些重大修补，从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这条建设道路并不很理想和成功，留下了未完成的任务，但当时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所做出的实践性的探索，为后人开辟新道路架起了一座桥梁。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不仅中国经历了大革命和社会力量的大重组，整个世界也经历了大调整和大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18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对中国的国家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巨变和大转折。首先，始于1750年前后的产业革命最终于1840年在英国基本完成，而同时期由于满清统治者的闭关自大，中国错失了这一机会。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直接激发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尽管孙中山领导了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势继续衰败。整体说来，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这第一轮经济全球化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其次，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标志。但由于后起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发生了中断和逆转。苏联和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

先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和胜利。可以说，中国抓住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断裂的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仍然需要解决快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竞争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样要在中国对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定位来理解，需要从生产技术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的角度来认识。应当说，改革开放与世界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技术变革指向和全球化趋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进入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新阶段，新科技革命浪潮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成为各国发展的历史机遇。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个挑战面前表现出难以适应的一面。只有调整好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原有生产关系中的不利因素，激发活力、提高效率，才能抓住这个机遇，才能使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起来。正是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机遇，中国的对外开放才被提前提上日程，从而开创了一条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融入而非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从国际环境变化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始以全新的姿态拥抱世界，中华民族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掀起了中国同世界全面交流的新篇章。应当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几乎同步进行着。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发掘了额外的潜力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新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使参与各国降低了生产成本，优化和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际交换，进而大大增加了参与国生产的产品品种，提高了商品质量。其深刻的内涵在于，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成就能够得到广泛地应用，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正是历史性地抓住了这一机遇。

改革开放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改革开放之初，全球经济刚刚经过一次重大的调整。由于西方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导致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台。其标志就是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的当选和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在新保守主义主导下，西方国家转向经济活动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其经济调节机制重心也开始由国家调节转向市场机制调节主导，这大大加剧了资本、商品、服务、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此时，如果能发挥自己的经济潜力，善于主动把握好并发挥自己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优势，就可以较低的成本融入全球竞争。中国正是在国际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了“世界工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中国。当今世界，脱离国际背景就难以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化和科技浪潮的冲击下，高度发达的国际分工，已经使世界市场不再仅仅是国内市场的补充角色，而是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因而，打开国门吸引外资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引进外资，不仅可以获得适用的技术，借鉴西方的管理经验，而且可以弥补国内积累的不足，扩大贸易额和提高外汇储备，从而逐渐获得自己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经济基础。全球化还可以推进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水平，获取国外科技管理等前沿信息。最为重要的是，只有对外开放，中国才能逐步扩大国际影响力，为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创造条件。

（三）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看改革开放

我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科学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基于中国走向发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他特别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可见，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就必须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出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很重要的是突破了过去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明确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初级阶段”概念，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界定是对毛泽东前述论断的明确化和概念化。

有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需要走什么样的路。发展阶段决定了世情国情，从而也必然会决定着党运国运。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进一步根据中国国情，继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传统，第一次宣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初级阶段”的内涵，和由此确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全面的阐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框架和内涵，由此就构画得更加清晰了。

明确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对理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从上述党的一系列文件可以看出，这是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也是改革开放不走邪路的重要保证。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实质上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初级阶段既要求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也要求在社会主义原则下推进改革开放。至今还有一些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口号，试图将其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等同。这些论点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片面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所谓的“社会主义”，自然就不会提四项基本原则，自然会忽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而，它们只能成为对改革开放的干扰。

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是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这种认识，才使改革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那样是“回归到新民主主义”。有人提出：“1949年夺取政权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失败得很惨。1978年以后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成功得举世瞩目。”甚至还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这种论调忽视了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完全没有将改革开放放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历史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曲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是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将其归结为向新民主主义的复归显然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肯定了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现实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纠正了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过急认识，纠正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在所有制方面搞“一大二公”等错误。其次，根据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为主体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发展，主要是着眼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着眼于激发社会中没有发挥出来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主张采取一些类似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已经超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情境，它们是在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所有制结构上的调整和改革，不会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退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