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作为民间学术团体，按照社章规定，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社员（包括个人社员和团体社员）缴纳的常年社费、社员特别捐助及社外机关团体个人捐助及政府补助费。[80]揆之史实，社教社经费来源有个时间段变化，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社员年费是经费收入的主要来源，年会所需经费从第二届年会起，由会议承办方政府给予全额补助，特别捐助和政府补助费亦时而出现。抗战期间主要是政府补助费及借支捐款，社员社费所占比例低至可忽略不计。战后复员，社教社通过社员总登记、招收新社员等举措，社员年费收入有所回升，但主要来源仍以教育部、江苏省政府补助费为主。
社教社作为民间学术团体，作为社教界的全国性团体组织，其经费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本社为私人组织之学术团体，一切经常开支，全恃社员社费维持。”[81]社员缴纳经费是该社日常支出主要经费来源。社刊《社友通讯》上，时常可见该社催社员缴费的通知。
图1-4 社教社催缴社费通知（1932、1937）[82]
图1-4展示了1932年、1937年的两份催缴社费通知，实际上，这种通知在《社友通讯》上比比皆是，1947年《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根据新修正社章收费标准，事务所刊登新额度的“催缴社费”通知：“凡社员未缴纳三十六年度常年社费者，依章普通个人社员缴一万元，普通团体社员分五万元、十万元、二十万元三种，由该团体社员自行认缴。即希早日寄下为荷！”[83]除去在《社友通讯》公开催促，社教社还以理事会的名义，直接给社员个人寄函，催缴社费。下面是社教社理事会给张伯苓的催费信函及收到的回复：
径启者：先生应缴二十五年度之社费弍元，敬希早日惠下，以济社用，为荷！此致 张伯苓先生（中国社会教育社启 1936.10.9）
附敬启者：兹奉鄙校长伯苓先生嘱，邮上国币弍元，为缴纳二十五年度社费之需，敢请查收，便赐回据为盼。此致 中国社会教育社（校长办公室 1936.10.15）[84]
实际上，从社教社成立以来，理事会对经费筹措很是积极，征求永久社员，向各省市教育厅局请求补助，还专门制定了《收受捐款办法》[85]，可惜整体效果不佳。“本社的经济基础薄弱，一头不能罗致相当人才专心一致来主持推进社务，一头也没法进行需要相当经费的事务”，“社内的穷相，实在难以形容。有时简直一文钱也没有了，而《通讯》依旧要出，报告必得要印，各种开支不能稍缓。‘钱没有了，怎么办’、‘办了再讲！’这种公式的谈话，我们是说惯了的。俞庆棠先生曾捐助过二百七十二元，原来是指定作基金，有一时实在没法，只好动用一下。又有一次，又没有钱了，总算承高践四先生厚意，捐助一百元，维持若干时。陈礼江先生代理总干事以来，主张从两条途径去开源：一、征求永久社员，增厚基金；二、向各省市教育厅请求补助。前者，略有成效，总算有全体社员百分之二三答应。[86]后者，有的不复，有的诉说困难，只有三省应允补助自六十元至三百元不等，可是二省都附有条件‘一次为限，不许再来！’因为经费困难，所以专任干事一直挨到半年以前才聘请，致送最低的待遇为原则的”。[87]为了便于边远省份社员缴纳社费，1933年3月15日，理事会第七次会议专门通过决议分区聘请专员就地代收，如广东省，“贵省方面代收员，业由本社聘定贵省教育厅督学徐锡龄及省民教馆职员雷华强二位先生担任，嗣后各位社员社费可径缴徐雷二先生代收”[88]。1935年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报告经常费部分按照本年度预算，收支相抵尚差720.11元，“故一切开销只有力求节省，虽一纸一墨，亦不敢随意滥用。最近接到河北教育厅来函，从本年度起，允许每年补助本社经常费三百元，因此本年度设无特别支出收支或可相抵”[89]，可谓困窘至极。
面对经费支绌问题，有不少社员出谋划策，“本社成立以来，对于经费的筹措，也很注意，但尚无积极的进展，我们应该多多参考他们的方法，迎头赶上去。最好能即在社会教育上着眼，自己能办起一点生产事业，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办法，实为最妙。还有请教育行政机关每年予以补助，也很要紧。我们知道：教育部每年补助儿童教育社有1000元，江苏教育厅每年补助中华职业教育社24000元。我们也可援例呈请，以抒艰困”[90]。常务理事赵冕希望得到各级政府支持：“实则本社既是全国性质的学术团体，中央政府似乎更应当给予物质上的援助。对各省市政府，我们希望能给我们常年补助费。”[91]第四次理事会上，有理事提出“本社二十一年度预算不足之数应如何弥补之审查报告案”，大家讨论后的决议即“请求中央党部暨教育行政机关与社教机关补助及社员特别捐补充之”。[92]揆之史实，社教社以“本社以经费支绌而事业诸待兴办”呈请教育部补助常年经费，呈文如下所示：
窃本社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职志，成立以来，业经五载。社务进展情形暨历届年会概况，迭经呈报钧部在案。曾以经费支绌而事业诸待兴办，呈请准予补助常年费在案。兹因本社自第四届年会以后，各项事业亟待进行：与河南省教育厅及洛阳县政府合设之洛阳实验区，除积极推广民众基础教育外，并注意于国民经济建设，以全民造产为实验事业之中心。与广东省教育厅及国立中山大学合设之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为倡导自力更生教育，正在举办乡村青年训练及普教试验。努力虽居于一隅，影响实广及于全国。本年度社务要项：如进行农民生产训练班之实验，以提高农民之生产知识与兴趣，增进农民之生产技术及能力，藉谋促进国民经济之建设；如进行小学兼办民众学校之实验，期能求得小学兼办民校最经济之具体办法，以供推广施行；又如调查全国农村经济之实况及趋向，俾作研究农村问题之参考，及设施教育者之依据等项；均在次第进行。惟本社原有经费，多赖社员常年社费，而社员多从事下层教育工作，待遇菲薄，社费之收入殊少。举办此种实验及调查工作，非有充足之人才经费，殊难有成。用敢沥陈实情，并拟呈各种计划及预算，恳祈俯赐察核，惠予扶持，准自下年度起，拨给常年补助费，俾本社社务得以进行顺利，实为公便！（下略）[93]
没有资料显示社教社的这次申请，教育部是否如愿拨付常年补助费，但以社教社高调行事风格，与教育行政机关、其他团体的往来均登载《社友通讯》广告天下，从这个角度推测，这次向教育部“援例呈请”没有后续报道，应该没有成功。除向教育部申请常年补助费，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再次“请推员向各省教厅接洽补助费案”，会议决议公推俞庆棠、彭百川、朱坚白、赵冕四人向江苏省教育厅接洽，其余区域由常务理事办理。[94]会后，社教社理事会以常务理事俞庆棠、梁漱溟、赵冕三人联衔的方式，向各省市教育厅（局）、社会局申请补助费。“本社成立至今，教育厅补助有四处，浙江一百元，山东三百元，云南六十元，广西四百元，惟云南言定每年补助”[95]。1935年2月，接河北省教育厅来函，“从本年度起，允许每年本社经常费三百元”[96]。社教社向各省教育厅（局）发出的函文如下：
径启者：本社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职志，成立以来业经五载，社员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余人，分布全国各省市，其中服务与籍隶贵市者为数甚多，曾以经费支绌而事业待兴，函请贵局补助常年经费，已蒙赐察，兹因本社自第四届年会以来，各项事业均力事扩充，在旧有之实验区内，除积极推广民众基础教育外，并注意于国民经济建设，以全民造产为实验事业之中心，新创之乡村教育实验区，为倡导自力更生教育，正在举办乡村青年训练与普教试验，其他如赞助部颁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六年计划之实施，赞助各省市举办公民训练，倡导设立中等程度之乡村民众学校，研究民众补充读物之编辑与改良，研究我国文盲之百分比，进行农民生产训练之实验，小学兼办民众学校之实验，及辅导各地社员之服务与进修等，均在次第进行，努力虽常局于一隅，而影响自广被于全国。查本社原有经费，多赖社员常年社费，第以社员多从事教育下层工作，待遇菲薄，社费之收入殊少，遂致社中事业日增而经费益感支绌。素仰贵局倡导社教，奖励学术，不遗余力，用特沥陈经过，重申前请，恳祈优惠有加，准自二十六年度起，慨拨常年补助费，并将是项补助费，列入全市教育经费预算内，俾本社社务，得以进行顺利，至纫公谊。此致 上海市社会教育局局长潘[97]
从社教社函文中“重申前请，恳祈优惠有加，准自二十六年度起，慨拨常年补助费”等用语上看，之前社教社曾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过补助费，或许不止一次。上海市社会局接到公函后，秘书沈寿昌向潘公展局长作出“关于中国社会教育社请拨常年补助费一案，拟请批饬，径向市政府请拨，是否有当”的请示。数日后上海市社会局给社教社如下回复：“查本局领支教育文化费，年来以市库支绌，均经遵照市政府令饬，按照原额列支，除原有各社教机关补助费外，因无它款可资增拨，关于贵社请自二十六年度起，加拨常年补助费一节，碍难照办。”[98]直截了当拒绝了社教社“常年补助费”的请求。抗战期间和战后复员时期，因社员分散各地难以联络、恢复，教育部、地方政府补助成了社教社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了筹措经费，社教社不遗余力，利用各种渠道来筹款，为扩展实验区事业、建筑该社图书馆，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请求庚款补助费：“本社为国内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之大本营，凡关于中外一切社教文献，自不能不多多搜集，以供参考。近亦函请该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中美庚款补助临时费二分之一。按该会分配款项之规定，对图书馆事业最愿赞助，本社请款，不知是否有望？”[99]未有资料显示结果如何。
当然，除去筹集经费四处碰壁的蹭蹬，亦有社会各界给予支持的利好消息。如该社为了“恢弘事业，巩固社基起见”，第二届年会第二、三号提案均论及该社社址应在首都建筑，两案合并审查会议就“本社社址应在首都建筑，并应组织建筑筹备委员会，以利进行案”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决定在南京购买固定社址。[100]第六次理事会通过“社址建筑委员会”[101]名单，专门负责“在南京市中山门外购买基地50余亩拟建社所，地价悉由各理事临时垫付”。[102]因建筑社所需款甚巨，经理事会决议向社会各界募捐，并经第10次理事会会议，通过该社二十三年度临时费预算案[103]，拟定筹款办法[104]，成立募捐小组主任组长、理事事务所向社会各界募捐，募捐队分区主任及队长名单如下表所示。
表1-10 社教社社址募捐队分区主任、队长名单一览表（193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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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理事会从社员中遴选中各区域的教育行政、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等名流组建成募捐队伍，以期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来募捐。从《社友通讯》上刊登的“捐款志谢”[106]和事务所发布的《大会经过》[107]看，募捐有一定的收效。1935年，社教社还募得模范省山西省绥靖主任阎锡山200元、第12集团军司令徐次宸（名永昌，笔者注）100元的捐款，陈士宏1000元、钮永建与黄梅仙夫妇合捐300元等（如图1-5所示）。
图1-5 社教社事务所刊登捐款志谢（1935）[108]
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1934年年底“已购妥五十余亩，尚有三十余亩，正在继续交涉中。上月底我社常务理事俞庆棠、赵步霞二氏亲自前往，再度勘察，预期在本年度内，全部购竣”，并向社友描述美好愿景，称社址所在地“毗临京汤大道，与中央农业实验所东西相望，与总理陵园南北对峙，四望邱陇起伏，风景绝佳，他日社址落成，各社员赴京游览者，可以此为藏修息游之所”。[109]可惜的是，社款募捐却一波三折，难尽如人意，社教社的设想[110]终是“空中楼阁”。截至1935年3月16日，“共计收到捐款4392.01元，与预定的二万元相差尚巨”，理事会无奈采取权宜之计，“请建筑委员会积极计划，约工程师划定全部图样，会同常务理事商定后，先就其中建筑一角应用”。[111]但随后出现“当地有人故意阻扰，本社拟定之区域内，尚有二十余亩地未能收买；而未能收买者，适为建筑最适当之处。因此建筑不易进行，现在已请齐兆昌工程师设计，拟俟市政府准予备价征收后，再行开始建筑”[112]。1935年11月，社教社理事会发布社务报告，结束社址捐款[113]。1936年1月，总干事长俞庆棠在第四届年会上报告社务时，专门就捐款数额及支出情况做出了如下说明：“各社友及热心社教人士的捐款亦达八千三百九十二元，除陆续还出社基借款四千零三十元外，尚存现款四千三百六十余元，至社地图则尚在计划中。”[114]1936年10月，第16次理事会会议决定，该社已参加学术团体联合会（由中国科学社等40余家团体组成）会所建筑（报名费150元，一间办公室建筑800元），“本社所购中山门外基地自行兴建社所，暂缓进行，所购基地请钱安涛、高践四二先生计划经营”[115]。1937年5月，社务报告中有“报名费一百五十元，已于去年十月份汇交。兹因联合会所之建筑工程业已兴工，关于本社预定办公室一间之建筑补助费国币八百元，自接来函催缴后，亦已按数汇寄南京大行宫中国银行收入该户”[116]。揆之史实，时至1936年5月14日，事务所再次发布《结束捐款启事》[117]，由此可见捐款在此期间仍在断断续续进行中。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购置余下亩数不了了之，联合会所连同之前买下的50余亩地皮遭战火涂炭，5059元的地价募款，连同950元的联合会所预定办公室费用，均打了水漂。战后复员时期，1947年第五届理事会会议有理事提案“本社南京地亩生产事宜请推定专人负责进行案”，决议“推请吴福祯、钟灵秀、童润之三先生设计进行”，采取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加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2+1”组合。[118]可惜的是，1948年年初，钟灵秀患急症去世，该决议究竟执行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会议还就“谋巩固社基”是否继续筹募基金进行表决，决定以“壹万万元”为目标，推定俞庆棠、刘季洪、刘平江、陈礼江、王公度等人为筹募委员，陈礼江为召集人，组织基金筹募委员会。[119]笔者尚未发现后续进展资料。
社教社的经费支出，主要用于事业活动费、支付职员薪金、日常事务及特别支出。如第一年年会召开时，理事会决定：“本年年会为我国社会教育界破天荒之第一次，故不得不备有相当之盛典，以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按筹备委员会之预算，最低限度需费三百元。在本社成立伊始，经费正感拮据之时，此宗款项之筹备，深感困难。最后筹备委员会与本社事务所商量，由事务所津贴半数，并商请浙江省教育厅补助半数”，最后年会总支出351.34元，浙江省教育厅补助150元，由事务所支出。[120]1932年中国社教社收支如表1-11所示。
表1-11 社教社收支对照表（193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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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11可知，1932年度中国社教社总收入1644.81元中，社员会费（包括个人和团体）共计1030元，占总收入的62.62%。但就社员数690人（每人2元）和团体社员25处（每处5元）计算，社员常年经费应为1505元，缺口475元，佐证社员会费存在不少拖欠问题。教育厅补助400元，占总收入的24.32%。这两项为收入大宗。该年支出为1049.12元，印刷以398.48元占支出第一位，俸给349.80元排第二位，邮电与川旅项占支出榜单第三位、第四位，与社教社该年在杭州举行第一届年会有关。
1933年社教社借款3800元，并争取到政府补助款1460元，在该年度收入中，社员常年社费906.2元，约占总额不足12%。该年最大一笔支出为5059.9元，为购买社址而用，该年结余234.04元。因为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的洛阳实验区开办，社教社多了一项固定支出，该年补助实验区350元。[122]当然，因为购买社址，社教社该年的收入与支出的状况不是常态。从1932年、1933年社教社的收支对照表看，社教社成立两年来，尽管经费紧张，但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每年尚有少量结余。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届年会经费为750元，所需经费概由山东省教育厅供给。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社教社无需再为举办年会埋单。第三届在河南开封举行，河南省教育厅补助了1000元；第四届在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召开，其万元经费预算由广东省政府和中山大学补助，其中“广东省政府拨付10420元，中山大学补助1973元，总支出10892.74元”，年会结束后尚有少数结余。[123]从年会经费来源来看，从第二届年会开始召开地政府的补助逐渐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教育社“政学两界的沟通”的努力卓有成效。
表1-12 社教社二十三年度经常费预算一览表[12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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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中所列预算，是1934年8月1日至1935年7月31日期间，即第三届年会刚刚举办结束，河南省教育厅补助的1000元会议费，尚有114.85元的结余。该表收入门预算中专门列有“社员补交欠费”，罗列了自该社成立三年来各地社员所欠会费1611元，社刊中经常可见催促各地社员补充会费的告示。
表1-13 社教社二十五年度收支对照表（经常费）[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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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统计的是1936年12月至1937年5月期间的收支对照，半年内社教社仅有社员社费（442元）和政府补助费（771元）两项收入入账，加上1936年11月的结存47.05元，半年来社会教育共计经费数为1260.05元；从支出看，印刷和邮电（共298.93元）支出比较突出，事务所干事叶岛予以解释：“社友通讯第六卷第一、二合期刊行‘对于目前社会教育的意见’专号，原是想带往青岛年会开幕时分发的。现在会期既已展缓，只好改由邮局寄递各地。”[126]除去薪给，社教社支出洛阳实验区补助费300元最为大宗，明显看出此时社教社的事业核心点。
抗战期间，因社员分散各地难以联络，收入项目中“社费”大减，二十六年度（1936年7月—1937年7月）该社经常费收支对照表显示，该年收入1537.34元，包括政府补助费（757元）、借支捐款（700）和上度结余（76.34）及社费（4元），战前该社的重要经费来源的“社员年费”仅占总收入的0.26%，可以忽略不计。1938年8月至12月，这种情况依旧在持续，1599.80元总收入中，政府补助费上升至1200元，社费仅为4元。[127]战后复员后，社教社的经费收入中社费份额有所回升，教育部、地方政府补助占主要来源。
表1-14 社教社三十五年度经费收支对照表[128]
表1-14是社教社1946年7月1日起至1947年8月8日期间的经费收支对照表，收入栏中教育部1946、1947年度的补助费合计为6000000元，占总收入的68.47%之强。相对抗战期间来讲，社员社费收入有所提升。支出项目中，为践四研究所费用支出540000元，“本社为纪念高践四先生毕生从事社会教育之精神与事功起见，特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联合办本所。本所于二十五年九月开始筹备，迄今行将一年，在此期间，以院社两方面均未筹拨充足之经费，既无专人又无专款，因而工作进展甚缓”。为了推进工作，社教社特支出540000元经费，奈何物价飞涨，这笔钱对社教社规划的践四研究所工作计划[129]所需经费，实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综之，社教社的经费来源经历了社员会费为主，逐渐向政府补助为大宗的过程，期间有四处碰壁的筹款蹭蹬，时时紧盯社员催促社费的尴尬无奈，也有地方政府、国立大学慷慨资助年会费用的欣慰认同。政府补助成为民间学术团体经费主要来源，是否影响其“独立之精神”，一直为学界所质疑。但对于要打造“政教两界合作平台”的社教社来讲，政府补助增多意味着对其事业的认可、理念的认同，这也是社教社数届理事会之所以坚持向教育部、各省市教育厅函请“常年补助费”的原因所在。社教社深谙社会教育作为学制外的教育形式，争取中央、各级政府对其增加投入，发展事业，为其正式进入学制的前提，其策略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效果。就社教社数年的支出来讲，量入为出，每年或季度、月份收支结算略有结存，但整体经费始终处于支绌困难状况，影响到了社教社的事业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