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心胸偏狭，眼光短浅，只能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其它，这种封闭者的心态，自然会让自己永远慢半拍，跟不上新变化；如果能敞开心胸，把人力变为己力，则可以在短期内速成。此为“借火可明，借水可强”之道。
曾国藩从不把自己置于狭隘之角，而是让自己心胸敞亮起来，去看到自身之外的大局，且尽可能借助一定的手段去加以吸纳和利用。这是成大事者的借法，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局况、自己的力量，正应验了“借火可明、借水可强”的兵法。
《孙子兵法》火攻篇原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
《孙子兵法》智慧破解
孙子说：火攻的形式共有五种，一是焚烧敌军人马，二是焚烧敌军粮草，三是焚烧敌军辎重，四是焚烧敌军仓库，五是焚烧敌军粮道。实施火攻必须具备条件，火攻器材必须平时即有准备。放火要看准天时，起火要选好日子。所谓天时，是指气候干燥；所谓日子，是指月亮行经“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的时候。凡是月亮经过这四个星宿的时候，就是起风的日子。
§§§63.推陈创新，才能赢得胜局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同治六年（1867）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约20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七月，第一艘局造轮船完工，费银八万两，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70华里（19弱）、顺水时速120华里（31强）。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孙子兵法》认为不活则死，因此要求新求变。
敢为天下先者，必须是有胆识之人，大胆地推陈创新，才能赢得胜局。我们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体认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似乎是寸步难行。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壕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鲍为正，援集贤之师，以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以朱、韦为助守墙壕之军，此人事也；其临阵果否得手，能否不为狗酋所算，能否不令狗酋逃遁，此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弟于人力颇能职，而每称擒杀狗酋云云，则好代天作主张矣。
意为：
凡是干大事，一半在于人尽力，另一半则是天意。比如这次安庆的守卫，壕沟深而且城墙坚固，部队稳定平静且又没有放松，这是人在努力；是不是因为一蚁溃堤，一蝇玷圭，那就是天意了。各路奔赴来的援兵，以多、鲍军为正，援助集贤的部队，以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以朱、韦为助守墙壕之兵，这就是尽人事；到了打仗能不能成功，是不是被敌人所算计，能不能不让敌军首领逃跑，这是天意。我们应该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于天，用不着去想。弟在人事方面很能尽职尽责，而每次说要擒杀敌军首领等等，就是喜欢代替上天作主张。
因此，曾国藩办大事时，尽己力为天下先。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并未得到重大的反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于仿行西法，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有系统的方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清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乱。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军，没有多大用处。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可是这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讠斤，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
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匠，加以仿造，一、二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并驾齐驱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的平定，得力于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鸿章的淮军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并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广东战船那样容易，耗银千百万，费时数十年，终清之世，犹未达到能与列强相抗衡的水准。曾国藩料事，显然不尽透彻。
不过，曾国藩逐渐在改变。头一年，他还不以为购买船炮是当务之急，第二年，他却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了。有一次，他告诉幕僚们说：
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的下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
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惟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居然造成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中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
于是华蘅芳等共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致容闳前来，认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帮助。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容闳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六万八千两。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九尺（九米多），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