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经历“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重大挫折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进入调整时期，文艺政策也相应有所调整，特别是在几次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有关领导人作了一些比较开明的讲话，相对前一时期又形成相对宽松的创作局面。在“反右”运动中遭遇重创的知识分子“干预现实”的**又开始“死灰复燃”。但直面现实的作品却极少，更多的作家选择了借古喻今和借古讽今的方式，历史题材成了文学抒发现实关怀的主要场地。6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它们以1961年春天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为发端，相继有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顾母绝食》《鲁亮侪摘印》、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广陵散》、徐懋庸的《鸡肋》、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李束为的《海瑞之死》等。这股短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潮流一直持续到1963年的春天，数量达四五十篇之多。这批小说多出自老作家之手，比起“百花”时期直接揭露社会矛盾的那批青年作家，老作家们显然更多地采用象征、影射等手法，以曲笔来表达情感。
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是创作主体与历史对话的原则。但这种对话不能**裸地把历史事件直接写成现实的政治斗争。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批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尚能妥帖把握这一对话原则。文本中的历史事件固然有其现实影射意味，但现实的影射不等于政治影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象征，[13]借历史事件来传达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忧患意识。例如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写诗人杜甫经历“安史之乱”后回家的情景，一路上诗人眼见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不禁感慨悲叹。作者显然借此传达对经历“大跃进”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严峻的社会现实隐忧，曲折地表达人民的呼声。对底层民间疾苦的关注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写老年贫病交加的杜甫携家人流落湘江岸边，与贫苦的渔人、下层义士相濡以沫，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忧患民生多艰的同时也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照底层民众反思自我的思想倾向。杜甫从底层民众身上“看到许多过去还没有人道过的新的内容”，“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好像白头发里又生出了黑发”，“觉得自己爱人民的心远远赶不上渔夫们爱他那样的朴素、真诚而又实际”。
对知识者自身现实处境、心灵状态的关注是这批小说更为重要的思想价值所在。这些作品往往通过刻画古代那些正直、有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形象，寄托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通过悲悼他们坎坷的人生境遇，伤时哀世，曲折传达身处莫名政治灾难中的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世之叹，也隐含着对献媚谀上之世风的嘲讽。例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鲁亮侪摘印》，李束为的《海瑞之死》等。总之，这批出自老作家之手的小说以曲折的笔致多多少少传达出历经磨难的五四知识分子的独立情怀。也正因为如此，不久，这批历史小说及其作者就受到严厉的批判，陈翔鹤、黄秋耘、徐懋庸等人在“**”中都遭到残酷的迫害。
这批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色，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努力摆脱当时公式化、概念化的流弊，没有将人物作为政治品格的符号，而是立体地写出他们的血肉和魂灵。例如陈翔鹤《广陵散》中嵇康的形象，既写出他蔑视礼法、桀骜不驯、慷慨赴难的独特个性、高洁人格，也写出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普通人的一面。尤其是嵇康赴洛阳前与妻子曹氏的话别，平淡中见深情，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另一面。徐懋庸的《鸡肋》中曹操的形象也复杂丰厚：既胸怀宽广、志向远大，又不无狭隘之心和个人意气；既怀有民生之忧，又存在很强的一己私欲。这批作品语言平实、朴素而不失凝练，叙事畅达、明晰，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是这批短篇历史小说中最为突出的。
陈翔鹤（1901—1969），重庆人。曾是五四文学社团浅草社和沉钟社的主要成员之一，1949年前出版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等，1949年后少有作品问世。《陶渊明写〈挽歌〉》创作于1961年。其中对生与死的思考突出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叙事的中心是个体的情绪、心境而不是承载时代主题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主人公陶渊明所处的社会现实更多的是通过他个人的境遇、感慨投射于文本中，例如小说这样描写陶渊明写《挽歌》时的心境：“活在这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至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里固然有对“讲述话语的年代”社会现实的影射，但作者更属意的是陶渊明对世事的厌倦中所显露的一种孤独的精神状态，和对死亡的豁达中表现出的无奈、苍凉的心境。尤其是作者接下来写到陶渊明在静夜里默诵自己写就的《自祭文》中“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最后几句时，“一股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漫到了他的眼睫间来。这时他引为感慨的不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还有他整个艰难的一生”。不难看出这正是老作家本人的“夫子自况”，表现了一个有良知的谦谦君子在政治斗争旋涡中的悲凉心态。对死的豁达并非意味着对生的弃绝，对世事的厌倦也并非意味着对世俗生命形式的否定。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写陶渊明亦耕亦读、其乐融融的日常乡居生活，相对于名利场中角逐的颜延之们和故作高深、装腔作势的惠远们，这样的生活无疑更接近生命的本真。老作家表达了对一种平易、淡泊的世俗生命状态的向往，这在当时的确是“空谷足音”。[14]
相对而言，写于1962年的《广陵散》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指涉更加明显，小说叙写魏晋易代之际“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不事权贵、特立独行，得罪司马氏宠臣钟会，最终为其所陷害的故事。作者盛赞嵇康的那种“刚肠疾恶”“不堪俗流”“非汤武而薄周孔”、反抗名教礼法的品格，也欣赏嵇康对朋友吕安“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的赤诚。导致嵇康被害最直接的原因是他被牵连进所谓吕安“挝母案”，这原本与嵇康毫无关系，但嵇康不顾自己的险恶处境为吕安申冤：“这件事我不能不管，大丈夫做事是不能这样畏首畏尾，卖友求荣的。”即便嵇康与山巨源（山涛）之间也存在这种“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的高洁的默契。嵇康虽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山巨源得此书后不仅不生气而且还向他的客人们夸赞嵇康的书信乃“绝代妙文”，嵇康闻之非常感动，并坚信自己死后山涛定会照顾自己的家人。这样的描写显然含有对现实社会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浪中的世态人心的强烈影射。嵇康的死无疑是小说叙事的中心，尤其是嵇康死前在刑场上从容抚琴，弹奏千古绝唱《广陵散》，这是嵇康人生的结局和**，也是小说的结局和**。作者用“《广陵散》绝”预示这种旷代高远的人格在现实中的缺席。《广陵散》无疑意味着作者对死的思考的深入。如果说《陶渊明写〈挽歌〉》表达的是一种个人面对纷扰的世事时遗世独立的沉默，那么《广陵散》则意味着在沉默中爆发，折射出深受五四洗礼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艰难时世的心灵强音。
这两篇小说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思考，引起当时知识界热烈的共鸣，其不被时代文学规范所容也是意料中的事。《广陵散》被认为有替胡风、丁玲、陈企霞等“反革命、右派”作家呼冤叫屈的“苦心”，招致严酷的挞伐。而《陶渊明写〈挽歌〉》仅因为小说中写到陶渊明与惠远的“庐山法会”与现实中的“庐山会议”的时间同为8月、地点同为庐山、形式同为“辩论”，就被指认是为“庐山会议”翻案，小说中的一句话“不能这样就算完结，还得同惠远辩论下去”竟被解释为现实中的“陶渊明”们“贼心不死”“顽抗到底”。[15]“**”开始不久，作者陈翔鹤就被迫害致死。
【思考与练习】
1.这期间中篇小说的基本面貌是什么？
2.《我们夫妇之间》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
3.这期间短篇小说有哪几种类型？
[1]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孙光萱：《评刘金同志对〈归家〉的评论》，载《文艺报》，1963-07-08。
[4] 康濯：《关于〈水滴石穿〉》，载《收获》，1958（4）。
[5]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载《文艺报》，1955（1～4）。
[6]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载《文艺报》，1954（2）。
[7]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8]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见孙露西、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9]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10] 孟悦：《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4）。
[11]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载《人民文学》，1957（11）。
[12] 洪子诚：《百花时代》，92～9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3] 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下册，455～45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14] 黄秋耘：《空谷足音——〈陶渊明写《挽歌》〉读后感》，载《文艺报》，1961（12）。
[15] 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下册，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