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科举制度(1)

科举制度是隋唐制度变革的关键,也是隋唐制度的标识。从此,中国的官僚制走上了通过考试补充人员的道路。这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一个过分超前的制度因素。正是这一因素,确保了中国传统官僚型帝制的个性。科举制是隋炀帝的创造,隋炀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很不好,是出了名的暴君,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以考试取士就是他的一大创造。

1.科举制度的科目

隋唐科举科目先后有变化。隋朝四科取士,进士科为主。到了唐代,科举考试日趋完善,其设置过的科目前后不下几十种,不过,常设的科目不过数种,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明史等。此外,还有特殊时期设置的开元礼科、道举等。这些科目的设置,既反映了某种时代的“习好”,也反映了那时政府对各方面专业人才的需求。

不过,科举虽然科目设置比较多,其中除了秀才科由于期望过高,考试过于严格,取人太少,唐初就被停止以外,实际上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常见,其他的科目大多处于萎缩状态。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以农为主,政府一般又不参与经济管理,政府事务对专门化的要求不高,只要综合素质好,具有相当智慧,就足以应付政务,在仕途上也往往就混得比较好,反之,那些对某一专业特别擅长的人,却往往长期沉积在类似刀笔吏的位置上,得不到发展。

(1)明经科。

明经科顾名思义,就是考儒家经典的科目。唐代将儒家经典分成三类,一类为大经,有《礼记》和《左传》;一类为中经,包括《诗》、《周礼》和《仪礼》;一类为小经,《易》、《尚书》、《公羊》、《殼梁》属之。其中《论语》和《孝经》是所有应试者必须充分了解的常识性儒学知识,是必考的内容。

考试的方式分为帖经和墨义两个程序。先考帖经,即将一段经文贴上一句,让你将之填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填空”。一般贴十条,能填上六条为及格——中上,七条为上下,八条为上中,十条满分——上上。然后考墨义,类似于默写。也是考十条,等级分类与帖经同。最后考策论,即对时务的议论看法。考试按成绩分四等录取,分别授予从八品到九品的官阶。

策论是每个科目都必考的,往往形成一定的套路,几科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几乎没有人不会考,也没有人通不过。而帖经与墨义则是看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相对来说,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考生只要将有数的经典背熟就行了,不仅考试容易,录取的比率也比2较高,每年大约有10%~20%的录取率。

明经科的存在与发达,表明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对儒家伦理的依赖。汉代的察举制通过举荐和考试两道关口来贯彻这种意识形态。经过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国家的儒气有所减淡。隋唐统一,传统意识形态开始恢复。统治者显然明白,儒家伦理对稳固统治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事实上,不仅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就是每科必考的策论,也充斥了儒家气息的说教。当然,由于唐朝的李家皇帝,冒充传说是道家经典《道德经》的作者李耳的后裔,所以对道家、甚至道教情有独钟。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一度将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改为《道德经》,唐玄宗还开过道举。但是,从总体上看,考试内容上儒家伦理的统帅地位并没有动摇。当然,明经科的发达,还跟它的考试内容相对容易有密切的关系,一种既合乎正统道义,又方便过关的人事考试,注定是有生命力的。

(2)进士科。

进士科是从隋朝以来最受重视的科目。其来源据说是《礼记,王制》。《礼记》很多篇章是后世儒者对理想制度的描述,“进士”估计也不例外。从隋朝到唐初,此科主要考策论,以文辞华美为胜。后来增加帖经和杂文,帖经只是加了一点儒家经典的内容,而所谓的杂文,则是指带有讽喻性的带韵美文。中唐以后杂文改为律诗(五言排律六韵十二句),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和挑战性。进士科考试相比明经来,要难得多,录取的比率也低得多,每科不过1%~2%的录取率。所以俗语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说的是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并不算晚,而三十岁考取明经已经算老的了。

虽然进士难考,但终唐之世,士之有为者,大多趋之若鹜。屡败屡战者有之,前赴后继者(父子相继)亦有之。关键是这种考诗赋的考试,能考出人的文字修养和文学才能来。一旦考中,则为人所推崇。律诗,尤其是排律,是对文识意境、文学修养、诗歌音韵以及文字技巧都要求比较高的一种诗歌形式。好的律诗,不仅意境悠远,文辞清美,而且读来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做好诗,不仅要有精深的功夫,而且必须有点天才才行。由于进士考试的带动,整个士林,乃至整个社会都对诗歌重视起来,朝野流行律诗,连酒楼妓馆,也传唱不绝。这种社会风气,反过来又影响到科举考试,以至于后来的进士科,完全依律诗做的好坏取人,其他的因素都不考虑了。

进士难考,考取后也是安排做**品的小官,但以后的发展却比明经快得多。唐朝的宰相,进士出3身的人往往要占一半以上,其他的名臣和名人,也往往是进士出身。科举制越是发展,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进士出身的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士科才是真正打破门阀世族的利器。

进士与明经是经常举行的科目中,最常见的两个,都属于“常科”。除此之外,还有皇帝为某种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被称为“制科”。不过,制科出身不为人看重,而且也不经常举行,所以不再叙述了。

以上讲的是文科考试,属于科举考试的主要部分。但唐朝自武则天开始,还开科武举。武举由兵部主持,既考骑射功夫,也考武艺和负重能力。考试合格者,成为武职官员。据说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武举考试中试率也相当低,也是l%-2%,非有一身硬功夫,不能过关。

2.科举取士的过程

科举考试往往跟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密切关系。参加考试的考生,往往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即在地方和中央官办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中央的“省试”。二是“乡贡”,即没有在官学就读的知识分子。只要想考试,也可以通过所在州县报名参加。不过要先通过县和州的两级初试,合格后,再到京师参加省试。

从理论上讲,除了工商子弟、犯过法的人以及小吏之子,都可以参加考试。但是,有资格、有能力进官学,尤其是中央一级学校学习的人,往往要占很大便宜。不仅可以免去多次考试的麻烦,而且可以直接接触到达官贵人、诗家名流,受最好的教育和指点,领略最新的诗风,在考试中大占便宜。

省试(因是尚书省主持故称)开始由吏部主持,后来改为礼部副长官主持。礼部因此而设贡院,考试、判卷均在贡院举行。因此,主持考试者又被称为“知贡举”,一般都由当时最有文名、持重老成者担任。考试每年春天在礼部的贡院举行,时间以一日为限。考生须准备一天的饭食和饮水,以及文房用具。时间一到,还可以点上三支蜡烛,等这三支蜡烛燃尽,若考生还不完稿,那就只能抢卷了。对于录取的考生来说,主考官是他们的座师,而判卷的考官则被称为房师,往往备受礼遇。到了后来,科举中人所谓的老师,就是指录取他们的房师和座师,而真正授业的老师,反而被忽略了。礼部考试通过,考生就获得了出身,即进士资格,但要想做官,还得参加吏部考试。

吏部考试相对容易一点,但带有很强主观性。其内容为:书、判、身、言。所谓书,就是指书法,字写得不好的人,不能通过考试;所谓判,即指4官方文书的草拟;所谓身,指身材和相貌,长得有缺陷和过于其貌不扬的人也很难通过。据说,有个叫方于的人因缺唇,连续十次都通不过。所谓言,是看考生言辞是否流利。事实上,吏部考试往往考的不是才能,经常会有一些相貌欠佳或者言辞不利的人被淘汰。据说韩愈就连过了三次才勉强过关。

唐玄宗时,杨国忠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经常拿朝政开玩笑。据说他曾经亲自主持吏部选举,把考试当儿戏,看见身材矮小的就派去做道州参军,因为道州人矮子多,见到大胡子就派去做湖州文学,以湖噱胡。(王谠:《唐语林校证》卷5)

3.唐朝科举考试的隐性制度因素

通过考试取士,能否将真正的人才取进来,对于这个制度的操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隋朝二世而亡,真正实行科举制度的实际上是唐人。为了保障制度的充分有效,唐朝上下都花了不少心思,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属于制度以外的东西,但人们一直这样做,借以弥补制度的不足,所以被称为隐性制度的因素。

取士质量,是考试制度成败的关键。骆宾王起草《讨武璺檄》,文采飞扬,被骂的武则天听了后,认为将这样的人才流失(没有取来),是宰相之过,实际上是科考之过。显然,录取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考官的眼力。唐朝重视诗赋,可是,历来对诗的判断都是很难的,不仅有主观好恶的问题,还有考生临场发挥的问题,完全有可能,一个公认的才子,到了考场却考得一塌糊涂。所以,唐朝的进士考试一般是不糊名的,卷子是谁的,完全清清楚楚,录取时不仅允许参考考生的“平时成绩”,而且考官还要经常跟名流保持接触,以了解诗坛的新动向,听取已经成名诗人对举子的意见。小说.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