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隋唐的司法制度
隋唐是中国司法制度发展过程的一个转折点，法律律条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脱离原来的原始痕迹，趋于人性化，司法审理制度也趋于制度化和程序化。隋唐司法制度成为后世的模板。
1．法律内容
在隋之前，律令烦苛是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自秦以来，严刑峻法精神，一直是司法的主导思想。虽然汉朝以儒家经义解释法律的方式对此有所缓和，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自三国以来，法律再趋严苛。各种名目的酷刑流行，动辄陷入死罪，而且法律条文烦琐，缺乏分类，遵守和执行都不方便，只是为官吏滥用法律提供了便利。隋文帝建国后，制定《开皇律》，本着改变法律烦苛的精神，对以往的法律进行了重大修订。后来隋炀帝再修《大业律》。鼎革之后，唐朝在隋律的基础上制定《贞观律》和《永徽律》，以及对律条的解释《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基本上都遵循了删繁就简、废除苛法，走向法律专门化的原则。
《开皇律》删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枷等罪1000余条。唐律进一步减死罪92条，改较重流罪为徒罪71条，宣布废除自古以来的兄弟连坐之法。将法律分为9类，第一为《卫禁律》，是关于维护皇帝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规定；第二为《职制律》，是关于官员失职处理的行政法规；第三为《户婚律》，是关于婚户田土等主要在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第四为《厩库律》，是有关国家仓库和马厩方面的行政法规（唐朝实行府兵制，而且主战兵种是骑兵，所以，对马厩和仓库特别重视）；第五为《擅兴律》，是关于军队的法规；第六为《贼盗律》，是关于偷盗抢劫和危害国家的罪行如何界定和量刑的法律规定；第七为《斗讼律》，是关于斗殴的刑事处分规定；第八为《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作伪的刑事处分规定；第九为《杂律》，凡是不能归在上述类别的犯罪，统归在这里。这样的分类比起现代的法律当然是粗糙、缺乏系统的，但在古代世界，已经是相当精细的了。唐律其他的篇目还有《名例》（司法总则）、《捕亡律》和《断狱律》，主要是讲司法原则和规定。
2．司法原则
隋唐时期的司法原则大体是“五刑”、“十恶”和“八议”。
“五刑”即五种刑罚的方式。对犯人的处罚，原则上限制在这五种形式上。五刑为笞、杖、徒、流、死。其中死刑分为两种，一是绞（保留全尸），二是斩。笞刑就是用笞条抽打，为刑罚中的最轻者，从10到50分为五等。杖刑即是用竹杖和木杖打屁股，从60到100分为五2等。徒刑即为关押服劳役，最低为1年，最高为3年，也分为五等，每等之间相差半年。流刑即为流放，分为1000、1500、2000里三等，刑满即在流放地编户落地。流刑以下的刑罚，均可以用钱来赎。死刑分为绞、斩两种，由于中国人一向有保留全尸的观念，所以量刑以后者为重。
“十恶”是十种重大的犯罪行为，一般不许赦免的，分别是：一为谋反，即图谋推翻王朝政府的行为；二为谋大逆，即毁坏皇家陵园、宗庙和宫殿的行为；三为谋叛，即私通外敌和背叛朝廷投降敌人的行为；四为恶逆，即殴打和谋害亲长的行为；五为不道，即特别残忍的犯罪行为，比如杀死一家非罪的三口人，肢解人和行妖术害人等等；六为大不敬，指对皇帝的不尊敬和恶意冒犯；七为不孝，即对亲长的忤逆行为；八为不睦，即殴打和谋害亲属；九为不义，即杀害长官和师长；十为内乱，即**和强奸亲属。我们注意到，十恶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其核心是强调对违反忠、孝道德和破坏伦理秩序行为的惩罚。
“八议”是指八种对可以减轻刑罚人的特别关注。这八种人犯了法，在审判时需要经过特别的审理，并且享受减免刑罚的对待。其一，议亲。亲，指皇帝和皇后的近亲。其二，议故。故，指长期跟随皇帝的故旧。其三，议贤。贤，指有大德行的人。其四，议能。能，指有大才艺的人。其五，议功。功，指有过大功劳的人。其六，议贵。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有爵位一品以上者。其七，议勤。勤，指有大勤劳者，即有过特别勤政经历的人。其八，议宾。宾，指“承前代之后为国宾者”，即前朝退位者的直系后裔。八议的精神，就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亲贵可以减免刑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贵族制的残余。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八议的范围却并不严格，除了“亲”有特指之外，其他七项，具有非常大的弹性。何者为贤，何者为能，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标准，这就给皇帝和权贵操纵枉纵罪犯留下了余地。
3．司法过程
唐朝地方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设有专门的杂佐官员负责案件的审理。州一级有司法参军和司户参军，县一级有司法佐和司户佐。前者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后者负责民事案件的审理。由于司法是地方政务的重中之重，地方长官一般都要管司法，负责检查案件审理的情况，是否有冤屈、是否有积压等。司法工作的好坏，也是地方长官政绩的主要指标。由于司法事务所占地方政务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长官对案件的审理过问越见3频繁，发展到最后，基本形成了以地方长官为主，以专门司法官为辅的地方审理结构。到了两宋时期，大多数的案件都由地方主官来审理了。
唐朝中央一级的审理机关是大理寺，司法行政机关是刑部。遇到重大案件，御史台也要以监察机关的名义参与审理。有的时候，御史甚至可以审理和处理直接涉及官僚机构的案件。
由于那个时代侦查案件的手段有限，而且受平时捕盗事务的干扰，所谓刑事案件的审理，往往就是刑讯。
一般来讲，凡是杖以下的罪，县级的审判即为终审；徒刑以上的罪，县级的审理为初审；徒刑以下的罪，州的审理即为终审。流刑与死刑罪的审理，要报请尚书省刑部复核，死刑要奏报皇帝批准，才能定案。大理寺负责审理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和百官犯罪案件。特别重大的案件，须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联合审理，被称为“三司推事”。但地方在捕盗的时候，则另当别论。一般来讲，在追捕盗贼的过程中，有所杀损是可以被允许的。州县的官员在这种时候几乎都可以擅自杀人。唐宣宗时，李行言为泾阳令。一日追捕一伙劫匪，劫匪躲入一个军人家。李百般索要军家都不肯交人，李一怒之下，连军家带劫匪五六人统统抓出，一起杖杀。此事为皇帝得知，李反而受到嘉奖。（《唐语林校证》卷2）显然，尽管到了官僚制的成熟期，地方官的司法事务还是带有强烈的捕盗、维持治安的性质。
无论何种案件，只要当事人不服，可以逐级上诉，由州到刑部，再到三法司（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直至告御状。
衢州人余长安，父亲和叔父二人均为同郡的方金所杀。余长安时方八岁，立誓要在十七岁时报仇。到了十七岁，果然杀了方金。大理寺判余长安死刑，衢州刺史抗命，说余氏一家，已经有两人遭横死，现在却要杀一孝子，不合理。并引用《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复仇”之义，为余辩护。当时的刑部尚书和宰相置之不理，余长安终于伏法。在此，禁止私相复仇的法律精神得到了贯彻，司法趋于成熟，汉代以经学断狱的积习得到了遏制。（王谠：《唐语林校证》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