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普顿在心中积郁许久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后，他立刻写了一封寄往哈佛大学的信，信中充满了各种肮脏不堪的词汇，对着杜安教授就是一通破口大骂。
然后康普顿又致信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物理学会，向《物理评论》编辑部提出要求，他要撤回自己去年十二月底投稿的那篇论文。
他把论文重新整理一番之后，请人帮忙翻译成德文，转而寄往了柏林的《物理学年鉴》。
……
整个大洋彼岸的北美洲，收到本期《物理学年鉴》的，不只有芝加哥大学的康普顿一个人。
作为康普顿的死对头，哈佛大学的杜安教授也同样收到了这本期刊。
但因为此时他正一门心思扑在实验室里，想要尽快找到康普顿论文的荒谬之处，所以还没来得及打开杂志，看看世界上的物理学同行们又有了哪些新的发现。
直到两天之后，他收到了康普顿从芝加哥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的文字污秽不堪，开头就劈头盖脸地对着自已一顿乱骂，把自己骂成了瓦釜雷鸣、尸位素餐、不学无术的碌碌之辈。
杜安一头雾水，心想，康普顿这人到底在发什么神经？
在信件的最后，杜安才看到了康普顿让他去瞧瞧最新一期《物理学年鉴》上的一篇文章，看一看固执的他是不是比普朗克和爱因斯坦还要聪明，还要正确。
其实杜安也不是什么草包，他不让康普顿的论文发表，并不是因为他不支持论文中所引用的光量子假设，恰恰相反，他是美国最早支持光量子假设的物理学家之一。
自从密立根用精准的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用光量子解释光电效应的正确性之后，杜安紧随其后，在1921年亲自指导手下的两名博士研究生，用X射线法重新测量计算了普朗克常数。
所以当杜安看到康普顿信中说，有一篇被量子之父普朗克和光量子假说的提出者爱因斯坦同时看好的论文，他当即就让秘书找来了最新一期的《物理学年鉴》。
此君虽然同样不会德语，但也同样能通过符号、公式和示意图这些物理学界的通用语言来猜论文的大体内容。
他也同样认出来了题目下署名的，应该是个中国人。
杜安找到正在珀西·布里奇曼的指导下撰写博士毕业论文的叶企孙，问了一个和康普顿同样的问题：“叶博士，你是否知道，贵国有这么一位叫做Chen Muwu的物理学家？Muwu（move）这个名字，读起来就知道，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注定要研究物理的人。”
叶企孙就是之前帮杜安测定普朗克常数的两个博士研究生之一，他是1918年的庚子留美公费生，今年写完毕业论文，就将要启程回国了。
去国多年的他，自然也不知道陈慕武是国内物理学界如今正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于是很诚实地摇了摇头说道：“很抱歉，杜安教授，我已经很久都没收到国内的消息了，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先生。”
杜安点了点头，像是在对他说话，又像是在在自言自语：“难道，这一次真的是我错了？”
叶企孙是清华学堂出身，这所学校建立时的地位就是留美预备学校，为了把学生送到美国留学，所以英语自然也就是唯一的一门外语。
他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的大老板，也不能像吴有训那样替他翻译德语论文，尴尬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之后，就只能悄悄地退出了杜安的办公室。
……
原本在十九世纪末，欧洲才是物理学实验的中心。
但随着美国越来越有钱，他们想要在科学上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心情也就更急切。
于是美国佬们投入了大笔资金，修建了一个又一个有先进器材设备的实验室和有大口径望远镜的天文台，做出来的结果和观测也就比欧洲的穷表哥们更为精确。
从麦克斯韦用八棱镜测光速和用干涉仪得出光速不变的结论，到密立根的油滴实验和精准光电效应，再到杜安的这个精确普朗克常数测定，以及康普顿所做的散射实验，物理学的实验中心就这样一步步地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大陆。
这样一来，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又没有钱，又有大把空闲时间的物理学家。
就像卢瑟福话里说的那样，“正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必须努力思考”，他们把富裕出来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理论研究当中，使得理论物理一波又一波的**，出现在了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大地上，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达到鼎盛。
美国大学虽然财大气粗，但终究是根底不足，所以才会一直秉持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想法，不惜花大价钱请欧洲的知名物理学家们到美国各地作巡回讲学。
曾邀请过的名家，包括洛伦兹、普朗克还有去年的爱因斯坦，以及今年的阿诺德·索末菲。
作为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学院的院长，索末菲虽然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却是世界上获得物理学奖提名次数最多（81次）的物理学家，也是教导过最多物理学奖得主的人。
索末菲本人对物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来的精细结构常数α，无数鼎鼎有名的物理学家，都为137这个数字而感到着迷。
泡利临死前，因为自己住进的病房房间号是137而感到精神振奋；而爱丁顿更是137神教的忠实信徒，他认为精细结构常数1／α的倒数，必须是也必然是137。
当他看到新一期的《物理学年鉴》时，索末菲刚好在斯坦福大学，为明天的演讲做着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