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咸丰元年(1851年)他在给友人胡大任的信中说：“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是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已非一朝一夕。”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把治军与吏治并重，说：“细察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胃，断无挽回之理。”因此，曾国藩在战争期间每控制一个地区就治理一个地区，整顿吏治，恢复地方政权，力求把它建设成筹饷基地。咸丰十年(1860年)，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希望左能够选择贤才，一同前来，“安危得失均系于此。”他还举例说，湖北省城三次克复后，地方凋敝，与今日安庆相同，但因胡林翼罗致人才，多方培养，不数年间吏治渐振。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说：“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而这些人才从何处得来呢？他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所以，人才之有无全靠当权者之发现、培养及使用得当。他在《复龙翰臣书》中痛切地指出：“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惯安于现状。”“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将颓败的官场风气与人才问题联系起来，指出：“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校，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面语无归宿。”他说：“有此四者，习俗相传，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席卷东南。对此，曾国藩无比感慨地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时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或遭遇挫折、或离职而去、或抑郁而死。而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权重，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呼吁封建地主阶级重视人才问题。他一再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有此点认识，就足以证明他的眼光之高。
曾国藩求贤若渴，他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的心情说：“我曾经说过要谋求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人才，几个月以来，我在梦里祈求他们的到来，烧香祈求他们的到来，没有片刻敢有所忘怀。”及至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事业”大有发展，人才尤为亟需。他给友人写信说：“国藩当疲惫之余，忽膺艰巨之任，大惧陨越，贻友朋羞。惟广求名将，以御寇氛；广求循吏，以苏民困。得一分则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同治四年，他走上攻捻前线，榜列《剿捻告示四条》，其中一条便是“询访英贤”。他指出：“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才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于城心腹之用。”他号召：“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酌察录用；即不收用者，亦必优给途费。”曾国藩求才，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料理官车，摘电备查”，或“圈点京报”，获取信息。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他还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求才应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及其余”。因此，他多次致书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诸弟，论述得人之道，要求他们随处留心，“博采广询”，“兼进并收”。他还嘱咐弟弟要“求人自辅，时时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阿兄”。
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他对曾国荃说：“弟常常以求才为急，但无才之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与之共事。”当时，亲朋戚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唯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看到该国贤良俊杰在位，就知道它一定会兴盛起来，看到办事拖拉，冗员比比皆是，就明白它将要被取代。善于预见军队的人也是这样。他对方存之说：“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而贤者反掉头去矣。”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
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接着他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他指出：“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徙，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故他特别强调禁大言而务实。
在确定选择的标准时，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什么是“官气、乡气”？他解释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比较起来，曾国藩更厌恶那些爱摆官架子、应酬圆通，却奄奄无气、从不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关于为官“四到”，曾国藩本人有个解释：“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溃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心叮咛是也。”这里当然仅是举例以说明。能真正做到“四到”的人，必须是“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他们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克服某些弱点，渐成大器。总之， 曾国藩选人、用人的标准主要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践履到实处。
当然，曾国藩不是不注重才识，相反，他是很注意才识的。他劝勉曾国荃说：因“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二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 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选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经过多年的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番感慨：在用人这一点上，实为万事的根本。德才二项要取其一已属很难。而要二者兼备，则极为少见。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发现和罗致人才，只是解决人才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曾国藩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用人上的“广”与“慎”，是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的。广则人才多，人才多则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广而不慎，必会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慎则使用得当，使用得当则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慎而不广，必会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同样是事业的大患。
薛福成说他“在籍办员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并说李世忠、陈国瑞在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骜诈”闻名，曾国藩对他们仍予以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曾国藩说：“求人之道，必须像白圭经营买卖那样，像鹰猎取食品那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白圭，战国时周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身兼封圻的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时候，他时时谍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曾国藩困顿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以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奄奄无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作准备。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想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等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翻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
余。”
蚨，即青蚨，是类似虫的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李竹浯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很有人才匮乏凋弊之说法，实则岩搜谷采，楚材晋用，而故山反为之一空。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在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因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炼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二）、曾国藩冷眼识英雄
曾国藩曾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世传曾国藩还颇精于相术，并著有相书《冰鉴》，他在运用相书的理论察颜闻声、评判人品方面堪称一绝。
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人评价。
《见闻琐录》“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刘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经许振孙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见树。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曾国藩能这样“冷眼识英雄，”所以在他夹袋中储藏了不少人物的档案，等到一旦需用，他便能从容地按其才能委以职务，而且一一胜任。后来和太平天国打仗，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做京官时，观察罗致人才的好处。
（三）、储收英才
人才，是世间最宝贵的。在晚清，人才似乎奇缺，龚自珍曾仰天长啸：“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想不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军，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他物色和栽培人才，选拔和推荐人才，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他给曾国藩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他都是不惮任用和举荐的。曾国藩具有世间所罕见的发现人才的特殊价值的本领，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可以说，发现人才的本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的人才的价值。《韩诗外传》说：“在能人中推荐能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知人不易，得人不易。要知人就要善察人，要得人就要善用人，不察不用，即使人才就在身边，也会视而不见。
曾国藩清醒地看到，军队能否有战斗力，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是否得当。将领选任得当，就可以使一支军队由弱应强。反之，不仅不能与日益壮大的太平军进行反抗，更重要的是无法“塞绝横流人欲，来挽回厌乱的普遍人心”。因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伊始，便将选将工作，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选将制度较为严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
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统治民众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字。不公平、不明正，那士兵们就一定不会乐意服从；不勤快，那营中大大小小的事就都会废弛而无法管理。所以第一要事就在于此。如果士兵不怕死，则战时能冲锋陷阵、效命疆场，这是第二重要的。身体虚弱的人，过于疲劳就会生病；缺乏精神的，长久了就会逃走，这又是次要的了。这四个方面看起来似乎过于求全，而假若缺了其中一条，则万万不可带兵。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则几个中得一人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物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最佳例子。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为此曾国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幕：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目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我打算将点滴微弱力量聚集起来，来保障家乡的安全。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 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行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忠君救国，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麇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最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沅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无论从事任何事业，人才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因此，历来成就大事业的人，也都是从抓人才入手的。
战国时代，燕国因为被邻国齐国打败，国势衰落，刚即位的燕昭王发誓复仇雪耻，重振国威，他的第一步策略是招揽人才。为此，他找大臣郭隗商议。郭隗说：自古以来，帝王皆有良师，王者皆有良友，霸者皆有良臣。大王若想招揽人才，可以施行下述办法：
首先是竭力礼待他人，恭敬受教，这样就能聚集比自己强几百倍的人才。
其次是向人表示敬意，倾听他的意见。这样就会聚集比自己强几十倍的人才。如果仅以平等的方式待人，那么只有与自己能力不相上下的人才到来。
如果手握权杖，横眉立目地指使人，那么只会有一些小吏。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斥责人，那么身边只会有仆役了。
昭王听后又问郭隗该向谁请教。郭隗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一位国君不惜以千金来求取千里马，他派出使者四处打探，三年后才打听到马的下落。等到使者赶到时，千里马已经死了。于是他以五百金买下千里马的骨头，带回去复命。国王大怒：“我要的是活马，你怎么买了一匹死马的骨头回来呢？”使者不慌不忙进回答：“一匹死马都值五百金，活马的价值岂不更高吗？如果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还怕好马不送上门来？”果然，消息传出后，国王很快就得到几匹千里马。
郭隗讲完这个故事，接着对昭王说：“大王如果真心要招揽人才，那么就从我开始吧。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会受到重用，那么天下比我优秀的贤士们一定会不辞千里来投靠您。”昭王于是采纳郭隗的建议，厚待郭隗，任命他为最高顾问，尊为国师。各地的贤达之士听说此事后，纷纷前来投靠。昭王广纳贤士，充实国力，不久后进攻齐国，终于雪耻。
然而，什么是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往往没有一个确定之论，许多人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人才的标准，最终必然是自误误人。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因为他长得俊美，所以很受卫王的宠爱，被任命为侍臣。根据卫国法律的规定，私下使用大王马车者，将处以割断双腿的刑事。弥子瑕因为母亲生病，
就私驾大王的马车回家探病。卫王知道此事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称赞他说：“子瑕真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病竟然忘了刑事。”有一天，弥子瑕陪同卫王游览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弥子瑕真爱我啊！把好吃的桃子献给我吃。”
若干年后，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王就不喜欢他。有一次弥子瑕因小事得罪卫王，卫王就生气地说：“弥子瑕曾经私驾我的车，还拿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在数落弥子瑕的罪状之后，就把他免职了。
从上述的实例可知，一般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很受个人印象好坏的影响。
李斯，战国时楚国上蔡人，年少时做过郡小吏，后与韩非一同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西入秦，初为吕不韦的舍人，后任为郎中，说秦王政，拜为客卿，秦王并天下，以李斯为丞相，李斯在帮助秦王政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入秦不久，就曾指出秦国当时已经有条件“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
秦国为了强国，曾任用了很多非本国的能人，秦国内部的本土贵族集团，曾屡屡掀起逐客浪潮，他们心胸狭窄，过分看重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利害。恰巧，在秦王政十年，韩国为了使秦消耗国力，不能对韩国用兵，遣使劝秦大兴水利。当此事被发觉后，秦王接受了宗室大臣的建议，下令逐客。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上书劝谏。
“过去穆公访求贤才，西边从戎族那里选拔了由余，东面从楚国的宛县得到了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请来了丕豹的公孙支。这五个人，不出生在秦国，可是穆公重用他们，因而吞并了十几个小国，于是称霸西戎。孝公采用商鞅变法的主张，移风易俗，百姓因此兴旺富足，国家因此繁荣富强，百姓都乐意为国出力，各国都对秦国亲善归服，战胜了楚魏的军队，占领了上千里的土地，使得国家至今还保持安定强盛。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攻取了川一带，向西并吞了巴、蜀，向北收得了上郡，向南夺取了汉中，拿下了广大夷族地区，控制着楚国的鄢、郢，向东占据了成皋的天险，取得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从而拆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迫使他们面向西方奉事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罢黜穰侯，放逐华阳君加强王室的权力，限制豪门贵族，蚕食各国疆土，帮助秦国完成了帝王的基业。这四位君主，都是凭借着客人的功劳。从这些事例看来，客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当时四位君主拒绝客籍人不肯接纳，疏远人才不肯任用，那就使国家不会收到富足的效果，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名声了。
“如今陛下弄来了昆山的宝玉，有了随侯珠、和氏璧，悬挂着如明月的珍珠，佩带着太阿宝剑，乘着名叫纤离的骏马，竖立着用翠凤作装饰的彩旗，安放着鳄鱼皮蒙的大鼓。这几件宝物，秦国一种也不能出产，可是陛下却非常喜爱它们，这是为什么呢？一定要秦国土生土长的才以能用，那么，夜光的珍珠不该装饰朝廷，犀角象牙的器具不该做玩赏的东西，郑卫两国的美女不该住满后宫，骏马良驹不该关满外面的马栏，江南地区的铜、锡不该用作器物，西蜀一带的丹青，不该用作彩饰。凡是装饰后宫、充满廷堂、娱乐心意、悦人耳目的东西，一定要生产在秦国的才可用，那么，嵌着宛珠的簪子，镶着小珠的耳环，东阿丝绸的衣服，锦乡的边饰，就不该进呈到您的面前。还有那些打扮时兴、姿态优雅、妖艳苗条的赵国姑娘就不该站立在您的身边。敲打着瓦钵、弹着竹筝，拍着大腿，哇哇地歌唱呼喊，让耳目感到快乐，这才真是秦国的音乐。郑国、卫国的民间歌曲，舜的韶虞，周的武象，这些都是外国的音乐，如今抛弃敲打瓦器而欣赏郑卫的音乐，撤走竹筝而选择韶虞的乐曲，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为了眼前的称心快意、适合观赏罢了。如今用人却不肯这样做，不问适宜不适宜，不论正确不正确。
“我听说，土地广的粮食就丰富，国家大的人口就众多，武器精良，兵士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河海不挑剔细流，所以能够形成它的深广；帝王不排斥百姓，所以能够兴在他的道德事业。因此说地不分东西南北，民不分本国外籍，能够四季都富庶美好，鬼神都来保佑。这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根本原因。如今您却抛弃百姓去资助敌国，驱逐客籍人去辅助诸侯成就功业。这就使得天下有才能的人都退缩畏惧，不敢向西，停住脚步，不进入秦。这种做法就叫做给敌寇武器，送给强盗粮食啊。
“物资不出产在秦国，其中值得珍贵的很多；贤士不出生在秦国，其中愿意给秦国效忠的不少。如今驱逐客籍人去帮助敌国，损害百姓去增加对手的力量，使得内部空虚，树立仇怨，想求得国家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啊！”
秦王念了李斯的书信，便撤销逐客的命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图88
择人，马胜利“组阁”的14人中，有工程师4人，经营管理行家8人，平均年龄45岁。卫生纸车间有位助理工程师，是60年代初的中专生，因为出身不好和爱提意见，未得到重用。马胜利把他请进承包班子，提升他为车间主任。这位同志受到重用，精神状态由心灰意冷，变成意气风发，一心一意抓生产。他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采取科学的办法，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的出口卫生纸超重问题，使每卷卫生纸重量下降10克左右，达到了标准，仅此一项，一年就为工厂节约了27万余元。有位女工程师敢想敢干，肯钻研问题，被提升为技术科长。她大胆实验，选用价格便宜、资源充足的废棉代替棉短绒做原料，把纸的每吨成本降低了600元，一年可节约开支66万元。
选择经营管理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呢？日本一家杂志社总结了经营领导者应具备的14个条件：
1.孚众望，能合群；2.品德高尚，勤奋，功夫过硬；3.头脑灵活反应快；4.有人情味，关心他人痛痒；5.能反映下层意见；6.严守信誉，有道义感；7.经营的思想基〖JP〗础正确，即把企业收益与职员福利连为一体；8.判断果敢，坚韧顽强；9.有进取心和独创精神；10.知难而进，敢负重任；11.对上不阿谀奉承，不搞花架子；12.不文过饰非；13.不先私后公；14.不排斥他人。日本一些企业家还认为：“过早指定某人是干部接班人加以培养的办法不高明，是赔钱买卖”，“在人事选用上，最忌急于求成”。这些择人的办法和标准，很值得我们借鉴。
成就大业的人必须有一种令“天下英才尽入吾彀”的魄力与本事，否则即使有所成就，也只能算是一隅之功。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由于清廷倚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曾国藩权大责也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因此，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曾国藩把得来的人才分为二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包括治军、治饷、冲锋陷阵等，另一种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的。对前类人才，曾国藩以实为实，即是要他们做实事，就要给他们以实惠、实权、实职。对后一类人才，他虚实兼予，即给丰厚的待遇来“养士”，同时不轻易让他们任实职。但遇有难决难断之事，也让他们发表“高见”，以示尊重。在曾国藩“养士”中，有三圣七贤之说，三圣者即吴竹如、涂朗轩辈，七贤者即邓弥之、莫子佃诸士。曾国藩诗云：“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
也许以某种精神感召，把人们聚笼过来，还算容易。而对聚笼在一起的士人怎样进行教化和使用，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曾国藩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
曾国藩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失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在曾国藩这所人才学校中，也许李鸿章得到的教益是最为典型的。
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每天早起查营，然后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 。”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既是这所人才学校的重要内容，也是湘、淮军的一个重要的创新。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佣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以金钱、美女为诱饵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
人民军队从创建到发展壮大，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在推倒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常常以劣势装备与强大的敌人斗争，因而被誉为“小米加步枪”。那些貌似强大的敌人则忿忿地称这支难以对付的队伍为“土八路”。
其实，这支队伍装备虽“土”，人的素质并不“土”。他们当中可谓人才荟萃，不但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学贯中西、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而且许多骁勇善战的将领也都才智过人。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从黄埔军校到抗日军政大学，无论环境如何严酷，共产党一刻也没有疏忽人才的培养。引人注目的是，国共双方在战场上对阵的将领，有不少是黄埔军校时的师生或同窗。
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占有突出位置。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建的革命军官学校，1924年6月正式开学，校址位于广州附近的黄埔长洲岛。在1955年授衔的我军将帅中，有四位元帅早期曾在黄埔任职或是黄埔学员，有三位大将、八位上将、九位中将毕业于黄埔。
1936年，经过长征的工农红军刚一到达陕北，立即恢复了以前的红军大学，定名为“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在6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说：“第一次大革命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1937年初，这所大学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不久，又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十二个分校。抗大前后共招了八期学员，培训了十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涌现出许多令敌人闻风丧胆、令人民交口称赞的出色将领，并且为建国后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准备了大批栋梁之材。
（四）、慎用人才
曾国藩求贤若渴，嘤其鸣矣。这方面，他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王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是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诘责，有异等者，虽卑贱，与之抗礼。”他礼贤下士，颇有周公吐握之风。《旧闻随笔》记述道：“咸丰以来，统兵大员惟公平生来未尝台坐。其每见僚属必台坐者，胜保也。台坐者，旧制，大员见小吏，居中设独坐而坐，谒者立于旁也。曾国藩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的心情说：“弟尝谓带勇需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忘诸怀”。及至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事业”大有发展，人才尤为亟需。他给友人写信说：“国藩当疲之余，忽膺艰巨之任，大惧陨越，贻友朋羞。惟广求名将，以御寇氛；广求循吏，以苏民困。得一分则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同治四年，他走上攻城前线，榜到《剿捻告示四条》，其中一条便是“询访英贤”。他指出：“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材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心腹之用。”他号召：“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酌察录用；即不收用者，亦必优给途费。”曾国藩求材，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料理官车，摘电备查”，“或圈点京报”，获取信息。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他还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求才应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及其余。”因此，他多次致书李恒、李翰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诸弟，论述得人之道，要求他们随处留心，“博采广询”，“兼进并收”。他还嘱咐弟弟要“求人自辅，时时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阿兄”。
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当时，亲朋戚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唯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他对方存之说：“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鱼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他说李六度“过人之处级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
曾国藩在举荐和培养人才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辉煌的前程，看到了光灿灿的金印和令人炫目的顶戴花翎。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练，老师何以拒之千里？”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1858)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了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不相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着着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般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
但是，有意味的是，虽然人人都说曾国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圣贤，因此，也会因为求才心切，从而有被骗的时候。天京攻陷后，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令利，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时，此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堂)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默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兵，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又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方宗诚记载说，当时有个浙江人上书给曾国藩。曾国藩认为此人有才，委任为营官。不久，知其险诈，立即革退，并在大门上悬示这样几个大字：此吾无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曾国藩主张在“广收”的基础上“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极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先前获得“有自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在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
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耗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
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曾国藩说：“不铲除荆棘，那么兰蕙也会没有芳香。不赶走害群之马，那么良驹也会短命。”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伏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逾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决，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名：“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不足为训。但口诀中提到的“端庄厚重”等等，却确是“慎用”时所应提倡的美德。
济宁味精厂生产的谷氨酸、味精，成本在全国最低，质量一流，再加上低廉的价格使得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味精厂家，纷纷与“洋”谷氨酸“拜拜”而转向济宁味精厂。
虽然，企业的决策者无一不说人才的重要，但关键是看实际行动。济宁味精厂厂长江保安瞄准了国内国际的味精市场，六下河南周口，终于搬动了闻名全国的味精生产技术的权威人士戚铭煌，而后很快组成三十二位发酵专家、教授参加的技术管理智囊团。他们为济宁味精厂的腾飞出谋划策，引进美国某公司的液氨替代尿素发酵工艺，一年就节约资金三百五十万元。
江保安认为，人才并非都是将帅之才，各个层次的人才，用得适当，用其所长，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最佳效益。他既请洋专家和国内著名学者，也注重土专家的培训。他先后投资四十多万元与山东、天津、浙江等大专院校联合办起了大专函授班和成人教育大专班，购置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实验仪器，自培大专生一百一十人，中专生近四百人，工程技术人员一百五十二人，厂发酵研究所的自培技术人员，一年多就开发试验项目十五项，有四项填补了省内空白，其中的一项用于生产，每年创效益达百万元，降耗二十多万元。
凡来济宁味精厂参观、采访的人都共同感到，这个厂人才荟萃，从上到下，人人奋发进取，绝无论资排辈的现象。你二十多岁很能干，旁人就设法超过你，不用担心谁暗地里压你、踩你。今天你表现出其方面的才干，明天，就会把你提升到某个岗位。反之，如果不行，马上另作安排，不存在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的问题。职务与才能相称，工资与效益挂钩。铁工资、铁饭碗的问题。职务与才能相称，工资与效益挂钩。宽松和谐 的人才环境。激励每个人为企业拼搏、进取、献计。厂长助理王东洋为了一项工程试车，七天七夜泡在发酵楼上，江厂长到处寻找，发现他在岗位上已累得晕了过去，心疼地把他背回宿舍。王东洋感动得哭了。很快，这位年青的大学生将全国第一个半连续发酵工艺献给了味精厂。
江保安用人有道，引来了全国三十八名大学生慕名来厂担任重要的一线岗位工作。正是靠着这支人才荟萃的科技队伍，他们创出同等质量、价格最低的主导产品，一个几年前小小的乡镇企业，一跃而成为济宁市乡镇企业产值利税双第一的大型企业，省特级信用企业。
浙江湖州市郊北港村的村办工业产值十二年里增长一百一十六倍，人们都说这个村沾了科技的光——与十几家高校、院所、企业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聘用高中级专业人才三十余名，获科技进步和星火奖六项。
北港村第一家企业是砖瓦厂。当厂长的包更富从报上的一则消息中了解到，浙江林科所高级工程师项缙农撰写了一篇废活性碳再生技术的论文，文中提及，若把建国以来砖瓦窑的废活性碳全部回收利用，能节省一个小兴安岭的木材，连日本人都在打我国废活性碳资源的主意了。包更富眼睛一亮，立即风尘仆仆赶往杭州，把项工请进了村。没住处，他为老项腾出自己新婚不久的“洞房”；缺资金，他四处求援借来一万五千元。一片诚心使项工深受感动，二话不说就带着厂里九名职工投入了艰苦的试验。
初战告捷，试验结果超过美国卡尔刚公司和日本林物株式会社的指标，使砖瓦厂效益大增。在此基础上新建的活性碳厂投产，也很快成为华东地区生产味精专用活性碳的主要厂家。 从此，包更富更是拜定了科学技术这个“真佛”。他们凭借活性碳的产品优势加入了国内最大的味精企业集团——上海天厨味精集团，又利用集团的技术优势办起一座年产五千吨的味精厂。接着，试验成功“利用废活性碳回收扑热息痛工艺”、“AGS表面活性剂”，两种产品很快形成了年产八百吨和五千吨的生产能力……雪球球就这样越滚越大，当初仅九名职工的北港村办工业，目前已发展成拥有一千五百万元固定资产、六百三十名职工、年产值一个亿、产品远销海外的中外合资企业——强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包更富说：“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用人，我们村办企业在用人上应该有更大的气魄和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