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所谓“实干精神”，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是失意时要挺，绝不灰心。有一次曾国荃连吃两次大败仗，曾国藩写信去安慰他说：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少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曾国荃听了他的话，后来果然有所成就。可见“挺”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
曾国藩认为只说不做的人，最是要不得，所以他的军队中，照例不用喜欢说话的人，成为一种风气，因为只说不做，违背了“实干主义”的原则。“实干主义”是要埋头苦干，不重宣传的。曾国藩认为惟天下的至拙，可以破天下的至巧。凡是自己认定拙朴的人，才能够厉行实干主义。
也许有人要怀疑，曾国藩是一个文弱书生，为什么居然能有“实干精神”呢？似乎这种“实干精神”应该一般武夫方有。其实这种观察是错误的。
§§§38.心中总有一个“忧”字
曾国藩说：“担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陆建瀛）、何（桂清）二公之前辙，则让我父母蒙受羞辱，即使兄弟子侄亦将为人看轻。祸福倚伏之机，竟不知有什么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稍分圣上之忧。”可见曾国藩以“惧”、“勤”两字为人生方略，为做事法度。
《孙子兵法》从十三个方面分析了何以取胜的道理，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战争智慧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这是忧惧心理的表现，事实上，在没有成功之前，这种忧惧心理都是正常的。
忧己忧人是一个人良好的品性。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和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七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攻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咏公（胡林翼）不来，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杨岳斌、彭玉麟同志，而水陆路数不一，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带我出山，仍当恳带我归里”。
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荃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
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撞忧，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自曾国藩离开江西后，由于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直接削弱了江西太平军的兵力与内部团结，因此，清政府方面的军事形势始有所好转，连续攻陷了瑞州、临江、九江、建昌、抚州。但当时，分布在江西的湘军派系很复杂，有王鑫遗部的张运兰等部、江忠源系统的刘长佑等部，另外还有曾国藩系湘军曾国荃、李元度、刘腾鹤等部。由于这些统兵将领，官位相埒，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因此，这些派系各异的湘、楚军攻陷江西各府州县后，将予解散乎？抑或由谁统率？这是清政府亟待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咸丰八年（1858）四月，湘军水陆师攻陷九江后，移师鄂东，准备“东征”，进犯太平天国安徽省根据地。而安徽方面，自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将安徽省的军事责交给陈玉成。陈玉成以安庆为大本营，以攻为守，亲率所部数十万人，经常楔入鄂东，进攻黄梅、黄安、蕲州、麻城、罗田等县，其目的是“攻鄂保皖救浔”。陈玉成的军事攻势，使胡林翼指挥的湘、楚军备多而力分，特别是湘军水师，杨岳斌与彭玉麟不和，外江水师与内湖水师貌合神离，隐伏挫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