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李鸿章的为官之路，他始终坚持积极主动的方针。他真心实意办理天下事务，精心打造自己的霸业根基，敢于整肃吏治，敢为天下先，大胆创新路，并且能处变不惊，做到随时准备积极突破，这使得李鸿章成为晚清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
办天下事，贵实心与虚心
作为一个每天都要处理大量具体事务的官员，李鸿章对如何处理问题自然有许多体会。在他的这些体会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办事情一定要从客观情况出发，切不可凭主观办事，亦不可意气用事。所以他在给朝廷的许多奏折中，常常先把国家的实际情况作具体介绍，然后再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他认为中国在内政外交中的诸多失误，都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密切相关。他曾经大声疾呼：“办天下大事，贵实心，尤贵虚心，非真知灼见不能办事，亦不能论事，贵耳贱目，最足误事……所愿当路诸大君予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意思是说：办理天下的大事，当然要以实心实意为贵，但是虚心更为可贵，一个人没有真知灼见就无法办事情，也无法议论事情，光重视听，不重视看，最会误事……希望当权的各位君子一定要让自己的君父了解天下中外的实际情况，不要因先图虚名而耽误了实际，囿于常识而看不到远大的目标，这样才是天下之幸事，大局之幸事。
当然，李鸿章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从他自己的经历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因剿捻失败，回任两江总督，剿捻大任落到了李鸿章肩上。李鸿章到任后，很想大显身手，然而，令李鸿章意想不到的是，他的首战竟以败北告终。
同治五年底，东捻由山东突然折入湖北，到达德安、安陆之间。东捻军首领遵王赖文光和鲁王任化邦，计划以此地为基地，在南败清军后，再联络西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军。这时东捻军正值全盛时期，经过歼灭僧格林沁，获得了大量战马，发展到十多万将士，还有赖文光、任化邦和范汝增这样久经战阵的领袖，全军上下，“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士气很旺。
但由于李鸿章迅速挥军而至，使东捻军尚未实现联络，就不得不仓促应战。李鸿章派刘铭传部和刘秉璋部进军固始、商城；派周盛波部和张树珊部分道入鄂，计划与湖北地方军会合攻打捻军。李鸿章看到安陆臼口镇一带，前有长江、汉水阻挡，后有大洪山之险，河湖港汊，山径交错，是一个使骑兵无法施展威力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安排了一个称作“臼口之围”的战役计划，具体的部署是把湘系的鲍超“霆军”摆在汉水东岸襄樊地区，防阻东捻进入川陕；调淮军刘铭传部和豫军张曜部于豫鄂边界，防东捻奔河南；调安徽巡抚英翰的皖军驻于鄂皖交界，防东捻回皖北故乡；请湖北巡抚曾国荃率6000新募湘勇作游击之师，驻军于武胜关。
1867年1月11日，东捻军主动出战，向臼口附近的沙冈集进攻，这里是清军兵力最薄弱环节，驻守者为曾国荃新募的湘勇。东捻初战获胜，消灭了湘勇四个营，并险些活捉提督郭松林。
1月26日，张树珊部与周盛波部由距德安20里的杨家河挺进。张树珊亲率约3000多人的步兵六营，中了捻军埋伏。捻军利用夜幕掩护，以数万人攻击，将张部团团围住，张树珊受伤坠马，力竭而死。张树珊是淮军一员大将，一向以勇取胜。此战失利，对李鸿章打击很大。
然而李鸿章是个不轻易服输的人。一计不成，他就再施一计，出笼了一个利用运河进行防守的计划。具体的做法是在山东运河东岸，河南贾鲁河、沙河西岸修筑长墙，阻截东捻，只要挡住东捻军使其不能进入山东，就算达到目的。
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又告失败。6月13日，东捻军就到达了山东郓城水套区。这里是山东地方军的防区，防卫力量薄弱，而且水套区原有小股起义军与东捻军进行接引，东捻军刚一进击东平戴庙，就打败了山东地方军王心安部，突破了运河东岸长墙防线，王心安营军械及船只都被掠去，济南告急。东捻军过济南，越胶莱，到达山东滨海地区，活动于烟台一带。
这里长期未经过战火，是比较富庶的地方，东捻军在这里进行短暂的休整和补充。
朝廷对此次山东重大失败十分震怒，将曾国荃、李鹤年、李鸿章等有关督抚议处。并谴责李鸿章：“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督剿捻军务，时逾半载，办理毫无起色，殊负朝廷委任。著戴罪立功，迅督诸军，驰赴山东，会同剿洗，务将此股全数剿灭。倘再任贼纵横，毫无调度，恐该大臣及该抚等均不能当此咎任，懔之！”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李鸿章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把捻军围困于山东半岛，从而制订了一个倒守运河的计划，具体方案是：
第一，以运河作为外围防线，把当年曾国藩所筑长墙由运河东岸移至运河西岸；调直隶、湖北等省地方军防守，以使东捻军不能渡过运河西岸。
第二，以胶莱河为内围防线，调淮军、东军和豫军务部于炎炎赤日之下，冒暑赶筑堤墙，并严密防守，以阻东捻军过胶莱以西。
第三，以黄河为北面防线，由崇厚、刘长佑率洋枪队把守北岸；以六塘河为南面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湘军一部把守南岸，使东捻无法过六塘南走，也无法北渡黄河。
第四，调淮军一部为游击部队，深入胶莱以东追击东捻。
这套方案的设想是：东捻进入胶东地区，由于其三面为大海所围，可谓自投罗网，应利用淮军的近代武器，将其逼蹙一隅，消灭在胶莱以东的滨海地带；万一胶莱防线被突破，还有运河防线作外围，仍可把东捻消火于山东的运河、黄河、胶莱、六塘之间。两道防线总部署兵力共十万人之多。
在具体步骤上，李鸿章主张步步为营，不急于进攻，等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时，再围而歼之。同年7月21日，他上奏朝廷说：“衡量利害之轻重，与其驰逐终年，流毒江、皖、东、豫、楚各省，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济、泰、沂、青及苏之淮、徐海各属均受其害，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胶莱河之守不密，则登莱无可扼；运河之守不密，则胶莱仍不足恃。贼踪已向胶东，事势至此，机会可图，臣意必运堤与胶莱河两防均已布定，乃可抽兵进剿，庶灭一贼少一贼，贼智自困，而兵力不疲。但求万全，不争一日。”
然而，李鸿章此计划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把捻军长期围困于山东半岛，等于把此地让给了捻军，这就遭到了山东地方势力的反对。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接受李鸿章的命令，山东地方官拒绝供给淮军粮草，胶莱河上的东军不认真防守，且随时准备让开渡口，以便东捻军离开山东。
东捻军很快就识破了李鸿章的计谋，于是，他们利用李鸿章与山东地方的矛盾，放弃了进攻烟台的计划，转而向西挺进，在胶莱河防线上猛扑。在进攻淮军和豫军的防地未能克服的情况下，沿河北走。8月19日，东捻从山东地方军王心安所守的海神庙扑过潍河。其实是王心安根据丁宝桢的暗示让出缺口，放东捻过河。胶莱防线再次失败。
此次失败给李鸿章带来了更为巨大的压力，朝廷开始对他的倒守运河计划表示怀疑，并把他交部议处，以示对他此次失败的惩罚。连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放弃运河防守计划。但是，李鸿章仍坚持己见，他在给潘鼎新的信中写道：“甑已破矣，顾之何益，惟人事乖忤，捻祸方长，中夜以思，耿耿于寐。心绪恶劣，提笔辄止，愿仍吃苦耐烦，以待事机之转。”
同时，他上奏朝廷，为自己的运河防守计划辩护。他说，运河防线是胶莱防线的外围，意在用其扼断捻众归路；捻在运河以东活动，不过是几个府州地方，如不防运，使其过河，则数省流毒，“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取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虽受**，然受害不过数省州县之地，驱过运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未便歧视”。
为了证明自己战略决策的正确，李鸿章驻扎于台儿庄，督促军部加强运河防线。在南北长达350多里的沿河长墙上部署勋、庆、武毅、铭军的一部，以及皖军、江苏军和漕运总督所辖部队；同时严令铭军和鼎军作为游击军，在捻后穷追不舍；令郭松林接统武毅军20营，与杨鼎勋部共同追剿。这样，除雄厚的防运部队以外，共有四支追剿部队，每支各有万人、战马8000多匹，与东捻周旋。
到了9月，形势终于出现了有利于李鸿章的转机。东捻军渡过胶莱防线后，本拟再突破运河防线西进，与西捻军会合，却被淮军在运河防线上挡住，几次猛攻，东捻军都未能渡过，只好在运河以东流动作战。
夏季来临，大雨连绵。东捻军的骑兵无法驰骋，而淮军的游击部队却增加了。东捻军的活动区域日益缩小，善于大兵团流动作战的长处此时变成了短处。
10月1日，鼎军在海州阿湖镇与由任化邦亲自统率的一万多捻众遭遇。捻军以2500多名精锐向鼎军猛攻，双方战斗激烈，各有很大的伤亡，但鼎军击破了捻军抢渡运河的计划。
之后，任化邦和赖文光往潍县、安邱一带掠粮。提督刘铭传、副都统善庆率马、步军32个营来追，于11月12日，在松树山一日三战，大胜捻军。当时，任化邦、赖文光所率最精锐的主力分为两路向铭军猛攻，而铭军使用新式步枪火力，将该主力截为三段，消灭了2000多人。17日，淮军在日照境内追击任化邦，东捻军人马武器损失都很大，妇女儿童掉队被俘很多。任化邦带伤和赖文光败走江苏赣榆县。24日，刘铭传和善庆部队追来，展开赣榆大战。任化邦气极，精选马、步军数万人，誓与铭军决战。
激战中，捻军叛徒潘贵升乘乱杀死任化邦。任化邦是捻军最强悍、最善战的猛将，至其因遭暗算而死，东捻精锐损失殆尽，捻军老战士因新丧领袖而士气沮丧。
东捻在山东昌邑、潍县、寿光和胶州之间运动盘旋，企图迷惑敌人的穷追方向。李鸿章严令铭、鼎、勋、武毅四大军穷追不放，使赖文光无法摆脱。12月15日，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杨鼎勋的武毅、勋、鼎军在胶州小南沟之役大败捻军，捻首秦王赖成龙战死。24日，淮军又在寿光南北洋河、弥河之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时，铭、勋、武毅三军尽弃辎重，轻装前进。捻军因河流阻隔，运动困难，被迫在赖文光领导下，背水一战，马步配合，排列十余里。然而淮军武器凶猛，先用炮击，使捻军骑兵首先受损。接着，淮军分几个方向以步骑配合猛冲。郭松林又亲率小枪队精锐包抄捻军后路，展开近身肉搏战。捻军高级将领也手持武器与淮军进行肉搏，结果捻军仍是大败。此役捻众被杀两万多人，被俘一万多人，被掠马匹两万多，东捻主力覆灭，赖文光凫河率残部千余人逃入江苏境内。
1868年1月5日，遵王赖文光和魏王李蕴泰率部下千余人突过六塘河防线，但抢渡运河却没有成功。当他们沿运河东岸南下时，到了扬州境内，又被淮军华字营迎击。赖文光见大势已去，便怀揣檄文，投入了淮军将领吴毓兰的军营。檄文中说：“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余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惟祈鉴核，早为裁夺是幸！”
至此，东捻被李鸿章彻底镇压。
霸业根基的打造要精心
李鸿章秉承曾国藩的意见，兼收并蓄，从创建淮军开始突破人生，这是他精心打造自己霸业根基的开始。
李鸿章在京师供职期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再加上旧的封建压迫，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广西、湖南一带，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尤为剧烈。1851年终于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军农民大起义。1852年，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入湖南。1853年1月，太平军一举攻克武汉三镇。同年2月，全军顺江东下，水陆并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东南，清军望风披靡，不战而溃。3月，太平军攻占东南第一重镇南京，随即于此建都，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与北京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相对峙。早在太平军初起时，清廷鉴于嘉庆年间因用团练政策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奏效，就屡次谕令各省在籍大官僚兴办地方团练，以补官军力量之不足。截至南京被太平军攻占，先后奉旨兴办团练的地方共十省，被任命为团练大臣者计有四十多人。李鸿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旨离开京师，回原籍办理团练，也从而走上了他自己的强者之路。
李鸿章招募淮勇，乃系秉承曾国藩意旨。曾国潘意在“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他当时主要是打算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早在1860年8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的问题。咸丰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命令湖北派拨精兵即刻驰往。曾国藩认为“事多窒碍”，难以如愿，不如“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切实可行。这可以说是筹议创立淮军的先声。1861年12月，曾国藩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织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他并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
曾、李决定“创立湘勇新军”后，李鸿章特邀合肥团练中的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并请他转交致潘鼎新手书。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提右挈，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上书请缨，双方一拍即合，因而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1862年2月李鸿章所募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其中有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铭、鼎两营出于庐州团练，曾随六安绅士李元华转战多年。树字营亦为庐州团练，原系李鸿章父亲旧部，其父死后改隶李元华。庆字营原由合肥西乡解先亮组织，后为合肥知县英翰所收编，故称官团。李鸿章招募淮勇，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除上述四营外，还有张遇春统带的春字营。张遇春原是李鸿章在皖北办理团练时的嫡系部将，后改隶湘军，从唐义训转战各地，李鸿章奉命招募淮勇，张遇春重归其节制。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淮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当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远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后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将，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氏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同年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这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李鸿章组建淮军一事由于得到曾国藩的支持而较为顺利，但也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其一，军心不稳。据李鸿章幕僚周馥说：“时人多以江北巢县下抵浦口，数百里皆粤贼，重重守御，南京尚未收复，虑事不济，先许戎者，临时多辞退。”其二，缺乏统将。李鸿章供认：“各营官尚有可用之材，但无统将。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裨畀我。沅甫方伯终不欲东，俊臣（陈士杰）廉访以母老辞。独立无助，能不愧惧。”其三，粮饷不继。李鸿章致函吴煦说：“朝旨迭催起程，惟恐不速。弟亦急欲就道，无如水陆各军丝毫无可指之饷，行装难措，举步维艰。如蒙尊处分惠十余万金，发给弁勇一两月行粮，庶可早抵下游，共维全局。”他在写给李桓的信中表白自己“不得不专盼上海解济”的苦衷，然而“彼间屡逼寇警，商货顿滞，当事又摇摇欲动，辄无意迎馈我师，帅已两次具奏鸿章二月杪成行，其迟延之咎，固难独任矣”。
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因而湘军和淮军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其“营制饷糈皆同”。湘淮军改革绿营之制，略仿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分营立哨。湘淮军“以召募易行伍”，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于兵部的世兵制，从而改变了兵与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湘、淮军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后来，李鸿章对李宗羲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之所以“呼应较灵”，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使统领、营官、哨官成了大帅的私属，而弁勇也成了营官、哨官的私兵，“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全军只服从曾国藩或李鸿章，完全成了“曾家军”或“李家军”，其他省区的将帅固然指挥不了，就是清朝中央也休想对其直接调遣。
以“惩贪”为名整肃吏治
经过取得几次胜仗，李鸿章渐渐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便琢磨起如何整肃吏治，以使上海的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李鸿章刚到上海不久，就发现曾经担任江苏布政使、后来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是造成吏治败坏的祸首。当时，由王有龄一手提拔起来的署理布政使、苏松太道（兼管海关）吴煦、流亡上海的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芳，都是浙江人，他们相互勾结把持，形成所谓的“浙江帮”，控制了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他们手下还有一批贪官污吏和搜刮能手，其中以金鸿保、俞斌和闵钊为典型代表。如候补知县金鸿保，被吴煦任命为征收鸦片“义捐”的专员，一年仅明账收入就达80万两白银，暗账更不计其数。而他们一个月接济淮军的军饷才不过九万两，其中有五万两又要转拨给湘军。所以在李鸿章到来前的1861年的秋天，就有人在吴煦的道台衙门前画了一只大乌龟，俞斌是乌**，金鸿保是龟背，闵钊是心腹。在吴煦看来，他本来可以按着王有龄的路子，递升巡抚，是李鸿章抢了他的位子，所以抓着财权不放，伺机再起。李鸿章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愈加愤愤不平。他向曾国藩汇报说；“沪中十年来发公家财，惟吴（煦）、杨（芳）、俞（斌）三人，远近皆知。”其实，深谋远虑的曾国藩早就看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临行前就告诫过李鸿章：不去掉吴煦，权力不能统一，上海的事就办不好。所以李鸿章在隐忍和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下决心收拾以两吴一杨为首的“浙江帮”，而最好的理由就是从“惩贪”——即抓经济问题——入手。这并不是表明李鸿章自己有多么廉洁，而是关系湘淮集团的整体利益所在，不得不争。
李鸿章采取的是步步进逼的策略。首先，趁着虹桥初战告捷的声望，宣布“关厘分途”，把原来由吴煦一人掌管的关税和厘金分开，由李鸿章任命的幕僚、河南籍进士薛书常管理厘金，把帮助吴煦管理厘金的吴云免职，关税收入暂时仍由吴煦管着；接着，他要求吴煦“明定海关章程”，并把每一项收支都做出账目禀报。吴煦一贯挪用亏欠惯了，哪里报得出来，只好做花账，这样一来，正好进了李鸿章的圈套。一道弹劾的奏章，就轻而易举地夺走了吴煦把持十多年之久的海关大权。
而买办出身、把女儿嫁给洋枪队统领华尔的杨芳，看到李鸿章如此厉害，连忙自动请求辞去苏松粮道一职。李鸿章本来就看不惯他对洋人一味献媚的做法，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且很快就让自己的老同学郭嵩焘前来接任。至于吴煦留下的两块大印：海关道由黄芳接任，布政使由刘郇膏署理。这两个人先后当过上海县令，也算是吴煦的老部下。
黄芳一年前生病回湖南老家，病好后写信给吴煦希望能再给他安排一个美差，然吴煦没有理睬。李鸿章这一安排，纯粹是做给吴的其他部下看。刘郇膏是河南太康人，他当上海县令时，曾经对天盟誓不妄取民间一文钱，因而有着“刘青天”的美称，而且他和李鸿章有着更深层的关系，都是丁未科进士。李鸿章让他当江苏布政使，自认应该是十分放心的。在他看来，“刘、黄才虽短而无丝毫欺蒙”，忠诚是最重要的。
一年以后，黄芳病重，李鸿章又让浙江人应宝时代理海关道。应宝时是吴煦不折不扣的受业弟子，李鸿章看上他的原因，是他精于洋务，同时在雇轮船运送淮军来上海的过程中，出过大力。因此，除了金鸿保、俞斌和闵钊等少数吴煦的死党外，浙江士绅集团中凡是对李鸿章有利用价值的人，他基本上照单全收。即使是对两吴一杨，他也没有斩尽杀绝，而是狠狠地敲了他们一笔，让他们各家退赔数万到数十万两的银子，结果弄得他们倾家**产，而淮军的军饷则大大地充实了一票。
要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量
敢为天下先，是一个强者的基本姿态。李鸿章在内外颓败之势下，大胆地创新路——开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之先，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由李鸿章首开其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鉴于清王朝内忧外患频仍，有识之士积极提倡以“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在地方上积极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也最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胸襟开放、不拘成法；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在上海“华洋会剿”期间，有更实际的体会，他说：洋兵的“胆气”本“不及中国好兵”，惟恃有洋枪洋炮，所以兵少而强，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又说：“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正是出于上述动机，其所部淮军尽弃刀矛而改用洋枪洋炮。但洋枪洋炮的使用，需要日益增多的弹药。解决的办法，不外购买和制造。李鸿章在奏折中说：“臣军先后购觅西洋炸炮，每月操练攻剿，需用炸弹甚多，不能不添设制造局，分济供应。”又说：“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持无具。因就军需节省项下，筹办机器，选雇员匠，仿造前膛兵枪、开花铜炮之属，上海之有制造局自此始。”
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属，首先在松江办了一个洋炮局，制造炮弹铜帽等军品，此为上海最早的洋炮局。此后，他又命副将韩殿甲、苏松太道丁日昌，在上海办了两个洋炮局，再加上松江局，通称“上海炸弹三局”。前者雇用洋匠，并使用新式蒸气锅炉，用机器从事制造；后者全用中国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多用手工制造。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添置新机器，改为苏州机器局。以上几个洋炮局，除造炮弹铜帽外，还能制造短炸炮、前膛枪等军械，产品全部供应淮军，各局经费亦由淮军军需特别款内专案报销，实等于淮军附属的兵工厂。
1864年5月，淮军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鉴于原设三个洋炮局的设备很不齐全，便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得上海虹口美人旗记铁厂一座，并将其与原设在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为此，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同年，曾国藩派容闳到美国购置的新机器运到上海后，也由李鸿章奏请归并到该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随李鸿章迁到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亦由他接办，并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
以上几个制造局，以江南制造局的规模最大。该局以上海关的二成关税为底款，作为常年经费。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兴建新厂。后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拥有各种工厂十余座、干船坞一座。1867年年中，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该局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
从1868年起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止，江南制造局还制造了八艘轮船。
金陵机器局但局面不及江南制造局大，且其经费大部分亦由江南制造局分济，该局主要生产大炮，兼造枪、弹、火药，在1875年曾试制成发射65磅炮弹的大炮七门。天津机器局原是奕在直隶练兵，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利用津海、东海两关洋税于1867年开办的，分东、西两局，后经李鸿章改组扩建后，决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枪和克虏伯炮所用的子弹、炮弹及火药，以与江南制造局相配合。所有这几个制造局生产的军火，均供应南、北驻军（主要为淮军，其次是湘军），有时也调拨一些给其他省的军队。
李鸿章创办和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在它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许多省份，也都先后以“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相继设立了军火工厂。但这些工厂一般规模都较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只有广州机器局（1874年创设）、湖北枪炮厂（1890年创建）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这些军事工业，不论大小局，一律都属于官办企业，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计成本，不作为商品出售，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腐败现象，并且在生产资料和技术上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它们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就其使用新机器，雇佣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来说，这些军事工业已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也多少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弓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推行以学习西方技术为目标的富国强兵之策，19世纪60年代着重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起，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办起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事业来。
一是创办电报、铁路和轮船招商局。李鸿章认为，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不仅于“富国”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强兵”的必要手段。他说：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沿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为此，1872年6月，他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针对朝野因制造轮船糜费太重，建议暂停制造的意见，坚持主张非但兵轮船的制造不能停止，而且还应兼造商轮船，“以资华商领雇”。同年底，在他的主持下，委海运委员朱其昂负责，先行开办了轮船招商局（经营轮船运输）。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函中，说明设立招商局的目的，除了吸收本国游资和收回长江外海航运利权之外，还特别强调了以挽救中国军事上内外联络之缺陷。1879年冬，李鸿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间试架电线以通天津，为中国自建电报之始。是时英商已自香港设水线至广州，复欲循通商务口以达天津。至1880年已引通至上海之线，并自香港设陆线至九龙。而丹麦水线也从吴淞引至上海，且有延入内地之势。为杜绝洋商觊觎中国之利权，1881年，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募集商股，决定自建津沪陆线。同年，津沪陆线建成，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除沿海各要地间均已建成陆线外，内地各主要城市之间也陆续建立了电报联系。至于铁路的建造，由于遭到极端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展则十分缓慢。1874年，李鸿章会晤恭亲王奕，力陈铁路之利，建议先建清江浦至北京线，并请恭亲王奕向太后进言。奕虽表赞同，但不敢上陈，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1877年，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致书李鸿章，以其在英国目睹铁路之利，并获英人企图在中国建造铁路图说，力促中国自行创办铁路，以防洋人攫取中国之利权。李鸿章颇为所动，遂计划首先在开平矿务局自矿山至北塘修筑运煤铁路一条。该铁路筹备期间，因清廷惑于众议，命令停办。直到1881年，始批准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10公里铁路。此前，原直隶提督刘铭传亦奏请，以京师为中心，修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清廷令李鸿章妥议具奏。李鸿章在复奏中，对刘铭传的主张极表赞同，并向朝廷力陈铁路之兴，其大利有九，其中除列举了铁路在发展经济上的重大作用外，还特别强调了其在军事上的特殊意义。他说：“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过，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奏入，极端守旧势力纷起反对，内地筑路计划仍难以实现。有鉴于此，李鸿章只好以运煤为由，于1886年将开平煤矿原筑10公里铁路接筑至阎庄，共长40公里。次年，再从两端分别延至古冶和天津，这是中国修建成的第一条铁路。1890年，因东北局势日紧，改建关东铁路。至1893年修通了天津至山海关路段，后又向关外延伸了64公里。尽管建成的铁路为数甚少，但多少也增加了沿海军用运输的能力。
二是采用机器开矿、织布。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相继创办，原材料的供应，特别是煤铁的供应，就成为突出的问题。李鸿章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中土所产多不适用”，“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必须改变煤铁生产的落后状况。以产煤而论，因“无抽水机器，仅能挖取上层次等之煤，至下层佳煤，为水浸灌，无从吸净，不能施工”。铁的生产亦复如是，由于冶炼技术落后，多“粗硬不适于用”，而“西洋炼铁、炼钢及碾卷铁板等项，无一不用机器开办”。为此，在19世纪70年代初，他多次奏请采用西洋之器与法，开煤铁等矿。他说：“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不启，而坐愁饥寒。”“近来西人屡以内地煤铁为请，谓中土自有之利，而不能自取，深为叹惜。”“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须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1874年，李鸿章在直隶磁州试办煤铁矿，后因地方绅士反对，交通亦不便利，于次年停办。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在直隶滦州创办开平煤矿，兼炼钢铁。至1881年开平煤矿开始出煤，后因资本不足，炼铁停办，专办煤矿。至1894年，每日可产煤2000吨，年产达数十万吨，成为中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煤矿。1887年，李鸿章又派朱其诏创办热河三山铁铅矿。同年，又联合黑龙江将军恭镗创办漠河金矿，并于1889年开始出金，至1893年共产砂金达6.3万余两，成为仅次于开平煤矿的成功企业。至于采用机器织布方面，早在1865年，李鸿章购置上海美人旗记铁厂时就曾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1878年，李鸿章开始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因商股不足，久无成议。至1882年筹办稍有眉目，始正式上奏清廷，陈明设立该局之目的。他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国本乃可益固。”“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国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但在筹办过程中，因总办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投机一事暴露，曾一度停顿，后改由龚寿图接办，到1890年才正式投入生产。所用机器包括由英、美购置的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纺绽3.5万枚，布机530台，雇用工人约4000名。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然而1893年10月失火，全厂被毁。后由李鸿章派盛宣怀恢复，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
李鸿章从办军事工业，转向创办“寓强于富”的民用工业，说明他已认识到军事发展应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这在军事思想上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创办的这批民用工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尽管这批企事业未能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真正富强起来，并且由于它的垄断性，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一定阻碍作用，但是，在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之利权方面，这些企业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采用机器生产），又当然地刺激和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
为此，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旋即奉旨允准，乃推选上海近郡14岁以下文童，聘西人教习其外国语言文字。
1869年，该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至光绪初年，广方言馆除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外，还在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西文书籍近百种，其中自然科学类占47种，工艺军事类占45种，著名者有《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实用化学入门》、《海防新论》等。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于1864年即建议改革考试制度。他在致总署的信中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1874年，他又正式上奏朝廷，指出：“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据此，他向朝廷建议：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二是仿效西方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枪炮、化学，电气学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他的这个建议，毫无例外地遭到了极端守旧势力的斥责，攻击他“用夷变夏”，朝廷亦始终未予认真考虑。不得已，他只好在自己办的制造局中，附设一些技术学校或短期训练班，以培养技术人才。直到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始在朝廷的同意下，办了电报、西医以及一些军事学堂。
上述李鸿章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做法，体现了他“寓强于富”的治国才略。
坚持己见，处变不惊
李鸿章的个性中有坚持己见的一面，常处变不惊，这是因为他看到变法自强是大趋势，以此才能守住自己。
1896年10月21日，李鸿章单独来到圆明园，凭吊废墟遗址，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秋风乍起，吹起他零乱稀疏的白发：“我真乃老朽无能，至此颓败之境，大势已去；世事沧海桑田，新老交替，自然之理。伏枥之老骥，纵有千里之志，岂可驰骋疆场，一展雄风，廉颇已老，不如解甲归田，以颐天年，返朴归真，可谓得道。”
从圆明园回来后，李鸿章独居于贤良寺。公务闲暇之余，同亲信幕僚枯坐庭院，道古谈今，消忧解闷。时有两位公子围绕前后，亦觉老而有依。
在更多时间里，李鸿章独自默坐，回想其过去如火如荼之人生，壮怀激烈，感慨良深。
李鸿章深深感到，大清帝国也像自己一样老态龙钟，了无生机，已至强弩之末，已无回天之术，不禁对其前途命运时时充满忧虑之情。
百日维新期间，老于世故的李鸿章，没有公开单独上奏以表政见，其言行较为谨慎。而对同僚之密谈，同总理衙门及内阁集体议复之场合，他对变法中许多新举措，一般表示明显支持之态。其中有这么一段言论：
“康有为我不如也，废制之事，我要为数十年而不能为之事，他竟能为之，吾深以为愧。”
宫廷政变发生后，张元济见李鸿章道：“现今太后与皇上不和，中堂为国家之重臣，应出面调和才是。”李鸿章不同意。事后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
当清廷大肆屠杀维新变法志士之时，李鸿章却大胆指出“捕新党之谬”并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人士开脱“罪责”，对逃往国外之康有为、梁启超之安危深表关心。李鸿章对康有为寄予极大希望。但李鸿章尽管内心赞同维新变法，也只能暗地表明自己之态度，这虽是维护自己之策略，亦属万不得已。
李鸿章官场起伏沉升，其政治生涯虽无大波折，然他却巧于应付一切事变，其本性非常之圆滑而成熟。
李鸿章在慈禧太后面前，对康、梁及其他维新变法志士故作贬低之词，迂回周旋以达保护个人之目的。
他曾对慈禧太后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乃书院之书生，属市井讼师之类人物，无可忧虑。”
慈禧太后问是否有外国人做庇护，李鸿章认为外国人不知中国之情况，误以其国家志士以待之，故容留他们，然最终当识破其面目，至其时驱赶他们恐其不解其恨。
此回答一面避免牵连自己，一面委婉缓解慈禧太后对康、梁等人之仇恨，巧妙之极。
然而，当慈禧太后拿大臣弹劾之奏章对李鸿章直言不讳道：“有指控你为康有为维新党之人。”李鸿章亦处变不惊，立即镇定回答，他的道理是：“自己实不是康有为维新之人。至于光绪皇帝废与立之事，自己没有听说过。六部实应废除，如若旧法能使大清帝国富强，则大清之强即为不久之将来，如何要待至今日？如若主张变法之人即指为康党，则无以为己辩之词，自己实乃康有为维新党之人。”慈禧听后沉默不语。
此回答之语足见李鸿章实乃老练成熟之政坛人物，实乃聪颖、睿智之人。李鸿章深知慈禧太后最关心之事只是要知其是否倒向光绪为首之帝党一边，故极力申明其对“废立”之事“不与闻”，只谈变法自强。而变法自强之目的，无非是维护大清王朝，慈禧并不甘心大清帝国落后，被西方列强蚕食侵吞。李鸿章正因为抓住了慈禧心理，竟毫不隐讳自己为康有为维新党之人。
维新变法运动之后，李鸿章仍旧忧郁而不得其志。也许因其同变法之事有牵连，而维新派之后台为光绪帝为首之帝党。故李鸿章未得慈禧之重用，还连最后之闲职也免了。但李鸿章处变不惊坚持己见的做法，反映了他变法自强的强烈愿望。
想继续前进，需要积极解决问题
一个人只有充满自信才能有真正的人生目标，才能在艰难中仍充满希望地坚持，才能在风雨飘摇中稳住阵脚。
李鸿章是一个信念极强的人，他不相信一个人办不成大事，相信自己用“力”可以成就一生。即使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他也能顽强求生，牢牢抓住信念，变得越来越坚强，故他为铁骨铮铮之人。
任何人想要冲破人生的难关，打开成功的局面，都需要积极思考和自我挑战的品质。积极思考是一种对任何人、情况或环境所把持的正确、诚恳而且具有建设性的人生态度，同时也符合积极进取的思想、行为或反应。人生需要挑战，没有挑战的人生是平庸的。面对人生机遇，李鸿章下决心冲破艰难险阻，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他认为只要去闯、不计成败，就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1861年8月咸丰帝病逝，其子年方六岁的载淳即位，以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同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少保。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杀害和罢黜赞襄政务王大臣，夺取了清朝最高统治权。慈禧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任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随即宣布垂帘听政。慈禧、奕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进一步依靠汉族地主势力，任命曾国藩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节制自巡抚、提镇以下各员。
就在上游军情出现转机、曾国藩权势日益钜赫的时候，下游战局急剧逆转。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斗失败以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直捣杭州，威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地处东南前哨，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官绅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加强华尔常胜军实力；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他们效法春秋时被吴国攻破的楚国贵族申秉胥到秦廷痛哭求救的故事，于11月18日派法部主事钱鼎铭等乘外轮到达安庆。面见曾国藩呈递沪绅公启私函，并“缕述上海将怯卒惰、旦夕不可恃状”，声泪俱下，叩头乞师。曾国藩既顾虑上海“地僻远，即有急，声援不相达”，又深感手下“无兵可分”，因而未敢贸然应允。钱鼎铭探知李鸿章是曾国藩亲信幕僚，便登门拜访，并诱之以利曰：“沪滨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若弃之资贼可惋也。”李鸿章为之所动，帮助钱鼎铭等劝说曾国藩。11月2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因钱苕甫鼎铭来此请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当然，曾、李之所以决定出兵“救援江苏”，并非由于钱氏“情词深痛”，而是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实际利益的考虑。当时湘军正在西线顺江东下，威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就可以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豪富”，分兵援沪，既能控制饷源重地上海，保证每月可得白银十万两济军；又能谋取避处海隅、无所作为的薛焕的江苏巡抚桂冠。因此，曾国藩对领兵援沪的人选问题，作了周密安排，起初决定派其弟国荃前往，继而改为以国荃为主帅，辅之以李鸿章、黄翼升。不料，12月31日曾国藩接到其弟拒绝援沪的信，不得不派李鸿章先行。据说李鸿章“欣然以肃清自任。曾笑曰：‘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坚请赴申”。这种变化，为李鸿章创立淮军从而掌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了道路。梦寐追逐“驷马高车”的李鸿章自然喜出望外，以为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不过，李鸿章一面踌躇满志，一面又忧心忡忡。他既深知“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否利钝”实难预料；又害怕遭到同僚，尤其是曾国荃的忌恨。
淮军组成后，李鸿章选择了富庶的江浙作为其打开局面的起始点，但如何从安庆开拔到上海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两地中间隔着太平军控制的重心地区南京等地。李鸿章与曾国藩经过商议，最后决定“由水路东下，直赴上海”。1862年4月5日至6月上旬，李鸿章统率的淮军13营乘江浙官绅雇用的英国轮船由安庆顺江而东，躲过太平军的监视，分批到达上海。临别安庆前夕，曾国藩告诫李鸿章，要“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都可放在后面再去讲求”。他还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的缺点，特以“深沉”二字相劝，希望他成熟老练起来。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勉，沈葆桢、李桓则以“不要急躁”相戒。李鸿章对师友提出的忠告，表示要牢记在心，不负他们的厚望。
李鸿章到达上海不足二十天，就奉命于1862年4月25日署理江苏巡抚，七个月后又由署理而实授。再过两个月又由巡抚署理通商大臣。他在这时认识到，全力保住上海进而夺取苏、常，将太平军扫除殆尽，是淮军驻沪的最终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要着手解决好军事、吏治、筹饷和洋务等问题。他深感身负责任重大，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困难必定很大。但他下决心冲破“险阻艰危”，闯出一片新天地。正如他在从安徽到上海之前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我这次行动险阻艰危，必当样样碰到，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成败与否则不会去计较了。”
在淮军进驻上海期间，李鸿章重点进行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扩军备战。上海当时处于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强大兵力的紧密包围之中，李鸿章深感淮军仅有13营难以与之相抗衡，从而他把募勇添兵、扩军备战放在重要的地位来对待。淮军最初扩充营伍的方式，与湘军将帅回湘募勇相类似。1862年，张树声、吴长庆曾奉李鸿章之命回皖招募了树字一营、铭字两营、鼎字两营、庆字两营、开字两营，共计九营。但此举不仅遭到时人的非议，而且所募九营曾一度被曾国藩截留来作为防守无为、庐江之用。
此后，李鸿章采取了改编原有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将的方式，来达到扩充营伍的目的。首先，李鸿章着手将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五万人，本着“就地淘洗”、“择将而使”的原则，将那些“洋烟油滑之徒”陆续精简到三万余人。将留存的万余人采用湘军规制，重新编组：有的依然是由旧将统率原来的部队，有的另行委派统将。前者，有况文榜的“常”字营、梁安邦的“虎”字营、刘士奇的“奇”字营；后者，有郭松林的“松”字营。后来，奇字营和松字营成为了淮军主力之一。
刘、郭二人则成为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主要干将。其次，李鸿章除了将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统领的两淮团练编成淮军之外，还从皖省团练中添募了由李鸿章统领的亲兵营以及由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统领的“盛”字营和“传”字营。再次，李鸿章很重视对于太平军降众的收编工作。这之中，皖籍太平军叛将程学启发挥了重要作用。淮军从数量上而言，收编太平军降众远远超过了改编的防军。
李鸿章敢于及时寻找打开成功局面的突破点，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成功的人物并不是在问题发生以前，先把它统统消除，而是一旦发生问题时，有勇气克服种种困难。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完美要求必须折中一下，这样才不至于陷入行动以前永远等待的泥沼中，当然最好是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那种大无畏精神。