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都离不开人才的辅助，曾国藩也不例外。
但曾国藩有自己的用人方式，他对于人才的选拔非常严格。因为他明白，只有选对了人才，人尽其才，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成事者需要人才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被埋没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漓。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了，驾着车辕，不能再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自己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磐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他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时，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他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荐得来的。为了能够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避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他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相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曾经以青蚨母子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的；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肪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交情颇深。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后来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曾国藩这时在京城结识的。曾国藩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结识并提拔了俞樾，又当他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这几人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友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曾国藩“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屑不遗余力。”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上。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其幕府中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
曾国藩用人选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最重要的八十九位幕僚中，就籍贯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
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其座上之客。就来源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架，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都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曾氏选才标准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腐败的原因，因此他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唯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乏，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用，同时还具有了“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选用“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对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
三是选用能“坚忍耐劳”之人。“坚忍”亦即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具有矢志不移的勇气。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58%。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现实状况却使他们无望通过这种途径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数字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时，他们就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曾国藩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他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强大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的重用和将士僚属的拥护。
除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选将方法，其内容如下：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左的才能，他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收用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
左宗棠于咸丰九年十二月结束了在湖南巡抚手下的幕客生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还是采纳了王柏心的建议，沿江东下投奔曾国藩去了。当樊燮京控案结案后，即涉及到了左宗棠的出路问题。此时左宗棠已有意随同曾国藩攻打太平天国，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清政府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曾国藩却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办军务的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承认，长期以来左宗棠在湘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大力支持他筹建湘军，湘军“出征”后，为湘军募勇、集饷，功劳甚大。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投水自尽未遂，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准备参劾曾国藩，“罢遣湘军”。就在他兵败自尽的当天，左宗棠却从长沙赶往铜官渚，安慰、鼓励他整军再战，雪中送炭，盛情可感。
但他又认为自己与左宗棠的思想基础不同，左宗棠言大志高，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虽说其谋略甚深，但毕竟缺乏实战经验。再者，他与王闽运发生矛盾时，左宗棠是亲王而非他。所以，清政府虽然于四月二十日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却迟迟没有上奏表态。六月三日，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曾国藩不得不慎重考虑胡林翼的推荐。
就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关系，与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统率的湘军的处境而论，权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胡林翼的请托。但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里之外，不仅开罪胡林翼，还将受到湖南官绅舆论的指责。经过反复“格物穷理”后，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在湖南筹建新军了。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推荐，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二是才德平平升迁太快的人，三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连遭弹劾，遂致抑郁而死，这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攉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弹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他们“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苦难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绝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生仇隙，这样的事例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对于人才，分类观察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就算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者，无论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其擅长之处。曾国藩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可用之处。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己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其才能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己所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一是节清持家。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这类人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其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们。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们。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都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对其肃然起敬。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实为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其未显达时，起初众人猜忌他们，待其显达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们。其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须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其人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以至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了他们的才能。但他们最终的功业足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足以使其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这类人的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这类人虽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
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这类人未发达时，为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其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明辨是非。这类人的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达到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这类人做一件事，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这类人的治理之道在于辨慧而且神速。当他们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烦冗，纠正邪谬。其弊端在于这类人会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
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文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士。文章之才可以著书立说，如司马迁之著《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舌辩之才。
十是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此类。
在利用上述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所以他就上述人才分类中的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一、“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举个例子，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但资金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才干呢？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只是笑话，而且甚至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乃至社会的动**。
二、“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自然慢慢就会受到文明教化，地方就日渐平安、富裕了。
三、“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多策善划，又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不论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他们都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通常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四、“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往往因手段残酷，反而会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五、“智意之才宜于治”：智意之才宜于用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六、“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恩，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
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其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七、“威猛之政宜于过乱，以之治善则暴”：叛扰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地方的人心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
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用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刚暴。治理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因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八、“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用劳而下困”：这类人才急功近利，命其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
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也就生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的方式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才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器，既用一个人的长处，同时要避开他的短处。以恶止恶，以暴止暴。
用人之智，用人之勇
与有德无才者相反，小人也许才华横溢，但品德却有失高尚。这样的人才要怎样使用，请看曾国藩是怎样巧用刘铭传的。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侮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子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他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军，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怎么处理这个事端，可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重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只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被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骛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所以，对于有才无德者，要控制使用。这就好像剑一样，控制好了，则为利器，控制不好，则为凶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用好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这样的人。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前边提到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开口就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端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为己所用。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因莽撞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定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心服口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诺诺退出。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乎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坚持两手都要用，两手都要硬。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了。
利义并重，用人法则
曾国藩认为，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之才，如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
打太平天国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得人，而奖励手段则又不外升官、发财二事。其时筹饷相当困难，前线人员除口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则连薪资亦并不丰厚。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弄得好也还收入不错。而文案人员薪水则出自军费，标准甚低，数有定额，仅能维持全家生活。他们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如鹜，主要是为了学点真才实学，讨个一官半职。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3%。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才会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由于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对此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他随即改弦更张。
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报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作战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分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上“才可独当一面”，在对沈葆桢的评语中又加上“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鉴于封疆大吏不得干涉清廷用人权这一原因，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椿署理江宁盐巡遭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争。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定委缺章程，使出类之才早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亦采用此法。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直到同治十年才得任实缺知县。
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保奏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荷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秦、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越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非议。其后曾国藩保奏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保奏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保奏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刘是江苏武进人，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的器重。咸丰七年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当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曾的不满。胡林翼于同年六月保奏十六人，刘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但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在曾国藩的眼里，刘是不能任艰巨任务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
除了举荐人才，曾国藩还经常为阵亡将士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以鼓励将士赴汤蹈火，舍生忘死。塔齐布的事例就很能说明曾国藩的这个用人之道。塔齐布原是湖南提督鲍起豹属下的一名守备。当时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每月总要调官兵与湘勇会操。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清德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清德，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以观，叹诧国藩为知人”。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咸丰五年七月，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亡。曾国藩为之黯然神伤，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领高级将领和幕僚离开老营抵九江营地，向塔灵沉痛追悼。接着，派人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然后送回原籍安葬。曾国藩上奏朝廷，详细奏述塔齐布在湘军创建中建立的功勋及取得的诸多成绩，并请在长沙建专祠。曾国藩还亲自为“塔公祠”撰写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曾国藩对塔齐布的功勋如此称颂褒奖，对其后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军将官十分感动。
恩威并重，不论亲疏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一体，让僚属感到自己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但更主要的是对官长负责。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官长对僚属施威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在主要是基于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相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也即是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利害关系，官长们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避害获利。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例如北周赵善做尚书右仆射，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赵）善之咎也。’”
功归下僚，罪责自己承担。不过推功与揽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某些人以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先说推功。西汉赵广汉做郡守，经常“推功善归下”。说：这是某某曹掾所为，非我所及。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东汉的刘宽为南阳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张汤也精于此道。
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人，而不是笼统的“大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您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训诫群僚。宇文察由此对他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激发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属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做出的，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传统儒学的“恕”道，既已有错在先，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推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方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但精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砀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将其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陆象先为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宽仁为政”。同僚司马韦抱真劝说他：“希望您厉行杖罚，树立威名，否则，一旦下僚懈怠起来，却没有震慑他们的东西。”陆象先说：
“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一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了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惧而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干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
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一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即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不得了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名声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了，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陆象先把大肆杖罚看成不会得一日安宁的“繁扰”的下策，以为一施杖罚就会造成“打而不胜打”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不用杖罚是“安静”、“简化”的根源，也即开始不打板子，最终也就无人可打了。其实不罚示恩的功效也在于此，它能使官与吏的关系呈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育才之本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生前事业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自己身后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对其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力，自身成长最快，也最能承接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救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统军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被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禀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的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了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然而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句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似乎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李鸿章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非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自己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湘留淮，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老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仍与曾国藩保持一致，李鸿章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虚、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着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他心里宽慰多了，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众议沸腾，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了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身边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是借以**，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的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是因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曾国藩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
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曾国藩让李鸿章切记之第二点，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己之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当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代，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恐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而后，他们又议论了办洋务之事。曾国藩强调洋务怎么办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冯桂芬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之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由于春节将近，年关临近，李鸿章不得不辞别曾国藩赶回直隶。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他的事业传人李鸿章，后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把他所开创的事业从各方面延续了下来，并加以扩大，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