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仅是文艺界的大事，在整个中国当代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接孕育了1958年的“大跃进”，也为后来的“**”扫平了道路。可以说，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中国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极“左”时期。
因此，要说明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必须先说说“反右”运动的一般情形。毛泽东在1957年时这样回顾1956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23]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从“反对个人迷信”入手，首次揭露了斯大林滥杀无辜的暴政，也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识。此举在国际上产生极大震动。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无异于一场大地震。就在这一年，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相继发生：6月，波兹南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批准武力镇压，酿成流血悲剧，局势更为恶化，迫使奥哈布自动让位，完成了和平过渡。同时，匈牙利也发生政局动**。在布达佩斯出现的骚乱，10月间向全国蔓延，最终招致苏军出动坦克镇压。苏共二十大以及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波匈事件”，当然也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应。而中国知识界面对此类事件的表现，无疑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怎样避免在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在中国重演，便成了毛泽东所严重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内部，1956年也颇为特殊。1月15日，北京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北京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正式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北京市的“喜报”。不仅仅是北京市，在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被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反冒进”的声音新年伊始即很强劲。刘少奇、周恩来都一再强调“反冒进”。毛泽东后来这样说当时的情形：“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24]薄一波对此也有这样的回顾：“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25]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有了“双百”方针的郑重提出和“反右”运动的迅猛展开。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这一方针。
“双百”方针的公开宣布，应该是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向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作的一次报告。这篇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公开发表于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此外，陆定一还提出了“自由”这一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将“自由”阐述为“双百”方针的应有之义：“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双百”方针提出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观望与疑惧的态度沉默着。一方面，他们确实从这一方针中受到了鼓舞。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陆定一的报告、关于这一方针的媒体宣传，使他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诚意。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敢贸然响应，而是担心其中隐藏着“一放；二收；三整”这样的政治谋略[26]，所以，他们选择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不说话，沉默地抵抗”[27]的局面。
为了消除顾虑、打破沉默，推动“鸣放”运动的展开，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了“双百”方针。3月8日，他又邀请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艺界代表进行了座谈，指出“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他在批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侵害时，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设问：“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3月12日，他在会议讲话中仍然强调：“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4月9日，《文汇报》发表了周扬的《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专门阐述了文艺界的“双百”方针问题。4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正是这种对“双百”方针的竭力倡导和紧锣密鼓的鼓动，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百花”时期。“双百”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所提出的一项“具体策略”。虽然陆定一将“独立思考”“辩论”“创作和批评”以及“发表”“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解释为“双百”方针的应有之义，但他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很显然，“鸣放”的权利只局限于“人民内部”。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更是为“双百”方针规定了六条政治标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28]
迄今为止仍在贯彻的“双百”方针，从来都有着相当严格的政治标准。[29]这些限定性的标准使其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论——“无论是对这一方针的制定者、施行者，还是被施行者来说，问题的症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否意味着对‘价值多元’的合理性的承认？确立能参与齐放的花，和能合法参与争鸣的‘家’的标准是什么？这标准由谁设立和解释？在当代中国这一语境中，政治和学术（艺术）的界限、‘人民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如何确立？是先确立其是否属‘人民内部’的身份才能获得‘放’和‘鸣’的资格，还是视其‘鸣’和‘放’的内容来确定其是否是‘人民’？”[30]实际上，严格的政治标准，特别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香花/毒草”“有利于/不利于”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经在根本上解构了“双百”方针之“百”字的应有含义。
1957年4月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开展整风运动。4月27日，经过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便在全国展开。在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的第18天，即5月15日，毛泽东便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秘密文章，向党内高层打招呼，说明准备“反右”的意图。与此同时，鸣放仍在继续。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论调突变。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开始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运动。“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事实上变成了一场“引蛇出洞”、充满着政治策略的“阳谋”。仅止1957年10月，全国就已划出右派分子数十万人。
文艺界的“反右”运动，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早展开的方面，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31]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27次会议，重新批判“丁、陈反党集团”，这次批判，还涉及了冯雪峰、艾青、罗烽和萧军等人。对于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他们的历史问题。1958年第2期《文艺报》还出版“再批判”专辑，重新发表丁玲等人发表于延安时期并且同时及后来不断遭受批判的《“三八节”有感》等文，同时发表林默涵等人的“再批判”文章，以指证他们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32]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双百”方针所鼓舞起来的“百花文学”的批判。“双百”方针颁布后，文学界虽然不无观望与疑虑，但是，他们毕竟深受鼓舞，加之毛泽东的不断推动，以及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勇敢的探索，从而与其他领域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实践共同构成了“反右”运动中周扬所批判的“新的五四运动”[33]。紧随而来的文学界的“反右”运动，使得在这期间有所表现的人几乎都成了“右派分子”。
文艺界的“反右”运动，不仅意味着当局绝不会兑现“双百”方针所允诺的“自由”，更意味着文学空间进一步的逼仄，意味着更加“左”倾激进的文艺指导思想取得更加稳固的地位，并且在此后的文艺实践中，以更加急迫的姿态来进行其所构想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实践。这一点，周扬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对于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性讲话《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得非常清楚。这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的长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它以否定文学的“自由”、扼杀作家创作个性为核心，以政治实用主义的诡辩为方法，在文学思潮、理论、创作诸方面给作家套上了一系列精神统治的枷锁。“双百”方针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