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林十字街的考科斯有限公司的银行保管库里，有一个久经搬运、陈旧不堪、已经扁了的锡质文件箱，盖上印有我的姓名：约翰·华生，医学博士，原隶属印度部队。里面塞满了纸张，几乎全都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不同时期经办过的案情记录。其中有些饶有兴趣的案件却是侦查失败的，这些案子无法加以叙述，因为没有结局。没有结局的疑难问题对于那些乐于研究案情的人也许是有意思的，但对于一般读者则是枯燥乏味的。例如：詹姆斯·菲里默尔案，就是这一类——这位先生回过头走进自己的家去拿雨伞，从此就在世界上消失了。还有一个案子，是小汽艇艾丽丝亚号，它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驶入薄雾之中，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船上的人再也没有消息。再有一个记录就是依萨多拉·博桑诺案，他是一个知名的记者，动辄与人寻衅决斗，有一天突然疯了，他面前有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一个奇怪的没有科学名称的蠕虫。除了这些悬案以外，还有一些涉及某些家族隐私的案件，如果公开发表的话将会引起上流社会许多人的恐慌。我绝不会干那种走漏消息的事，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我的朋友目前有时间置身于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把这些旧的案情记录清理出来，那些该销毁的就销毁。另外还有很多的案卷，有不同程度的趣味，本来我可以编辑出版的，但我考虑到，太多的读物可能会影响我特别尊重的那个人的名誉，所以没有去整理。这些案子，有些我曾参与办案，能够以目击证人的身份发言；有的我未曾参与，或仅仅略知一二，所以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描述。以下这个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

那是10月的一个早晨，狂风大作，起床时我亲眼看到咆哮的狂风是如何将后院里那棵傲然挺立着的法国梧桐尚未落净的余叶席卷而去的。我下楼去吃早餐，心想我朋友一定精神很郁闷，因为，正如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那样，他的心境是易受环境影响的。但今天却出乎意料，他几乎快吃完了早餐，心情格外轻松，而且具有他高兴时特有的那种不正常的兴奋之情。

“又有案子了吧，福尔摩斯？”我问了一句。

“华生，推论法是传染的，”他回答道，“你也通过推论来研究我的秘密了。不错，是有案子了。经历了一个月的无所事事，车轮又转动了。”

“我可以参加吗？”

“没有多少行动可参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等你先吃掉新厨师给我们煮老了的鸡蛋再说。煮鸡蛋的火候和我昨天在前厅桌上看见的那本《家庭杂志》有一定的联系。连煮鸡蛋这种小事情做好也不容易，也要求诸如计算时间什么的，而这是与那本著名杂志上的恋爱故事互相冲突的。”

一刻钟以后桌子撤了，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你听说过金矿大王尼尔·吉布森吧？”他问道。

“你是说那个美国参议员吗？”

“对，他曾经是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是更为人知的是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我曾听说过这个人。他在英国好像也住过一段时间。他的大名是众所周知的。”

“可不是吗，他五年前在汉普郡买了一个不小的农庄。大概你已经听说他妻子惨死的事儿吧？”

“我想起来了，这使他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但是我不知道详情。”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个案子会找到我头上，要不然我早就把摘录给做好了。”他朝着椅子上的一沓纸指了指，“实际上，尽管这个案子曾轰动一时，但案情却相当简明。被告有趣的性格还是遮掩不住确切的证据。这是验尸陪审团的观点，也是警察法庭起诉的观点。现在该案已移交温彻斯特巡回法庭审理，我害怕办这个案子费力不讨好——我能发现事实，华生，但不能改变事实——除非找到新的、意外的证据，否则我的客户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你的客户？”

“哎，我忘了告诉你了。华生，我也染上你那种倒着说的糊涂习惯了。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笔迹粗犷而又书法老练的信，写的是：

克拉里奇饭店 10月3日

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走向死亡而不竭尽全力去挽救她。我不能作任何解释，也不想去作任何解释，但我确知邓巴小姐无罪。你知道事实经过——谁会不知道呢？此事已成全国性新闻。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她说话！正是这种不公平，几乎让我发疯，要知道这个女人善良得连一个苍蝇也不忍心拍死。我将于明天11时来拜访，不知你能不能在黑暗中寻找到一线光明。也许我知道什么线索而自己未曾意识到它，但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都可以为你破案所用，只要你能救她。把你平生所有的能力，都用来办这个案子吧。

尼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就是这封信，”福尔摩斯敲出来他早饭后抽完的一斗烟灰，又不紧不慢地装上一斗烟丝，“我正在等候这位给我写信的先生。至于故事情节，你来不及一下看完这么多的报纸，要是你对这个案子在逻辑方面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简要地为你解说一下。在我看来，这个家伙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金融寡头，同时也最暴躁易怒、最令人恐怖。他娶了一个妻子，也就是这次悲剧的牺牲者。关于她我只知道她已步入中年，家中有一位年轻活泼的家庭教师负责教养两个孩子，由于现在的女主人风韵不抵当年，这就对她很不利了。这三个人是故事的主人公，地点在一所古老的庄园宅邸，那里曾经是英国政治史的中心。悲剧发生的经过是：女主人被人们发现在离宅子近半英里的园地上被一颗手枪子弹打穿了脑袋，此案发生在晚上，她身穿晚礼服，戴着披肩。附近没有发现武器，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谋杀的线索。身边没找到武器，这一点值得注意，华生。谋杀好像是在夜晚进行的，尸体在11点钟被护林人发现，在抬回家之前被警察和医生检验过。这么说或许有点太简短了，你能听明白吗？”

“情况很明白，不过为什么要怀疑那位女教师呢？”

“首先，有确凿的证据。在她的衣橱的底板上面发现了一支发射过一颗子弹的手枪，口径与尸体内子弹相同。”这时他两眼发直，拉长了字音强调道，“在她的衣橱的底板上。”然后他又一言不发了。我看出有一条思绪已经在他脑中活跃起来了，这时打断他的思维是不理智的。突然，他又回过神来，“是的，华生，手枪被发现了，足以定罪了，是吗？两个陪审团都是这样认为的。

“咱们得承认，这个不幸女人的思维很深沉很精细，所以揭示她的阴谋不那么容易。我看，在咱们办过的案子里还没有比这个更能表明扭曲的爱的可怕。在她眼里，不管邓巴小姐是她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情敌，都是同样不可原谅的。很明显，她把她丈夫用来斥退她表现感情的那些粗暴的举动和言辞都归罪于那个清白的女士了。她下的第一个决心是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决心是千方百计使她的对手遭遇比马上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现在咱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所采取的各个步骤，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头脑相当地精明。她很巧妙地从邓巴小姐那儿弄到一个条子，使人看来好像是后者选择了犯罪的地点。因为急于让人很快发现条子，她做得太过火了，到死手里还拿着条子。就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更早地引起我的怀疑。

“然后她拿了她丈夫的一支手枪——正如你所看到的，宅子里有个武器陈列室——留给自己用，而把一支相同的手枪在当天早上放掉一颗子弹之后塞进邓巴小姐的衣橱。然后她来到桥头，设计好这个极其精巧的办法消灭武器。当邓巴小姐来赴约时，她就竭尽最后的力气把她的仇恨倾泻而出，等邓巴走远之后完成了她的那个可怕的任务。现在每一个环节都一清二楚了，锁链也是完整的，报纸也许会问为什么一开始不去到湖里打捞，但这是事后诸葛，谁都会说。再说这么大的苇塘也无从下手，除非你明确地知道要打捞的东西和打捞的位置。得了，华生，咱们总算是帮了一个不平常的女人的忙，也帮助了一个势力强大的男人。而且将来他们还很有可能联合起来，那么金融界会发现，内尔·吉布森先生在那个传授人间经验的伤感课堂里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