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士兵想要知道巴基斯坦究竟是怎么了。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见面常常互相握手或者亲吻，却不习惯拥抱对方。兵营里士兵们对他的“拥抱活动”都不是很热心，而且当时正是寒冬时节，天气非常冷，为了取暖，士兵们都是大家挤在一起睡的，有时相邻两个人的腿常常放到一起以相互取暖。这些都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不正常的想法。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实在是太冷了。
一天晚上，那个巴基斯坦人已经休息了。突然一个不会说阿拉伯语的年轻人从他睡的屋子里逃了出来，大声叫着说那个巴基斯坦人被打伤了。大家立刻冲到那间屋里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发现那个巴基斯坦人颈部有一个大洞。他颈部中枪，当场死亡了。
那个大声尖叫的年轻人坚持说那只是一个意外，他当时只是在“玩枪”。当然，没人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无论如何，最终那都是一个悲剧，那两人都丢了性命。那个年轻人后来被塔利班抓走了，很可能是被枪毙了。
那时每一个军营里都有一些喜欢恶作剧的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用强力胶粘自己的同屋，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当时是有一个士兵受了伤，其他人睡的时候隔他很近，想让他暖和一点儿。他们睡着了以后，那个恶作剧者把他们的手和脚用强力胶粘在了一起。奇怪的是他的朋友们并没有狠狠揍他一顿，不过他们过了好几个月才察觉出那件事的好笑之处。
虽然很多人都宣称自己曾是父亲的司机，然而实际上父亲从来没有固定的司机。为了避免追随者之间相互妒忌，父亲一直都习惯随便走到一个他信任的下属面前，对他说“开车送我去坎大哈”或者是“开车送我去训练营”。虽然他们都很想享有为父亲开车的殊荣，不过那些为父亲开车的人都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叫自己去为他开车。
正因如此，2008年，当我听说美国人认为一个名叫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哈姆丹的人是父亲的司机兼保镖，并对他提起诉讼时我感到非常吃惊。萨利姆于2001年11月在阿富汗被捕，随后被指控犯了多项重罪。据说他们在他车里发现了两枚地对空导弹，所以美国人认为他是在运送武器。
我不知道萨利姆是不是真的在给父亲运送武器，不过听到他承认自己是父亲的司机让非常吃惊。美国人搞错了，另外萨利姆承认的也是他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可能萨利姆是因为处于对父亲的崇敬，希望在历史记载中自己能成为本·拉登的一个特殊的追随者。也许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但却可以因此为家族增光。在阿拉伯世界，萨利姆和他的整个家族都将因萨利姆被正式确认为最受本·拉登信任的司机而倍感荣耀，人们都会因此而尊敬他们。
美国人的陪审团最终宣布萨利姆没有犯最严重的几项罪名指控，即没有参与基地组织袭击无辜百姓的活动。我承认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说萨利姆从未参加过基地组织。他曾经当过兵，后来乐于陪伴在父亲身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基地组织的成员。我和父亲在一起呆了很多年，也曾和其他兄弟一起参观过父亲的军营，不过我从没参加过基地组织。
父亲的士兵加入军营之前都必须先选一个假名字。然后会有人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忘记自己的过去”，并禁止他们告诉彼此自己以前的生活。父亲说他们有必要制造这样的迷雾，以让不幸被捕的士兵无法透露其他战友的名单——如果他根本就从来没听说过那些人的真实姓名，那透露他们的姓名就更无从谈起了。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美队很难追踪到基地组织成员的原因。只有参加过苏联战争的老兵才知道其他老兵的真实姓名，除此以外，其他后来才加入的新兵都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就算他们说了，其他人也会很快忘记的，因为他们通常用的都是假名。
举个例子，据我们兄弟所知，萨利姆的假名是塞赫尔吕·贾达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吉达之鹰”。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塞赫尔吕。塞赫尔吕出生于也门，长相也是典型的也门人，个子不高，但个性强悍、黑皮肤、棕眼睛、黑头发。他长得比较结实，但不胖，上嘴唇的胡须很多，有一点点络腮胡。我记得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很爱笑。
塞赫尔吕是我在阿富汗最喜欢的人之一。记得那时候他还很年轻，第一次从也门到阿富汗来打苏联人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苏联战争结束后，很多选择回国的圣战战士都被他们本国的政府逮捕了，所以塞赫尔吕不想回也门，就留在了阿富汗。
尽管塞赫尔吕不是父亲的专职司机，但他的确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司机。我认识的人里面，他是在阿富汗狭窄而蜿蜒的道路上开车开得最好的。他还是父亲指定的汽车修理工，他的修车技术非常娴熟，比周围所有人都棒。我不知道我2001年离开阿富汗之后塞赫尔吕都做过些什么，但我住在阿富汗期间，他的身份一直都是汽车修理工，这也是他唯一的工作。我可以确定塞赫尔吕从没做过保镖，因为他不具有做保镖所应具备的本领。
塞赫尔吕还很受那些参加过苏联战争的老兵的欢迎，他喜欢安宁的生活，他常说他已经尽完了和苏联人作战的义务。他长得也不像当兵的，和其他苏联战争的老兵一样，塞赫尔吕也从不在军营里提起他过去打仗的经历。塞赫尔吕更像是父亲的朋友，但他从不像其他士兵一样会公开表达对父亲的敬畏。我常常看到他坐在父亲身边，和父亲一起缅怀过去。
有空的时候，塞赫尔吕大多都会和本·拉登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会安排我们去平地上吃烧烤，或者是和我们一起骑马游玩。那时候父亲已经有马了。有时候他还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或者是帮我们养兔子和狗。
我刚从训练营回来的时候觉得若有所失，非常迷茫。宣传真的很有用，很少有人能分辨那些持续不断的半真半假的宣传。那阵子有时我也会觉得自己非常仇恨西方。我当时根本接收不到关于美国的其他信息，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认为美国是一个邪恶国家，相信美国计划要杀死所有穆斯林。
父亲身边大多数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父亲向他们传达的仇恨信息，即使对父亲的支持意味着死亡他们也毫不畏惧。我曾多次听父亲说过他从不命令谁去执行自杀式任务，他只是告诉战士们如果他们想去实施自杀式袭击，那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那张纸放在清真寺里。父亲坚持说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即使是为了他认为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业也不行。
士兵们都狂热地相信父亲关于仇恨的宣传，而我却倍感绝望，谁让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喜欢仇恨的人。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一名战士，可能他甚至还希望我能在某次任务中牺牲。我确实喜欢户外运动，比如骑马打猎，不过我永远也做不到去杀人，我也绝不会这样做。我唯一的目标只是想知道我怎样才能逃脱父亲为我设定好的命运。
我很想从思想上逃离父亲的摆布，于是我常常听他的那个旧收音机。父亲有很多收音机，他最爱听BBC的广播，他每天都紧跟着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就好像那些事情全都和他有关一样。有一天我正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马厩里喝热茶、听收音机，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很特别的声音。那是一首歌，歌词美极了，听着就像是从天堂流淌下来的诗歌一样。我赶忙跑过去想把收音机关了，因为父亲只允许我们收听谈话类节目，不准听歌。谁知正好开关卡住了，关不上。那个歌手传达的感情让我内心升起一种很异样的感觉，于是我问朋友：“这个唱歌的男人是谁？”
朋友说：“不是男人唱的。这首歌是个女人唱的，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埃及歌手，叫乌姆·库勒苏姆，即‘东方之星’。世界上所有人都觉得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唱家。我也觉得她很伟大。”
“女人？”真是太难以置信了。她的声音很深沉、很奇妙，不同于我以前听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父亲严格禁止我们听任何形式的音乐，不过我对音乐很着迷，很想多听一些歌曲，所以尽管父亲严令禁止，我还是会冒险去听。
“她已经去世了。”朋友接着说。朋友的话让我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难过，我居然到现在才知道这位歌手的存在。她的歌声使我着迷。第二天，我找到一个宗教领袖，问他：“伊斯兰教允许人们听唱出来的诗歌吗？”
那个宗教领袖的回答让我欣喜若狂，他的话让我黯淡的生活开始有了希望。他说：“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一位宗教领袖曾经说过这种行为是允许的，只要那首诗唱的不是关于身体、妇女特征或者是粗俗的内容就行。”
从那一刻开始，诗歌和歌曲就成为了我乏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尽一切可能挤出时间听乌姆·库勒苏姆唱的歌，听她歌唱哀婉的爱情、无尽的期望和失去的痛苦。那些歌曲里关于爱情的描述让我感动不已，我甚至想自己动笔写诗了。
那些爱情歌曲和诗歌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开始无比渴望自己将能开创一种新生活。乌姆·库勒苏姆的歌声让我意识到，在这个处处充斥着仇恨、报复的本·拉登世界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为爱而活，人们会歌唱爱情，而我以前从不知道还有那样一个世界的存在。
在那些浪漫的梦想中，我开始希望能够回到沙特阿拉伯，就像我哥哥阿卜杜拉那样和我的某位堂姐妹结婚。我会花许多时间想一位堂姐妹，她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见过她。我开始想象我们俩如何坠入爱河，然后结婚，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生很多可爱的孩子。我不会说我的那位堂姐妹是谁，因为由于父亲的行为，世人普遍认为他的孩子不是什么好人，我不想给我那位堂姐妹带来不好的影响。
这个世界上无数人都因为父亲而疏远我们。
当时母亲察觉到我的状态不是很好，便常常安慰我。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母亲的一个习惯：每晚坐在小屋外的山崖边，呼吸山里寒冷而新鲜的空气，看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后来我就开始和母亲一起出去。我们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有时候也会谈谈我们的生活，说起我们从吉达宫廷到阿富汗山区的石头屋子的传奇经历。母亲一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那些谈话让我们母子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几个月后，有一天我无意中听说了父亲的一个重大计划。我第一个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我早已发现父亲不再像过去那样什么都对母亲说了。父亲太忙了，这导致他和家人的关系日益疏远，就连曾经和他亲密无间的母亲也不例外。
在阿富汗住了近一年之后，父亲最终决定去一趟坎大哈会晤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第一次和奥马尔见面的时候，父亲就发现他们对伊斯兰教有着相同的理解。两人都觉得父亲应该回贾拉拉巴德待一段时间，然后去阿富汗以前的首都喀布尔，之后再前往奥马尔的所在地坎大哈。
我想多了解阿富汗的事情。山上的生活太无聊了，所以即使是有人邀请我去参观还在打仗的地区我也愿意去。当时阿富汗全国上下都不得安宁。
母亲听说我们即将离开本·拉登山回归城市生活后什么都没说，她不愿意责怪父亲，即使是在他的儿子面前她也不会抱怨什么的。但当我看到母亲柔弱的肩膀在颤抖时，我相信母亲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多希望母亲肩上的重担能减轻一些啊！母亲一定是在担心自己年幼的孩子，特别是两个小女儿的安全。那时候母亲已经到了第十个孩子的妊娠晚期，我祈祷我们能在那个孩子出生之前离开那座大山。
虽说阿富汗已经爆发了内战，但我相信当时再也没有人过得比我们差了。那么多个月以来，我头一回感到有些高兴。我萌生了一个美妙的念头：也许逃离托拉博拉山之后我还能想到办法逃离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