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决战前夜(1)
一、内战还是和平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当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之时，国内阶级矛盾却日趋尖锐。中国共产党力主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蒋介石政权却坚持独裁“统一”，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近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一亿以上人口的解放区，有着100万以上的正规军和220多万民兵的人民军队一口吞掉。虽然毛泽东主席以大智大勇的态度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可是，一心要发动内战的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执行这个协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就开始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一系列进攻被粉碎之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内战，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杜鲁门决定派二战名将、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处。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战协定，并由中共代表周恩来、蒋方代表张群和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了三人委员会。
为了调处在各地已经多次出现的冲突，在三人委员会之下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办事机构。军调部设立在北京协和医院，三方参加工作的主要人员是：
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罗伯逊为委员，海斯凯为参谋长，史劳斯为秘书。
中共方面：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委员，罗瑞卿为参谋长，耿飙为副参谋长，黄华为秘书。
国民党方面：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为委员，蔡文治为副委员兼参谋长，唐保黄为秘书。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也为了有效认真地与对方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确保我方的利益不受损失，中共中央还派出了一大批精兵强将参加军调处的工作，如伍修权、张爱萍、宋时轮、章文晋、韩叙、龚澎、王光美等。
也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时，根据《双十协定》达成的协议，由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七位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在中共代表的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热盼和平的压力下，政协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是有利于和平建国，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
停战协定的签署，军调部的成立，特别是政协会的召开，在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和平有可能实现，内战有可能避免。历史进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不愿意再打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在时刻准备着击退敌人进犯的同时，也在认真对待和履行政协决议，争取走和平建国之路，甚至在为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做准备。为此，中共中央曾经拟定了参加联合政府的成员名单（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八人），考虑了将中共中央机关由延安迁往江苏清江浦（淮阴）。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
可是，一心要实行独裁式“统一”的蒋介石，是不愿意履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他所以要做出上面的种种姿态，是为了争取时间，为了实行全面内战。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到会者中有87％签名反对政协决议，所以这个会议的闭幕宣言对政协决议做了全面否定。在国民党的这种方针之下，蒋介石政权一方面公开镇压要求和平民主的国统区人民群众，制造了著名的昆明“一二·一惨案”、重庆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血案，进而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教授。另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制造摩擦，进行局部内战。从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之日到5月20日止，国民党军队共向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使用兵力达258万，强占解放区县城26座，村镇2077个。军调部派出的执行小组由３个增加到36个，仍然无济于事。
美国政府表面上在中国调停内战，背地里却在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就在杜鲁门表态支持和谈、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处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从海上和空中运送了国民党军队54万多人到内战前线，用美国武器装备了45个师的军队，训练了各级军官15万人，派来了高达两千人以上的军事顾问团；仅1946年上半年，就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13.5亿美元的援助，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为美国总统全面援助蒋介石赋予了更广泛的权力。
在中国的天空下，和平气氛为之一扫，内战乌云处处密布。只出现了几天的晴空之后，又出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准备，认为眼前的内战很难避免，就是要争取和平，也只能是“以战争的胜利取得和平”，而绝不可能以妥协退让来取得和平，更不能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的同时，于1946年7月20日向全党下达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准备全面迎击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这年8月，毛泽东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将最后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
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这番话，在当时完全相信的人并不多。但是，历史很快就证实了这位历史巨人的天才的预言。
二、全面内战从宣化店打响
就在我党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下达之前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在精心部署之后，以30万大军向我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发动全面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率领下成功突围。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不愿发生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中国的近代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时候，蒋介石是气势汹汹的，因为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利的：在军队人数上，蒋军是430万人（这是当时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数量最多的军队），我方是120万人；在地域面积上，蒋方约730万平方公里，我方约230万平方公里；在占有城市数量上，蒋方是1545座，我方是464座；在人口数量上，蒋方是33892万人，我方是13606万人。所以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公然宣布，要在“五个月内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单是这次用于进攻我中原解放区的兵力就是30万人。
中原解放区位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以桐柏地区为中心，纵横几百里，控制了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广大地区，有如一把尖刀插在蒋家王朝的心腹之中。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就得拔掉这一把心腹之刃。
我中原军区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的三五九旅，再加上若干地方部队组成的，共5万余人。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下辖两个纵队和三个军区。一纵司令员王树声，二纵司令员文建武，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在日本投降时，控制和活动区域有近60个县。在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刘峙、顾祝同、薛岳等部的不断攻击之下，为了不造成全面冲突，已经放弃了桐柏、枣阳地区，逐渐压缩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大约60公里的狭小地带。蒋介石决定以消灭我中原军区作为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的突破口，调集了共11个军26个师约30万人的兵力，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宣称要“剿灭豫鄂边区共军”，要“一举分区包围而歼灭之”。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中央命令我中原军区立即突围。6月26日夜，中原军区除了由一纵一旅皮定钧部向东行动，在河南“牵牛”，造成我军要向东转移的假象之外，全部主力分为两路向西突围。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堵截，砸烂了蒋介石用30万人构成的“铁桶”，完成了转移任务，保存了实力，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在进攻中原军区的同时，蒋介石军队在其他地区也开始了不同规模的进攻。在华东解放区的苏中和淮北地区，由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和由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全面击退了敌人的进犯。粟裕指挥部队在7月13日到8月27日的45天之内在苏中地区连续打了7仗，歼敌5万余人，这就是我军战史上有名的“七战七捷”。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企图打通平汉线和同蒲路南段。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则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主动出击陇海线，并在山东定陶地区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的两个旅，生俘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在山西南部，我军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四纵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同蒲路一线与之多次展开激战。在从7月到10月的四个多月战斗中，晋冀鲁豫解放军共歼敌12个旅7.5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一旅。
在华北地区的晋察冀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蒋介石的打算是要占领承德和张家口以及所属地区，分割晋察冀、晋绥和东北三个解放区。我军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的率领下先后组织了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共消灭敌人两万余人。由于受到敌军几大集团（即晋北的阎锡山集团、晋南的胡宗南集团、平津的傅作义集团、东北的杜聿明集团）的强大压力，我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9月18日的指示：“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放弃了承德和张家口。
在东北地区，战争的规模也不小。东北地区的情况，我们将在下面另做介绍。
1946年10月11日，担任张家口保卫战任务的我晋察冀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在司令员萧克和政委罗瑞卿的指挥下，撤出了张家口。蒋介石被一城之得冲昏了头脑，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全面撕毁政协决议。4天以后，所谓的“国民大会”就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企图在这个由他圈定的代表举行的“国民大会”上制定宪法，确立他在中国的法统。故而在开会的当天，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竟然发表号外，宣称“天下大事定矣”！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13个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一致反对、抵制蒋记“国民大会”，不承认会上通过的蒋记宪法。
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诚意，蒋介石在召开蒋记“国大”的前三天，还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停战令”，而原来的军调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尽管各地的内战打得热火朝天，但所谓的和平谈判仍然还在进行。
当时全国的情况实际上是处在边打边谈之中。从1946年6月蒋军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以来，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马歇尔等人进行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我党则把这种会谈和在国统区中的各种活动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揭露敌人阴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战场。这种边打边谈的局面能较长期地维持，其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党对于蒋军的进攻进行了有效抵御。另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这就是此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可能消灭中共军民，还需要使用高唱和平的一手。但是，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连美方的劝告也听不进去。1947年1月19日，美国政府决定退出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撤走在华参与调处的全部人员。于是蒋介石也决心彻底撕去和平的伪装。
1947年2月21日，蒋介石公开宣布，要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又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国统区各地的所有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必须在3月5日以前全部撤离。声称“以后如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紧接着，我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被查封。1947年3月9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人员撤回延安。就这样，蒋介石完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现的和平曙光完全消失，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在3月15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正式宣布“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在3月2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更为明确地说：“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法院在6月25日发布“平字第1906号训令”，宣布“通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还不到一年半，中国又进入了全面的战争时期。
这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是决定中国人民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战争。一种前途，是继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统治；一种前途，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独立、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是革命与反动的大搏斗，是改变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地位，让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大搏斗。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关闭和谈大门的前夕，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康生、林伯渠等8人，其他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28人，共36人。会议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全国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是完全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