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服膺苏东坡，对苏氏兄弟、子侄的一套养心法深研再三，并劝他那位颇有刚烈性格的弟弟曾国荃以及文弱得有些柔滑的儿子曾纪泽，多向苏东坡“请教”。苏东坡究竟练成了什么特殊的“养心经”让曾国藩如此钦服呢？
那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初发生的事，苏东坡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京都前往幽居之地黄州。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这里，苏东坡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图11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
在黄州，苏东坡的灵魂真正得到了解脱。苏东坡曾经说：“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解脱，或佛道，皆始于此心的自律。人在能获得心的宁静之前(心情宁静便是佛学上之所谓解脱)，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感情。在黄州那一段日子，苏东坡开始钻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他潜心研求灵魂的奥秘。他问自己，人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宁静？有印度瑜珈术，有道家的神秘修炼法，为人提供精确的心灵控制法，保证可以达到情绪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甚至，当然是在遥远的以后，甚至发现长生不死的丹药。对于精神的不朽呢？他对寻求长生之术十分着迷。他的弟弟子由也是养心有法。子由到淮扬送兄长到黄州时，苏东坡发现弟弟外貌上元气焕发。子由在童年时夏天肠胃消化不好，秋天咳嗽，吃药不见效。现在他说练瑜珈气功和定力，病都好了。苏东坡到了黄州，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由元丰三年冬至开始。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练习打坐。他在天庆观深居不出，则是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这种功夫，反倒在道家中发展得更高深，其实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元丰六年(1083年)，苏东坡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以他弟弟为法，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但是即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的。
苏东坡在描写自己的修练时，他发现瑜珈术有很多明确的特点。他控制呼吸，似乎是脉搏跳动五次算呼吸的一周期。吸，停，呼的比率是一∶二∶二。停止呼吸最长的时间是“闭一百二十次而开，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照印度的标准，较低的限制，是大约一百四十秒。像一般瑜珈的修练者一样，他计算他的呼吸周期，也和他们一样，他自称在控制呼吸时(吞吐比例规则)有一段时间完全自动而规律。在集中注意力时，他也是凝神于鼻尖，这是瑜珈的一个特点。他也描写了一种为人所知的瑜珈感觉，在此一期间，心灵完全休息，再加上内有知觉的高度锐敏，他觉察到脊椎骨和大脑间的振动，以及浑身毛发在毛囊中的生长。最后，在他写的那篇《养生论》里，他描写此种状态的舒服，与从此种运动所获得心灵宁静的益处。6、主静
曾国藩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来遵守。由此可知，曾国藩已体悟到了“主静”的滋味了。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首先指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级”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图12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是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的呢？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在自言自语：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月不违，可以说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他是在静极中体会真乐趣的人啊！
我们这些人求静，想不同于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往来于人世，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
可见，那时的国史馆协修官曾国藩对理学已有很深的体悟了。
对于青年曾国藩性格中的摇摆性，尤其是应酬过多，交友过杂，他的老师纷纷提出中肯的批评，也帮他找办法克服“五分钟热血”的毛病。一次，曾国藩前往倭仁、唐鉴二位先辈请教如何能静下心来，不为外物所动的诀窍，两位先生不约而同，开出“静”字妙方。唐鉴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若一向东驰西鹜，有溺焉而不知，知而无如何者矣！图13
听了先生的教诲，曾国藩在日记中也写道：“余比告先生，谓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先生两言盖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如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继继续续者，即所谓缉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 曾国藩随即按先生的办法去练静字功夫，但一静坐下来，要么“游思杂念，不能自主”，要么昏昏欲睡，毫无生气。几天静不下来，曾国藩又急躁起来，又向冯树堂请教去掉浮躁之法。冯告诉他说，除静坐外别无他法，能静坐而天下之事毕矣。冯树堂还告诉曾国藩焚香静坐之法。当天，曾国藩试着“静”下去，可就是做不到，他反躬自问“焚香静坐一时，心仍驰放，勉强支持，犹颓然欲睡，何也？”但随后的几天，曾国藩着实下了一番“静”字功夫。数日后，曾国藩到冯树堂寓所谈体会。临别时，冯还嘱咐道：“须静坐，坐得有些端倪时，觉万事俱不如静坐也。”曾国藩第一次感觉冯的话“亲切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