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四本关于民国社会教育的专著，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更不曾想到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与上一本《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用尽洪荒之力的艰涩相比，写这本书却格外酣畅淋漓，那种“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感觉，伴随始终。
这本书的由来，颇有几分峰回路转、云舒霞卷的意味。2015年11月初，学术会议上偶遇学长储朝晖，读博士期间他高我两级，多有交往，他聊起正组织人马做“民国教育社团史”，问我可有社团推荐，可有兴趣加入。我当时已接下浙江大学田正平老师的征召令，承担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撰写任务，无暇他顾。回来后，和学生李媛说起此事，觉得中国社会教育社很值得一做，她正开始攻读教育史的博士学位，自告奋勇尝试一下，我们一起讨论了框架，并和储师兄做了对接。李媛开始频繁往来国家图书馆，社教社四次年会报告和《社友通讯》是大宗资料来源。按照丛书规定，要以时间为维度呈现社团发展脉络，大纲几经修改，资料日多，她却日益焦虑，为写不出新意反复纠结。我当时正陷入《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煎熬中，对史料仅能草草浏览，提议不妨从经费、社员发展、政策参与等方面试试，至于如何进入，如何兼容现有框架，却难以给予多少实质助力。后来，因开题压力李媛中断尝试，社教社研究出师未捷，悬空搁置。储师兄再三希望我能接手，不善于说不的我只有硬着头皮，答应等书稿完成后试试。2017年3月结束《民国社会教育研究》书稿创作，我正式进入社教社专题研究，经过月余资料阅读梳理，恍然发现，如果没有对整个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整体把握，没有对其时社会语境的深切体会，就难以理解社教社中的其人、其事，更难以进入它搭建的政学两界的公共话语空间，换句话讲，如果没有经过十多年学术铺垫，面对社教社，或许我一样束手无策。此时，方才明白这个选题对初涉社教研究领域的李媛来说，是多大的困难所在，她听我说起这些感受，半开玩笑地讲幸好她勇于放弃，没有毁掉社教社这个好选题，兜兜转转，一年半过去了，再次遇到，便是“不早一步，不晚一步”的恰逢其时。
实际上，真正使我下定决心来做这个专题，是在《民国社会教育研究》最后一章写作之时。拟框架之初，我想尝试一下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学科制度化建构，主编田老师力排众议，认为“这一章我意是要的，而且，写得好可能是全书的亮点”。写作过程中，一些问题一直在心中萦绕：社教界人士为什么近乎执拗地打造政学两界的公共平台？为什么要将其学术社团定位于联络沟通？为什么如此纠缠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地位之争？谁掌握着这个政学两界共同平台话语权？社教社的核心理事又是怎样通过这个平台，将全国范围内的社教机构、乡建团体整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力量？而这种社会力量又是如何影响中央、各级政府及基层社员的？对整个社会教育的发展趋势有何影响？普通社教工作者、基层社教行政人员是怎样使用及评价这个平台的？这些问题关涉到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社教社专题研究势在必行，而对参与其中的人物和活动进行更为细致、深入分析，解心中疑惑之余，或许还可以突破“国家—民间社会”简单框架，对民国时期政治、教育与学术中的权力关系作出具体而准确的临摹和刻画。实际上，后一种追求，于述胜教授早在2005年就谈起过，那时，我正纠缠于博士论文写作，这种高见，于我，只是听听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社教社作为社教界的学术团体，从1931年5月开始酝酿，同年底成立，抗战期间工作断断续续，1947年复社，事业开展集中在1932—1937年，按照历史分期实难展现其辗转腾挪、披荆斩棘的历史面貌。我第一步所做的，便是重新厘定框架，按照社教社的“原本模样”谋篇布局，不敢亦不能因外在框架而削足适履，失了敬畏初心。专题化考量与储师兄规划相去甚远，如强行放入必突兀了整套书的完整风格，亦是我不愿不想的。此时，储师兄麾下已兵强马壮，罗致30多人的庞大研究团队，远非2015年的十余人同日而语，我不习惯大兵团作战，自请辞去。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念这段学术合作上的缘起缘寂，以及由此催生出这本计划之外的专题研究。
社教社于我，是“熟悉的陌生人”。尽管从博士论文选题就进入民国社会教育领域，与社教社的核心社员如俞庆棠、孟宪承、赵冕、陈礼江、高阳等，四届年会，合办的洛阳、花县实验区等“打过交道”，但七鳞八爪，散落在不同的知识板块中，且之前不管是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专题研究，还是社会教育长时段考量，我更多地关注的是“怎么做”，甚少去涉及“为何做”，它们也从未如此集中在一个资料谱系中。从这个平台进入，突然发现，或轰轰烈烈，或细小入微的社教社事业背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人物一个一个粉墨登场，异彩纷呈。在这个政学两界共同打造的社教共同体中，话语权争夺的背后，绝非简单的地域、学缘、理论体系、实践逻辑之间的纠缠，更有学术与政治、派系之间的博弈。随着探索日深，发现社教社不仅仅是社教界的各路精英集聚之精神家园，还是大多数民国教育界的知识精英啸聚的江湖，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晓庄师范的陶行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和江问渔、中华儿童教育社的陈鹤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中华书局的舒新城、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大夏大学的邰爽秋等，都与社教社有着深浅不一的关系，蔡元培、吴稚晖更是被社员大会公选为荣誉社员。通过这个视角，再看社教社的年会，比如第二年年会中心问题提案拟定，五组草拟提案的出台，其背后不仅有梁漱溟与晏阳初隔空开战，梁漱溟与国立中山大学的庄泽宣、古楳、崔载阳短兵相接，乡村教育派分脉络清晰浮现；更隐藏着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尚仲衣被驱赶，孟宪承、郑晓沧奔走相助的学术与政治的博弈。我为发现事件背后的“人”兴奋不已，更被他们对社教事业的情怀深深吸引。有了事件背后的“人”，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密码，以往碎片化、漂移的知识板块得以拼接、黏聚，史料渐有融会贯通之势，似乎不再那么需要刻意以求，它们便会自动联结一样，我逐渐体味到做系列研究的妙处。
2017年5月正式动笔，春节假期初稿完成，再到4月初定稿，其中虽有数次因各种杂事中断，但整体还算流畅。印象最深的，是春节假期，家人都回了河南老家过年，我一个人在北京，每天两点一线，简单而忙碌。过年期间的英东楼格外清静，从大年三十到初二，从早上8：00到晚上11：40，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再次核对了社教社上千名社员的次章，并列出4个长短不一的表格，将繁复不已、不断变化的五届理事会中的理事、候补理事名单及他们在1932—1938年期间18次理事会议出席情况、主席、承担的主要社务一一厘清，一张复杂、纵横交错但清晰的人物关系谱系图自然生成，而一直隔开我和中国社会教育社之间的那层面纱，悄然滑落，结语部分自然流淌笔端。那种笨功夫带来的成就感，足以抵挡一切学术独行的寂寥。
实际上，这本书写得酣畅淋漓的背后，不仅仅是十多年的资料积累、自我努力的结果，更有外界助力加持，跨度两年的《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学术历练，主编田老师的当头棒喝，直接助我“打通任督二脉”，眼前一片豁然开朗。书稿结束后，我不仅信心百倍地开启了社教社专题研究，更挟余勇调整博士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教育研究》的篇章布局，以《国家塑造与社会变革：1895—1949年社会教育研究》为题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如果说人一生中只能遇到那么几个能够塑造我们学识和培养研究兴趣的人，那么我是足够幸运的，前有导师王炳照先生指明方向，春风化雨，恩师走后，又得遇田老师提携后进，耳提面命。两位老师共同之处，都要求我不要着急，就一个选题稳扎稳打，做深做透。能回报老师的，唯有谨记叮咛，化为践行，谨慎走好下一步，愿来日可期。
初稿出来后，我习惯性地打印出来修改。老爸主动请缨，要帮我校对错别字，不忍心他每日操持生活之余，还要看这些不大通俗的文字，便以“还是初稿，比较粗糙”婉转谢绝，我以为他就此偃旗息鼓。一次偶然机会，发现早起的老爸戴着老花镜，正在灯下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看打印稿，被我发现还有点不好意思，说看我每日匆匆，特别想帮上点忙。他和老妈退休后远离家乡，蜗居京城，带外孙女，操持家务，为我腾出尽可能所有的时间。我知道，老爸把他当年未实现的学者梦寄托在我的身上，他虽不言，我亦能懂。小女周周是个古灵精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她已习惯妈妈的写书形象。春节期间，千里之外的电话那头，4岁半的周周会一边接电话一边给姥姥姥爷传达信息，“妈妈写书很开心”。平日里，只要不出差，每日清早去幼儿园的路上，是我们难得的亲子时光，她会悄悄和我分享很多小秘密，说等她长大了，要发明一个会自动下载妈妈脑子里想法的机器人，帮妈妈写书，妈妈只用在家休息就行，小姑娘的天真、体贴让我时常动容；外子李会先博士承担了周末大多数带娃任务。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为我潜心于有兴趣的事情做了坚实后盾。
北师大历史学院是我博士后期间工作两年的地方，古道热肠的杨共乐院长，一直关注我的成长，为我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我的第一本专著《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有幸被列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丛书”第3辑，出版后先后获得北京市第六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得到学界的一些认可，我知道，奖励背后，更多的是对这个高平台的肯定。这本书再次有幸被列入史学丛书系列，唯愿不负知遇，敬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周随东先生、原桂叶女士。
周慧梅
2018年4月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