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充分利用在京师十三年的便利条件，广为交游，博览群书，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统治劳动人民的经验，为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者都曾问学于他。图14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正襟危坐于简陋的书室，认真思考，努力实践，年纪几近七十，学习还是严肃恭敬，使他顿悟修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教育曾国藩研究经学应该专一于一经，如果一本书理通，那么可以再旁及他书。倘若急于求精且博，那么一经也弄不懂。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做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引文中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用之学的简称，又称作经世致用之学。当时，“经济”的含义十分广泛，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所运用的“经济”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中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在以后写给诸弟的信中，对其治学道路则更有一番总结性的阐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兄弟之先导。”因此，他立志要在理学上痛下功夫，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及克己省复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于是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修己”的真旨和方法，曾国藩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
倭仁，字昆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命授皇帝读、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众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自己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工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几”，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